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奇点糕 2024-01-22 10:34
芬兰赫尔辛基新儿童医院的Riitta Turunen及其研究团队利用芬兰全国性出生队列，探讨了母亲糖尿病和超重与子代CHD的关系。
先天性心脏缺陷（CHD）是常见的儿童先天畸形，是资源丰富地区儿童出生第一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先心病与死亡率显著上升、生活质量下降有关，据估计，2017年全球有近1200万人患有先心病[1]。
先心病的发病机制复杂，既涉及遗传因素，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母亲超重、孕前和妊娠糖尿病与后代CHD风险增加有关。但是，目前还没有大型研究在同一模型中同时分析母亲超重和糖尿病对后代CHD的影响。
芬兰赫尔辛基新儿童医院的Riitta Turunen及其研究团队利用芬兰全国性出生队列，探讨了母亲糖尿病和超重与子代CHD的关系，发现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277%有关，其中大动脉转位风险增加639%；母亲超重与子代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28%有关。[2]
研究发表在JAMA Network Open。
研究数据来自芬兰出生登记册，包括芬兰2006年至2016年出生的所有儿童及母亲，主要结果是儿童孤立性CHD，定义为诊断出1种或多种CHD但并未发现染色体畸变、综合征或其他任何主要心外异常。孤立性CHD根据解剖学特征分为9种：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其他间隔缺损、大动脉转位、左心室流出道梗阻、右心室流出道梗阻、肺静脉异常、胸动脉和静脉异常以及复杂缺损。孕妇BMI分为体重过轻（＜18.5）、正常（18.5-24.9）、超重（25.0-29.9）和肥胖（≥30.0）。
研究最终包括620751名儿童，51.0%为男性，10254名（1.7%）患有孤立性CHD（男性占比48.1%）。
在研究期间，孕妇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有所增加，而随着BMI增加，妊娠期糖尿病患病率从2006年的10.3%增加至2016年的19.2%，2型糖尿病患病率增加至0.3%，1型糖尿病患病率稳定在0.7%左右。
根据孩子的出生年份进行调整后，与母亲没有糖尿病相比，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303%有关，2型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87%有关，妊娠期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8%有关，而与母亲BMI无关。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中，母亲患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依然与子代CHD风险增加277%和92%有关。
亚组分析显示，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大动脉转位风险相关性最高，与无糖尿病相比，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大动脉转位风险增加639%有关，与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385%有关，与右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300%有关，与孤立性房间隔缺损风险增加403%有关，与室间隔缺损风险增加250%有关，与其他间隔缺损风险增加228%有关。
与母亲体重正常相比，母亲超重与子代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28%，母亲肥胖与复杂缺损风险增加170%、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24%、右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31%有关。此外，母亲体重过轻与子代肺静脉异常发生风险增加575%有关。
归因分析显示，在母亲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17.20%的子代CHD风险可归因于母亲糖尿病，在所有人口基础下，3%的子代CHD风险归因于母亲糖尿病，而母亲超重和肥胖不存在显著的归因风险。
总的来说，研究量化了母亲糖尿病和妊娠期超重或肥胖与后代CHD风险之间的关系，其中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CHD的相关性最高，且与大多数种类的CHD风险增加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母亲患糖尿病和BMI与子代CHD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这二者都是子代CHD的独立风险因素。这些结果表明，母亲患糖尿病和超重/肥胖具有不同的致畸机制。
参考文献：
[1]Zimmerman M S, Smith A G C, Sable C A,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J]. 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 2020, 4(3): 185-200.
[2]Turunen R, Pulakka A, Metsälä J, et al. Maternal Diabetes and Overweight and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in Offspring[J]. JAMA Network Open, 2024, 7(1): e2350579-e235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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