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的佳作。在四言诗的发展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突破了《诗经》的格局，为四言诗注入了新的活力。曹操之后，最为著名的四言诗作家当属嵇康。嵇康在曹操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四言诗的个体色彩，真正做到了人诗合一，艺术形式与作者心性融为一体。到了嵇康，四言诗已不是此前经学的代言，或者纯粹雅正形式的追求，而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诗体的选择。这就是前人评嵇康“不为风雅所羁”的内涵。尽管他在措辞方面也会借鉴引用《诗经》，但诗的味道却完全变了，变成了作者本人的口吻，而不是处处遵循《诗》的约束，不越雷池。这是四言的解放。有人问杨慎，曹操“月明星稀”、嵇康“目送归鸿”如何，杨慎回答说：“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杨慎的话不免迂腐，不过他的“后世四言”倒也称得上是的评。嵇康的四言诗虽有玄学的影子，如“手挥五弦，目送归鸿”、“齐物养生，与道逍遥”等，但因为嵇康为人梗概端直，品德高尚，既不屈从权贵，也不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所以嵇康的四言诗并不枯燥，而给人以清朗峻洁之感。如他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中的一首：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这首诗以《庄子》为宗，阐发自己甘愿淡泊名利、不为物累、远离世俗、返归自然的人生境界，传情言志，明理载道，处处透露出诗人的真性情，带有强烈的自我感情色彩。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嵇康的四言诗也是意象之林，极富画境，所以顾恺之曾经以嵇康的四言诗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并感慨难以画出“目送归鸿”的意境。还以《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中的另一首诗为例：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
以大自然富有生机的景物，传达出一种生命的喜悦和活力，这样的诗在《诗经》以后的四言诗中是不多见的。嵇康之后，最为著名的四言诗作家当推陶渊明，他的《停云》、《荣木》等篇历来受人称赞，刘克庄称曹氏父子、王粲及陆氏兄弟之后，数陶渊明四言诗成就最高，何焯也将陶渊明与嵇康并提，评为“秀绝”。但总的说来，陶渊明的四言诗复古的色彩更加浓厚，带有更多《诗经》的影子，他也似乎有意朝这方面努力。陶渊明的四言诗是古代四言诗最后的一抹璀璨余晖。
五、《诗经》确立了中国古典诗关注现实人生的传统
作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诗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在三千年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经》那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后世历代作家和诗人。而作为儒家的经典，它规范了后世文学的创作方向，奠定了中国古典诗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传统。
首先，《诗经》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诗经》中的诗篇都是短章，非常适合表现生活中的某一瞬间，如《汉广》、《卷耳》；或表现人物内心一刹那间的悸动，如《黍离》、《蒹葭》。为了宣泄感情或渲染某种氛围，《诗经》多用比、兴手法。正因为如此，《诗经》中叙事诗比例较低，抒情诗占绝对优势。即便有叙事的成分，也是为了服务于抒情。自《诗经》成为经典之后，又加上“诗言志”、“诗缘情”等诗学理念的助推，抒情诗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主流。
其次，《诗经》奠定了以“风雅”精神为最高追求的诗学旨趣。“风雅”既指温柔敦厚的诗风，也指反映现实、干预时政的政治情怀。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用世态度相符，也与汉代经学阐释的取向一致。汉儒以“美刺”说诗，重视发掘《诗经》的政治伦理价值，不仅影响了《诗经》阐释，也影响了后世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在后代的文学创作活动中，“风雅”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当文学变革之际，“风雅”更成为文学革命的旗帜。无论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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