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智慧便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在古代，智慧不仅体现在个人的修养与道德上，更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策略与谋略上。现就着重探讨古代智慧中的为官之策与为人之道，揭示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智慧法则，以及如何将这些智慧应用于现代社会。
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有一位奇人冯道，历经四朝十代君王，世称“十朝元老”。“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后周显德元年，冯道病逝，追封瀛王，谥号文懿。”不难看出这位著名宰相的为官之道是多么的奇异成功。其实从冯道所著《仕胜经》就可窥见一斑，这部书是他关于为官心得，在封建官场中进则建功立业，退则保全自身的权谋典籍，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后世众多名人对《仕胜经》的评价“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
《仕胜经》共分十卷，在第一卷“修身”里讲到：在古代，没有我们现在理解的官职，人们穿着简朴的衣服，住在洞穴里，共同进食，共同睡眠，没有私人的财产。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人们开始有了私产。为了管理这些财富和资源，人们选举出贤能之人，设立了各种官职，用礼仪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用刑法来维持秩序。
官职，就是为了管理和约束。权力，就像是一把秤，用来决定奖赏和惩罚，解决纠纷，判断是非，区分善恶，检查和防止欺诈和混乱。管理、约束、引导和教化，都是为了寻求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如果官员不公平，民众就会感到不满，不满就会导致混乱。因此，社会平衡是维持天下治安和国家安危的关键，这是官员们必须时刻注意的。
对于官员来说，修养自己的品德是最重要的，所以树立德行是首要的，而建立功绩是次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修养自己的品德是根本，而建立功绩只是这个根本的体现。没有修养品德而能建立长久功绩的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孔子说：“我每天都要修养我的品德，这样我才能像君子一样，白天勤奋工作，晚上谨慎自省。”只有修养品德，才能确保不犯错误，功绩自然就会建立起来。
官员的德行包括忠诚、正直、清廉、勤勉。忠诚地服务君主，正直地追求真理，这是最基本的。在忠诚和正直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清廉、勤勉，并建立功绩。所以说，想要建立功绩，必须先树立德行。
然而，仅仅树立自己的德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树立全社会的德行。仅仅修养自己的品德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修养全民的品德。因为树立自己的德行只影响一个人，而树立全社会的德行则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社会就会得到治理。
没有德行却追求功绩，只是为了名声的人，可能会失败，或者成为遗臭万年的恶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
然而，有德行的人一定能建立功绩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官场上，除了修身养性，还需要策略和手段。做官就像是用计谋，就像军事上的诡道。人心有忠诚和奸诈之分，事情有正确和错误之别。就像周公忠诚却被诽谤，屈原忠诚却被放逐，比干被挖心，箕子只能装疯。这些人都是有德行和忠诚正直的人，但如果他们没有策略和手段，就难以保全自己，更别说建立功绩了。
而且，事情的完成，功绩的建立，往往需要用曲线的方法达到直接的目的，用相反的方法达到正确的目的。唉，治理国家真是难啊。我每当回顾历朝历代的得失，总是感到惋惜和叹息。国家的灾难，民众的危险，都是因为政治的错误，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命运。
第二卷是“明察”，指的是对时势的洞察和判断。了解时代的特点和形势的发展，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因为事情有真伪之分，人有忠诚与奸诈之别，言语有虚实之差，道理有曲直之辨，这些都必须仔细观察和分辨。
通过观察和分辨，我们才能判断真伪，区分忠诚与奸诈，辨识言语的虚实，确定道理的曲直。观察就能明白，不观察就会迷惑；分辨就能明白，不分辨就会迷惑。
然而，极大的伪装可能看起来非常真实，极大的奸诈可能看起来非常忠诚。通过华丽的辞藻和深入的表达，虚实难辨，曲直难定。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观察，深入分辨。如果观察不仔细，分辨不深入，就会混淆是非，把假的当成真的，把奸诈的当成忠诚的，把小人当成君子，就像把杂草当成兰花，把鱼目当成明珠，鱼龙混淆，黑白颠倒。如果以此用人，事情就无法成功；如果以此判案，就会产生冤案。
因此，明察的关键，首先是要审视时势。时势，就是发展的趋势。把握住了时势，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失去了时势，事情就会失败。善于治理的人必须先把握时势。
然而，有时势相同而事情不同，有时事情相同而时势不同，因为时势的变化而适应事情的发展。理解时势并灵活应对，这是治理的方法。
知人善任是第二点。事情的完成，功绩的建立，关键在于得到人才。然而人才有优劣之分，就像马有良马和劣马之分。自古以来，以奸诈冒充忠诚，以虚假冒充真实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用华丽的辞藻装饰，用虚假的言辞夸大，就像浮云遮住太阳；外表像金玉，内心却像破烂的棉絮。那些外表忠诚而内心奸诈的人，常常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混淆他人的视听。所以圣人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的是不了解别人。不担心外部不了解内部，只担心内部不了解外部；不担心下级不了解上级，只担心上级不了解下级。”观察他们的言辞和行动，才能算是真正的了解。
言辞是一面，行动是一面。言辞和行动一致，就像外表和内在一致。诸葛亮说：观察他们的来往，考察他们的进退，听他们的声音，看他们的眼神。如果他们言辞美丽而行动恶劣，这就不足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观察：或者用是非来考验他们的志向，或者告诉他们祸患来观察他们的忠诚，或者用利益来测试他们的廉洁。
古书上说：人心不同，就像他们的面貌一样。治理的关键在于了解上级是否明智，观察下级是否贤能。
上级明智，就事奉他；上级不明智，就离开他；下级贤能，就使用他；下级不贤能，就辞退他。
兼听则明是第三点。魏征曾劝告唐太宗，要兼听则明。兼听，就是集合众人的意见，正面和反面的都要听，选择好的意见采纳，选择不好的意见放弃，这样就能明白事理。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吸取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这是最好的办法。
因此，善于观察的人能够从微小的迹象看出大的趋势，从细小的事情认识到重大的意义。
了解善恶，然后才能任用贤良；明确时势，然后才能知道进退。
想要消除祸害，必须揭露奸诈。在别人行动之前就能洞察他们的意图，后发制人，以此治理国家，才能无所忧虑。
第三卷“远猷”。天下的事情，有些是可以去做的，有些则是不可以去做的。去做那些可以做的事情，这是智慧。去做那些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是出于义务。
管仲辅佐齐国，最终成就了霸业；屈原忠诚进谏，却自沉汨罗。因此，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然而，事情的完成，功绩的建立，必须等待那些有作为的人，而且必须是有作为的人。
有作为的人，一定会深思熟虑，深谋远虑，这就是所谓的深谋远虑。深谋远虑，就是思考和计划得长远和深入。
因此，刘备三顾茅庐而最终三足鼎立，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而天下安定。这都是因为明君能识别人才，而臣子能深谋远虑。
诗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追求利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但智者不会因为眼前的小利而失去长远的大利，不会因为近在咫尺而忽略了远方的目标。
因此，深谋远虑，以远见卓识为前提，必须顺应天时、地利和人和。顺应天时，就是要明白形势；利用地利，就是要把握时机；依靠人和，就是要顺应人心。
视野不远大，计划就不会深入，计划不深入，事情就难以成功。作为官员，不可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对国家要深谋远虑，对个人要考虑周全。计划确定之后再行动，就能够取得完全的成功。
第四卷是“雅量”，讲到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拥有雅量。
孔子说：“君子心胸开阔，小人经常忧愁。”雅量的有无，是用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贤能之人和不肖之人的标准，对于做官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雅量，就是忍耐、坚定和冷静。能够忍耐，就能够自我安定；能够坚定，就能够自我尊重；能够冷静，就能够自我驱动。张良捡起鞋子，韩信忍受胯下之辱，这就是他们能够灭秦破楚的原因。
面对危险不慌乱，处于变故不惊慌，把富贵看作草芥，这就是谢安能够全身而退、击败敌人的策略。
进退自如，如同闲云野鹤，把天下重任担在自己身上，身为平民却能建立卿相的伟大事业，这就是李泌能够兴盛唐朝的方法。
士人应该以见识和气度为先，胸怀天下之志，雅量自然就在其中。
孔子在陈蔡受困时仍能自在地演奏音乐，嵇康在朝市被刑时仍能镇定自若地弹琴。
现在天下的官员，有的人像苍蝇一样忙碌，窥探上司的意图而逢迎；有的人用文章书画，在士林中装点自己的博雅，这些都不足以称道。
第五卷“事上”，事奉上位者，必须以忠诚、谨慎、恭敬和勤勉为原则。事奉上位者就如同事奉君主和父亲，哪有的事奉君主和父亲不尽心忠诚、谨慎、恭敬和勤勉的呢？
如果君主或父亲有过错，未曾不能劝谏、委婉地提出、用比喻说明，必须使其明白后才算达到目的。上位者不可欺骗，欺骗上位者就如同欺骗君主和父亲。哪有用花言巧语和媚态来掩饰君主和父亲过错的人可以说是忠诚的呢？
而那些夸大自己的功劳，隐瞒上位者的过错的人，当然不能被称为良善之人。
至于那些曲意逢迎，以谋求官位和俸禄的人，这种期望再大不过了，如果不是奸佞之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用这种方式事奉上位者，哪有不身败名裂，被后世耻笑的呢？
周公接受武王的遗命，辅佐成王治理国家，天下人心归附；诸葛亮接受先主的临终托孤，事奉后主并征伐魏国，竭尽心力。虽然时代不同，形势有异，但忠诚的心是一样的。这两个人，不欺骗君主，不过分超越人臣的礼节。以忠心事奉上位者，树立了万世的楷模。
忠诚，是事奉上位者的根本，但忠诚，关键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名声。忠诚正直的臣子，连死亡都不怕，何况是权臣的威势呢？
秉持天地的正气，建立不朽的功业。大智慧看似愚笨，大辩才看似木讷，最大的忠诚是纯洁的，察觉上位者的过错而不触犯，了解上位者的喜好而不趋附，保持自身的正直，最终不会陷入危险。
因此说：事奉上位者要忠诚，对待事务要勤勉，不居功自傲，不重复犯错，明白时势，知道进退，即使不能建立不朽的功业，也可以被称为贤人。
第六卷“御下”，管理下属，应当以宽厚仁爱为关键，同时辅助以严格。仁爱而不失其原则，宽容而不失其法度，严格而不失其言辞。
明确是非，公平赏罚。恩威应当相互配合，功过应当明确区分，以此管理下属，哪有不服的道理？
用恩德来树立德行，用威严来服众，用奖赏来激励功绩，用惩罚来禁止过错。恩德少则下属会抱怨，威严少则下属会骄傲；有功而不赏则会引起怨恨，有过而不罚则会使人懒惰。小错不惩则会积累成大过，小善不扬则会失去大善，危害是巨大的。
管理下属也有策略。必须以诚相待，用道德引导，施以恩惠，用礼节规范，用策略指导，用利益诱导，用威严震慑。然而，这些方法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化。
不迁怒于人，不受谄媚，保持正直和中立。
体恤下属的境况，身先士卒。宽恕小过，提拔贤才。管理下属莫过于平等对待，有功则推让，有过则承担，这样下属无不心服口服，争相尽力。
太史公有句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话非常正确，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第七卷“用人”，非凡的功业，必须等待非凡的人才。因此文王寻访到了姜尚而使周朝兴盛，昭王任用乐毅而使齐国破败。
非凡的人才不是随时都有，非凡的功业也不是经常出现。然而，实行仁义，推行教化，使国家安定繁荣，辅佐政治强化民力，不是贤能之才又是什么呢？古人说：“作为臣子，以推荐贤能为功；作为君主，以使用贤能为功。”
但是，贤能之才，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识别，必须等待善于辨识的人来考察。而众口铄金，贤能之才与不肖之徒，因此难以辨别。
张良谋略安定天下，刘邦言听计从。韩信、陈平最初侍奉项羽，他们得不到任用，而刘邦能够使用他们，足以破楚兴汉。
范增的谋略虽然不足以安定国家，但也可以保证无虞，而项王最终不能使用他。汉室采用陈平的计策驱逐范增，而楚军只能凭借匹夫之勇。
然而，善于用人的人，必须善于识人。不担心天下没有贤才，而担心没有识别贤才的人。
了解他们的短处和长处，然后可以避免他们的短处而发挥他们的长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才则能安定天下，小才则能利于民生。
至于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本来不值得录用，但孟尝君能够使用他们，也可以全身而退，最终摆脱危险。
因此，善于用人的人，不必考虑亲疏贵贱，而应唯才是用。也不可以因为小瑕疵掩盖其美德，因为小过失而失去其贤能。
因此，使用人才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贤能，了解他们的贤能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了解他们的贤能却不用，或者用了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那么贤能之才与平庸之才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八卷“守身”，引用《诗经·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没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终的。因此，保持自己的品德和行为，是应该经常做的事情。
保持自己的品德和行为，应该像处女一样纯洁，以德行和操守为重。世事多变，财富和地位也不是永恒的。因此，做人应该谦逊，从政应该清廉，做事应该简洁。正直地对待内心，廉洁地对待自己，忠诚地侍奉君主，宽厚地对待下属。
不自夸而天下没有人能与之争斗。深思熟虑，少说话，有所作为但不依赖它，功成而不自居，知道事物的常理并保持自己的品德，这是高尚的。
福气和灾难没有定数，怎么能预知？事物达到极点就会衰败，这是事物的常理。韩非子受到秦王的赏识，却被李斯诽谤；孙膑被魏侯欣赏，却被庞涓诋毁。这两个人都没有过错，却因为才高而被猜忌。
才高则诽谤随之而来，功成则毁谤随之而来，只有智者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因此说，功绩不可自居，才能不可自恃。自居功绩和自恃才能的人，处境危险。因此应该经常保持警惕，就像站在深渊边，踩在薄冰上一样。诗中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智者不会忽视细微之处。长期享受富贵，灾祸积累成山，富贵而不骄傲自满，这是高尚的。
保持谦逊，隐藏自己的不足，不自夸才能，不炫耀自己的能力。
诸葛亮说：“范蠡以放弃高位为高尚，虞卿以放弃宰相为功劳。”进退有据，取舍有度。功高而不自居，功成而身退，这是保全自己的妙计。
第九卷“谋略”，指出谋略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上位者来说，谋略可以用于治理国家，对于官员来说，谋略可以用于建立功绩，对于普通人来说，谋略可以用于保全自己。文王通过咨询姜尚建立了王道，横公通过任用管仲而成就了霸业。因此，君主不能没有谋略，君主没有谋略就会失去国家；臣子不能没有谋略，臣子没有谋略就会失去官职；普通人不能没有谋略，普通人没有谋略就会失去自身。
因此说：军队不在多而在勇猛，将领不在勇猛而在谋略。霸王可以拔山举鼎，勇猛地夺得三军，但最终在垓下失败。汉高祖刘邦运用张良、陈平的谋略，最终得到了天下。刘备拥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天下良将，但仍然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流亡，直到遇到诸葛亮，才三分天下，这是因为他有了谋略。
然而，谋略没有固定的方法，计策也不是单一的，关键在于一心一意。根据形势的变化，引导事情的发展，随心所欲。
战胜敌人的策略，关键在于了解自己和敌人。我们必须了解敌人，但也要让敌人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可以向敌人展示虚假的东西，也可以向敌人展示真实的东西，可以表现得强大，也可以表现得弱小。
面对强大的敌人，不可轻率进攻。应该避开敌人的锋芒，攻击敌人的弱点，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想要抑制敌人，必须先张扬自己；想要夺取敌人的东西，必须先给予敌人。深入谋划，然后慢慢实施。
上等的谋略是攻心，上等的智慧是使人服从。因此，攻下一座城池不如得到一个国家，战胜一个敌人不如多结交一个朋友。
然而，谋略也有其规律。权力不能玩弄，谋略不能依赖。如果一个人能够正直地立身，自然会有一种正义感在心中，谋略自然会在其中。因此说，千变万化的智术，不如一心守正。
通过虚假的东西迷惑敌人，使敌人真假难辨。用鱼目混珠的方法，让敌人无法识别。
将敌人的计策变为自己的计策，将敌人的功劳变为自己的功劳。通过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君子会因为正义而感动，小人会因为利益而招引。在别人抛弃时，我选择接受；在别人压制时，我选择提升。
挫败敌人的锐气，解决纷争，与光同尘，保持中庸，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
第十卷“才辩”，点明才辩之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能够擅长这种技艺的人越来越少。古人凭借才华和辩论能力，或为国家谋划，或为求取官职，或向君主进谏，或为了保全自己，或为了联合他人，或为了阐明道理，他们的目的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说服别人。
因此，鬼谷子说：“如果说话不被人听从，那是因为辩论不明确。”辩论不明确，那么谋划就难以实施。何况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通过讽刺或者直接陈述，目的都是追求实际效果，而不仅仅是追求名声。如果君主不改正错误，最终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因此，用巧言来取悦君主，不如用忠言来告诫他；掩饰君主的过错，就是佞人。
古代有句话：“君主明智，臣子就能直言。”然而，指出君主的过错，并不是说起来难，而是接受起来难。所以说：做一个忠臣容易，做一个贤臣却很难。忠臣为了名声可以牺牲自己；贤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功业和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固然不重要，但如果置君主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那就另当别论了。
优孟、东方朔等人，用比喻来劝说君主，而不是直接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是明智的做法。
因此，辩论应该理直气壮而语言委婉。言辞激烈、气势汹汹的人容易激怒君主，只能留下忠诚正直的名声，对实际问题没有帮助。像唐太宗那样能够接受直言进谏的君主很少见，而魏征正好遇到了这样的君主，所以能够成就大事。如果遇到昏庸无能的君主，那就危险了，所以忠臣们需要小心行事。由此看来，辩论能力有高低之分，但辩论也有其技巧，做官的人不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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