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叫作《同意》的书中，法国出版人瓦内莎·斯普林格拉讲述了自己14岁时和50岁的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之间发生的一段畸形关系。
书里，她的名字是V，他被简称为G。在他们的关系中，G是诱捕者，V是猎物。最初，V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G疯狂的示爱使V很快就认定，他们之间拥有崇高且独一无二的爱情，一个14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更何况，她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G在当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因此，G轻松地拥有了V的身体，也一再试图控制她的思想。直到有一天，V终于发现，“爱情不分年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G是一个系统性地收集少女并享受涉及儿童的性旅游产业的掠食者。在这段关系中，她所面对的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是谎言和操纵。
V想要逃离并不容易，因为G的纠缠远不止于不停地打电话、写信或者在学校门口等V放学。在V的16岁到25岁间，G不断地出版以V作为人物原型的小说，出版V在14岁时写给他的信……凭借写作的权力，他将V塑造成了一个被忌妒吞噬、情绪不稳的女孩。V不断地被人认出，却无力辩驳。她说：“对于他的读者来说，那不过是一些词句，是文学创作，而对我来说，却是崩溃的开始。但相比于文学大师的著作，一个不知名少女的人生又算得了什么？”V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都受到了精神疾病的困扰。
对V来说，更为复杂的痛苦是，她不断地陷入自我怀疑的处境——在她和G的感情关系中，曾经的她并没有表示拒绝，G的很多行为都经过了她的同意。她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心甘情愿投身其中的同谋。很多年，V都觉得自己如笼中困兽一般，脑海里满是谋杀和复仇的戏码。终于有一天，她看到了出路，那便是让猎人掉进他自己的陷阱：将一切都写进一本书里。因为只有写作，能让她作为一个主体，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
《纽约时报》形容《同意》的出版“像一枚燃烧弹，向法国的脸上掷去”：它使检察官对G展开调查。此后，G与三家出版社的合作被终止，终身津贴被取消，法国政府宣布将性同意年龄设定为15岁，这意味着无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否同意，一个成年人都没有资格与之发生性关系。此前，法国没有法定的性同意年龄，虽然法律禁止成年人与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但法律也接受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同意接受性行为的可能性。近日，《同意》中文版出版，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基于这本书的书名，能不能首先谈谈你对“同意”的理解，什么才能算是真正的同意，或者性同意？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同意”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契约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与某人达成协议时，也会涉及它。这个概念也体现在亲密关系中，特别是在性关系中。热纳维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Fraisse）这位法国哲学家很恰当地将同意定义为“能够说'好’的能力”，它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自由与双方平等。要想自由地表示同意，就不应受任何形式的胁迫，为此，这个人必须处在一段相互平等的关系中。不平等关系中的同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例如，在一个下级和一个对其事业发展拥有一切权力的上级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均衡的关系；一个捉襟见肘的人与一个生活富足的人之间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一个儿童或青少年，面对一个成年人，双方更不可能拥有一段相互平等的关系。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说“好”首先意味着这个人也能够说“不”。这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但却是最根本的。有时我们说了“好”，但这实际上却意味着我们在向对方的欲望或意愿妥协，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样的就不是“同意”。一句“好”并不总是意味着这是一份自由的、知情的同意。
三联生活周刊：《同意》这本书出版后，法国国民议会将性同意年龄设定为15岁。相比此前法国没有法定的性同意年龄，这普遍被认为是一场胜利。你认为，在此之后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胜利之处在于，我们引入了一个自动触发的“同意概念不适用”（non-consentement）的门槛。这提醒了成年人应当注意法律所规定的限制。无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否同意，一个成年人都没有资格与之上床。但是不应忘记的是，15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会遭遇各种形式的权力滥用。父母、教师、教育工作者、医生、牧师、体育教练，或者仅仅是一个代表某种权威的、与家里走得近的朋友，他们都对未成年人具有一定影响力，可能利用这种优势地位从一个尚未成熟到能够意识到自己正被人控制摆布的年轻人那里获得性方面的好处。因此，法律必须设定界限。在法国，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被设定为15岁，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即允许被起诉和拘留的年龄）被设定为13岁，民事成年年龄（即有权投票的年龄）被设定为18岁。也许应该把这些不同的法定年龄概念协调起来。同时，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教给他们“性同意”的概念。在法国，这方面的工作是从初中开始在课堂上讲授的。尽管谈论这件事非常微妙，但让年幼的小孩懂得任何成年人——不管是谁——都必须尊重他们的身体完整性，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决不能害怕给孩子们提供保护自己免受性侵犯的手段，因为性侵犯行为并不少见，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终生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很多左派报刊和知名知识分子公开支持、主张过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80年代，你的成长环境深受这种观念影响，能不能具体说说？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那是一个拥有极大性自由的时代，一直持续到艾滋病的到来。在这一时期，少部分也是恋童癖罪犯的知识分子乘虚而入，利用这种巨大的自由度，把他们的病态取向说成是一种简单的性取向，与同性恋相提并论。但这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同性恋并不是罪，它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但在那些年，人们对当时所谓的“恋童癖”（字面意思是对儿童的喜爱）特别宽容，特别是当它发生在一个艺术家，即一个不受普通道德规则约束的人身上的时候。人们将其视为艺术家迷人的、反叛的一面。仿佛艺术家有权做他人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我还认为，在那些年里，人们投射在未成年少女身上的“性意味”强烈了很多，因为成年女性赢得了很大一部分的女权主义斗争，不再允许他人对自己这样做。此外，从那个时期开始，离婚也变得稀松平常起来。因此，软弱的男人倒向了年轻少女，她们比成年女性更温顺……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到，30年后，当时刊登过这些内容的媒体相继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段经历也让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到后悔。据你所知，相关的反思是因为什么契机，从什么时候，或者是从谁开始的？你认为，这种反思在当下的环境中依然被非常迫切地需要吗？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我认为转折点出现在90年代，当时一些不堪的恋童癖犯罪案件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杜特罗案（l’affaire Dutroux）以及之后的欧特罗案（l’affaire d’Outreau）。人们对恋童癖犯罪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它不再被纵容。而且，人们也不再将其与同性恋混为一谈。但直到2019年，人们才真正讨论起了几十年来天主教会内部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性侵犯行为，而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把学校教师送进监狱，比把神父送进监狱更容易。毫无疑问，这种反思仍然是必要和紧迫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今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其中包括家庭内的性侵犯。我们也需要为这些有着病态取向的人提供更好的心理帮助，因为在对其他儿童犯下这些罪行之前，他们自己往往也曾是受害者。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毫无避讳的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书中有一句话：“爱情不分年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我想说的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14岁的女孩在遇到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后，和他结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在我的祖父母那一代经常发生，当时妇女没有工作，在经济上依赖家庭，然后是她的丈夫。与年纪更长的男人邂逅可能使一些年轻女孩得以逃离局促的环境，特别是能让她们从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中解脱出来。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真挚的爱情故事能在这两个人之间诞生，哪怕双方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但这样的故事，与一个系统性地收集少女并享受涉及儿童的性旅游产业的掠食者，是毫不相关的，我在这本书里所写的这位作家便是这样的人。然而，我仍然认为，应该由成年人来约束自己，并告诉未成年人，必须等到他（她）到了最低合法性行为年纪之后，才能与他（她）发生亲密关系。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说：文明的人是懂得自我克制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反思了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法律、权力关系等问题。因此，我想，在你的经历中，G并不是唯一的施害者，你的遭遇更应该被看成一场社会共谋。当你凭借写作，再一次置身当年的处境中时，有没有设想过，当时的自己是否有可能逃离开曾经的遭遇，是否有选择的机会？如果可以回去，你会给当时的自己什么建议？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你是对的，我认为我可能无法逃脱这段故事，原因有很多。在我父亲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后，我就有了被抛弃的感觉。但要和一个恋爱中的年轻女孩讲道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一般来说，青少年都喜欢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挑逗可与不可的界限。还是那句话，应该由成年人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界限，不去僭越。当时，有人警告过我要提防G这个人，以及他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我不想听。所以即使是事后回溯，我也不知道当时有什么是可以被纠正的。唯一一点是，我希望当时有一本像《同意》这样的书存在，如果我读了它，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骗了。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精神控制”一章写到，你最早感受到G的控制，是他强烈要求帮你写一篇作文。在你的书中，写作似乎始终是一种武器，G用它控制你，也用它遮掩自己的罪行，而你最终也是用写作反抗了G，揭开他的面目。经历这样的过程，如今，你怎么看待写作？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写作可以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这就是G曾经所做的，或者相反，它也可以是一种救赎之举，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如此。但我经常说，我不太相信写作有治愈的作用。当你能够去写的时候，你才会写作，为此你已经克服了很多东西：羞耻、痛苦、恐惧。今天让我着迷的是：人们告诉我们，如今的时代是屏幕在主导我们与文化的关系，然而我看到依然是书籍在持续改变世界，让人们不再冷漠，让道德和整个社会不断进步。文字的力量，写作的独特地位，是我们必须像宝藏一样珍藏的东西。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无论它是否蕴含着某种想要传递给社会的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提笔书写过去这段经历的时候，最初以及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我首先关注的是保护我的家人，首要的是我14岁的儿子。我不想让他因为我决心把过去写下来而受到伤害，或在学校里付出代价，或者觉得我的这一行为毫无羞耻心。后来我意识到，恰恰相反，他非常为此自豪。我也害怕这会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因为我在谴责一个我所从事的行业。但到了某一点上，写作成了必要，比我要冒的风险更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写作的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显然是描写与G发生性关系的那几页。要回忆那些时刻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时隔已久，即便是通过写作去回忆。事实上，在重读这段文字时，我仍然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有一次，我不得不公开朗读我没有事先选中的段落，我并没有坚持读完，因为这太痛苦了。
三联生活周刊：每个人回忆过往时都会无法避免地对记忆进行筛选和改造。你的书里有大量的发生在过去的细节和对话，在这样一部以“指控”为主旨的作品里，你怎么把握它们，才能使叙述抵达真实？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我找到了我十几岁时的所有日记作为参考。但也有一些故事，在我的脑海中依然鲜活，唉。此外，不幸的是，关于我们的关系G写了很多，某种程度上，当《同意》这本书出版时，这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幸运，因为我不需要证明我说的是真的，他早已承认了一切。但是，任何以自己的生活为文学素材的作家，都必须通过记忆的棱镜来重新组合事件。即使在现在，每个人都会主观地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应期望作家写出像生活报道、会议记录，甚至是警方报告一样的客观报告。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作家用感性和情感来打动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书出版之后，遇到了你所预料的攻击吗？据说，G写了一本书作为对《同意》的回应，否认了你书中的内容。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你怎么保护自己，需要如何自证和辩白？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老实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以为会遇到更可怕的攻击。惊喜之处更多来自读者和大部分法国媒体不可思议的支持。至于G的书——《瓦内莎病毒》（VanessaVirus），书名已经说明了他的可鄙。我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干脆不读它。不管如何，没有一家法国出版社想出版它，这本身就是对我的一种支持。没有人要求我为自己辩解。G的这本书被看作是他在自己其他书停止销售后为自己辩护，并赚得一些钱的可悲尝试。而且说实话，没有人读过它。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情愿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非虚构文学是否存在创作边界，有没有什么是不可书写的？把身边的人写入非虚构作品，在什么情况下，算是侵犯了对方的权益？什么情况需要征得被书写者的同意，而什么样的书写是属于写作者的自由？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对我这个编辑来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言论自由的限制首先是对仇恨，特别是对种族仇恨的煽动，以及为犯罪辩护。但是，许多法国作家写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自小说”（l’autofiction）的作品，也就是受自身经历启发的故事，其中描写了一些真实事件和真实的人，仿佛是一部小说，是虚构的。如果这些人是可辨认的、可识别的，那么不应跨越的边界就是对隐私的侵犯和对名誉的损害。你可以写其他任何东西，但不应该有任何对私人生活的刻画（至少，不应该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写），不应该有任何可能让他们受到伤害，或被证明是谎言的内容。但再一次，就我的情况而言，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G每年都会出版他的日记，在日记中他已经说出了我所写的一切。是我应该起诉他，只不过这些书出版的时候，我太年轻也太无知了，因而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是可能的。就他而言，他不能为这些自己早已讲述过的事情来攻击我。我个人认为，不应逾越的界限正是孩子。我们可以讲述关于我们伴侣的一切，一个作家的配偶知道他（她）极有可能有一天会出现在书中！但作家的孩子们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你必须等到他们成年后才能让他们成为你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而且你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的问题对于虚构文学来说呢？创作边界是否就消失了？从你的角度来看，写作者在虚构的创作中拥有绝对的自由吗？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确，正如我所说，自小说已经成为备受作者青睐的文学体裁，也非常受读者欢迎。看来，现实往往可以超越虚构！但这也不是很新鲜。在法国，自传性写作（des écritsautobiographiques）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蒙田、卢梭、普鲁斯特，这只是几个最著名的例子！至于小说家，如果你问他们，你会发现，即使在那些看似是靠纯粹的想象力完成的著作背后，现实也并不遥远……它只是经过了伪装。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甚至对创作者来说也是如此。作家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恰恰是我书中的主题。对法律的尊重必须应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这应该由出版方来保证。
三联生活周刊：《同意》出版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这段经历仍然影响你吗？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是的，这本书改变了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首先，由于它受到的热烈欢迎，它使我能够与人类和解。我能够看到，在对性暴力的认识方面，我们已经改变了时代。但是，一方面我对读者的支持感到欣喜万分，另一方面，收到这么多关于性虐待的讲述，让我感到非常沉重，重到无法承受。有一段时间，我感到筋疲力尽，不想再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了。于是我允许自己退后一步。我认为我已经承担了我的那份负担，现在我把它传递下去。我也和我的工作保持了一些距离，同样的，还有我的生活节奏。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而这使我能够重新恢复写作，这很美好。此刻，我正在写我的第二本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