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可选择性让你保持反脆弱
“理性的漫游者与观光客不同，他在旅途的每一步都可能导致他修改日程安排，这样他就可以根据新的信息制订计划……如果根据新的信息，该计划不再有效，那么漫游者也不会固守原有的计划。”
观光客却秉持着“目的论谬误”，先是假设愿景的完整性，然后将其缩入一个难以修订的计划。
我们应该更多地向漫游者学习，努力寻求并保持着选择权。选择权、可选择性能让你具备反脆弱性，从不确定性的积极面受益，同时也不会因消极面而经受严重伤害。
1．泰勒斯为什么能发财？
哲学家通常都被描绘为不谙世事，想东想西，照顾不好自己和家庭的穷鬼。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却以自己的成功投资，证明哲学家也可以发财。
故事是这样的：泰勒斯非常不满别人所说的“有能力的人从商，其他人研究哲学”的话，支付了一笔首付款，以很低的租金租用了居住地附近所有橄榄油压榨机的季节性使用权。当年橄榄大获丰收，对橄榄油压榨机的需求大幅增加，泰勒斯从中大赚一笔。
这个故事经常被解读为泰勒斯因为了解天文学，预测到橄榄作物在次年会丰收，借以说明知识的重要性。
其实，“泰勒斯仅仅是利用了自己对某种知识的缺乏，也就是不对称性的神秘特征”。他不必了解太多的天文学知识。他签署的合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期权，以付出很小的代价获得交易特权，即便橄榄没有丰收，压榨机需求并不旺盛，他的损失也不会很大，但潜在获益却很大。
泰勒斯做了一笔好买卖，他的期权合同相当便宜。“当不对称性对我们有利时，我们不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有一定的优势时，我们并不需要完全了解某一事物。可选择性带来的优势就是当你正确时，你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使你不必每次都正确”。
泰勒斯发财的核心奥秘是，他是哲学家，对财富其实不是太感兴趣，他即便破产，也不影响退回去重新当哲学家。这样的多样选择，使其不必对橄榄收成问题患得患失。
2．可选择性为什么重要
假如，你在一个大城市租住公寓，你拥有的选择权是：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租金也不会涨。你对此有选择权，却没有非要选择的义务。如果租金大幅上涨，房东不能给你涨房租；但如果租金显著下跌，你却可以马上搬走，需求性价比更高的公寓。
上文所说的这种好事很少出现，但可以说明，在拥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会增加选择权的价值。
可选择性、选择权的重要特性是，并不关心平均结果，只关心有利因素。一个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的作品如果只受到少数人的喜欢，但这些人会为之买单，要比大量人欣赏自己的作品却不买单更好。不喜欢作品的人数无关紧要，不存在买书、观看电影和艺术展览的对立面，这些作品的销售没有负值，作者具备一定的可选择性。并且，如果支持者中出现了所谓的“死忠”（热情又富有影响力），带来的帮助就会很惊人，例如，被很多人认为是疯子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就有罗素、凯恩斯等狂热的追随者，并因此带来“死忠”粉丝群体，这最终让维特根斯坦拥有教职、出版等选择机会。
如果你有可选择性，你不太需要智力、知识、洞见、技巧，也不必每次正确，你所需要的是避免做太不明智的事情，随后就能在有利的结果发生后乐享收益了。
3．可选择性与创新
法国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 Jacob）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选择权概念引入科学领域，创造出“试错”的概念。试错就是充分发挥可选择性的作用，允许犯小错误（反正代价可以忽略不计），却能获得大收益。
自然进化过程中也是如此。“大自然最美妙的特性就是，他在做选择以及为自己挑选最有利的东西时表现出的理性——进化过程就是试错，在试错过程中，不拒绝显著优于从前拥有的某种东西的事物。”
可选择性对于创新至关重要。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人就发明了轮子，却只用来给儿童当玩具，没有用到工程和农业生产之中。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摸索出可操作的蒸汽机，却只拿来娱乐。这两种原本可以更早带来生产力革命的工具，被耽误了漫长时间，原因就在于没有利用可选择性，开展试错。
随机性在两个层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明层面和应用层面。人们通常只重视、赞赏、青睐第一层面，对第二层面却重视不足。“有一类东西我们可以称为处于半发明状态，从半发明到发明要实现真正的突破”。
（画外音：史蒂夫·乔布斯没有发明电脑鼠标，也没有发明图形界面，却第一个将这些原本由其他公司或发明者提出的概念、工具组合为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乔布斯复出后“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品，包括iPhone、iPad等直接将用户带入移动互联时代的产品，核心技术、部件也不是苹果公司的发明，却由苹果公司实现了真正的突破。）
政府和大学不能有效推动创新的原因，“除了令他们盲目的理性主义外，还有他们喜欢寻找复杂的、耸人听闻的、有新闻价值的、有故事性的、科学主义的和宏伟的东西。”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Schumpete）提出的“创造性破坏”（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经常被解读为驱动创新的理论，这是错的。熊彼特和他的批评者（通常是学院派数理经济学家）都忽略了具有可选择性的反脆弱性的作用，其创新理论只会让创新停留在前述的发明层面。
相当比重的技术知识实际上来自于反脆弱性、可选择性的试错法。与创新有关的两类知识是，第一类不完全是“知识”，而是一种做事方法，通过否定、试错来确定范围，无法成文，凭借直觉及经验。第二类是平常所说的“知识”，在学校里学会，可证明，可形式化，可理性化。
我们常常高估第二类知识，即学术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却低估了第一类知识。我们很可能认为，技能和想法都来自于书籍、思想和推理，殊不知，它们实际上是通过反脆弱性的实践方法获得，或者是自然产生的（通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知道的。）很多人都认为，知识主要或完全是从高高在上的“科学”流向下层的实践——因此推导出推动创新、刺激经济发展的方法：“投资”基础研究，以获得回报来支撑更多的基础研究。
上述逻辑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比如原子弹制造，但在大多数领域，“学术确实有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实践，但却是以无意识的、非技术的方式进行的”。
你能想象，教师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吗？如果真有教师如此为之，当鸟儿飞起来之后，还会写出一个报告，证明鸟儿是听了他们的话飞起来的，形成一个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推论：数学→鸟类飞翔和羽翼扇动技术→鸟类会飞。然后再拿报告设立专门的飞行专业，得到政府为之拨付的研究经费。
给鸟类开设飞行课属于一种被称为副现象的因果错觉。
4．要懂得摆脱“证实谬误”
每当经济危机发生，贪婪就被当作罪魁祸首。贪婪的行为及当事人会受到猛烈批评。人们没有意识到，危机其实源自系统的脆弱性，将问题锁定为贪婪，注定无法解决问题。
副现象代表着人的一种“证实谬误”。“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区别恰恰在于对事件顺序的洞察，并在记忆中保留那种顺序。如果生活是向前的，而记忆是往后的，那么，正如叔本华观察到的，书籍会加剧这种效果……毫无亲身经历的人站在今天的时点上回顾过去，往往会在因果关系上产生错觉，主要是打乱了事件本身的顺序。”
（画外音：塔勒布之前的一本书《随机漫步的傻瓜》，被批评家、书评家解读出其中一些观念的出处，认为塔勒布之所以会有那些观念，肯定是读过那些书。这就是“证实谬误”在作怪。）
5．教育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吗？
1960年代，中国台湾识字率低于菲律宾，还低于阿根廷，但几十年过去，中国台湾却要比菲律宾和阿根廷富裕得多。致富之后的台湾，识字率才大幅升高。同样在“二战”后，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帮助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显著地提高了识字率，但生活水平却持续下降。类似的案例很多。
教育→财富和经济增长
财富和经济增长→教育
哪一个推定才是对的？
教育当然是有用的。但这种作用主要是对于个人而言的，即个人的教育投资可以增强职业选择时的可选择性。教育部门越大越复杂，对于国家来说，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普及教育，保障妇女等群体的教育权，是在保障和实现权利，但跟“促进增长”、“财富”不存在因果关系。
（画外音：上世纪80年代，在计算机大量进入华尔街之前，交易员，包括那些专门从事复杂衍生品交易、外汇交易的交易员，并不了解经济、地缘政治学、数学、货币等复杂知识，也不怎么阅读各类经济学报告；在计算机时代到来后，交易员换成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偏偏也不是熟悉金融业务的专家。）
6．理论的作用是如何被高估的？
反脆弱性的冒险，而不是教育和正式的、有组织的研究，促进了创新和增长，但在很多教科书和专著里，却将之归功于具体的科学家，以此贬低实践者的贡献。
（1）控制论
谎言：书本中记述，控制论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发明的；
真相：工程历史学家戴维·明德指出，维纳只不过阐述了在工程领域早就实行多年的反馈控制和数位思考的概念。
（2）建筑
谎言：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让人类具备了能力盖出从楼房到教堂等有着美丽几何形状的建筑；
真相：金字塔早于欧几里得和其他希腊理论家的正式数学思想。历史上的很多建筑大师并不懂数学。根据中世纪科学史学家居伊·博茹昂的记载，13世纪之前，整个欧洲不超过5个人知道如何进行除法运算。当时及之前的建筑师并不清楚材料力学，但不影响他们建造的建筑物大部分屹立至今。
（3）烹饪就是依赖可选择性的完美体现。烹饪大师基本上不懂食物对味蕾所能起到的化学作用，也没有运用任何的“认知基础”以从理论中推导出理论。我们也无法根据营养标签倒推食物的味道。
厨艺完全依赖于经验。其实，大多数领域都更像烹饪而不是物理学。
今天的医学，也保留的是学徒制的传承模式，理论科学仅作为背景知识。
学术科学无法预设计算机如何发展。事实上，学术科学是在一个不透明的环境中，受制于机会性的发现。计算机的发展史上写满了大学辍学生和早慧高中生的名字，每一步都充分显示出发展的自主性和不可预测性。
（4）古代中国的科学发展成就，曾长期领先欧洲等世界其他大洲。但因为中国在近代之前的几百年，不再拥有“欧洲人自由探索、改良改进的狂热”，没有人去试错，从而失去了率先拥抱工业革命的机会。
（5）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中的英雄，许多发明家是乡村教师，还有其他方面的业务爱好者和实干家做出了伟大贡献。最伟大的技术成果与科学研究无关，而是基于试错法和一心想改进工厂生产力及利润的熟练工匠，在实验基础上的经验性发展。
7．探索真理，需要具备更多随机性
儿童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提供无微不至照料的母亲。这样的母亲“会从孩子的生活中消除试错和反脆弱性，使他们远离生态模式，而将他们改造成按照既定的模式行事的书呆子”。他们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关于处理模棱两可情况的训练。
如果能够允许孩子漫无目的但理智地遨游在其随机学到的知识中，那他不上学也可能成为一个学者，而不会成为书呆子。他将通过随机性、混乱性、冒险性、不确定性、自我发现、非致命的挫折，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并且，孩子获得更多选择的可能，其成长更可能带给家长以惊喜。
六、非线性与非线性反应
1．脆弱性一般都是非线性的
非线性就是变量关系。一次喝7瓶酒，要比每天喝1瓶的危害更严重。每多喝一杯带来的伤害都大于前一杯酒。同样，让物品从30厘米高的地方落到地板上，比从2.5厘米高的地方落下造成的危害的12倍还严重。
“脆弱性一般都是非线性的，一件罕见的严重事件的影响将远超出较小冲击的累积影响”，这种冲击可以理解为“黑天鹅”事件、极端事件。
在金融市场中，每天发生的波幅为0.1%的波动数量至少是波幅超过10%的波动数量的10000倍，前者完全无害，后者的危害大于10000个前者的累积总和。
2．反脆弱性也是非线性的
“对于反脆弱性物体来说，在一定限度内，冲击越强，带来的益处越大，伤害也更小。”
举重练习中，如果最大负荷重量是100磅，一次举起100磅带来的好处，要比分两次，每次举起50磅的益处更多，更远远超出一次举1磅、共100次的益处总和。这里的益处是指增强体质和肌肉厚实度。
3．凸性效应和凹性效应
凸形曲线即曲线向外，像是噘嘴。
凹形曲线即曲线向内，像是微笑。
如果一个给定变化中的利大于弊，说明曲线就是凸性的；弊大于利，则是凹性的。
风险的凹性越大（微笑幅度越长），来自意外事件的伤害就越大。
凸性效应的最好例子是交通系统。以纽约的公路交通系统为例，从清晨到早高峰，每过一小段时间，路上的车会逐渐增加，但度过临界点后，每当汽车增加10%，拥堵会在原有基础上猛增50%。又如，欧洲的机场和铁路负荷很重，运作高效，以接近最大容量的负荷来运行，导致冗余和闲置容量很小，成本相对较低，但只要乘客数量稍微增加，以至于出现少量乘客滞留问题，就必须增加5%的航班或列车，因此会带来连环混乱。
凸性效应的核心问题是，一旦发生错误，会如滚雪球般不断放大，效应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也就是错误的方向。
4．为什么规模越大越脆弱
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都推崇“规模经济”的概念。但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规模却会让人受到伤害；在艰难的情况下，规模大并非好事。经过合并的企业，通常无法发挥预期的整合优势，顶多只能取得与过去收益持平的成绩。
2008年1月21日，法国兴业银行匆忙抛出700亿美元的股票，进行大规模的“贱卖”，重挫全球股票市场走势。此举给法兴银行造成近60亿美元损失。触发此事件的原因是，法兴银行员工杰洛米·科维尔不仅拿着公司资金冒险，还隐藏了风险敞口。
这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规模带来的脆弱性。如果有十家小银行，都有杰洛米·科维尔式的流氓员工，各自抛售70亿美元股票，损失就会非常有限，也不会引发全球性股灾。
在全球很多枢纽机场，许多航班都存在严重延误情况。少数航班可能早到，但早到时间一般很短。延误和早到的比例、时间明显不对称。
工程项目领域的大量案例都说明，项目规模增加将带来不良后果，很难避免项目延误，项目延误导致的成本在总预算中的占比会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规模越大，越脆弱。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心理偏见是低估世界上随机结构的背后原因——项目之所以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是因为原来的估计过于乐观。问题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低估，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人类，具有同样的偏见，美国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1年落成，位于纽约），英国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1851年落成，1936年毁于火灾，位于伦敦）等建筑却没有出现延误。原因是，帝国大厦、水晶宫等项目建造时，还没有电脑，零部件生产供应商隔得不远，供应链参与企业不多，建造者没有学过“项目管理”课程。“当时是一个比当今更线性的经济，复杂度也更小。而在当今社会，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非线性，不对称性和凹性效应更明显”。
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可以说是罪魁祸首。项目的成本超支大多源于电脑系统规划的工程”。
生态政策领域也是如此。一个大型污染源带来的污染，要远远大于10个不同来源所造成等量污染的总危害。全球化促成了集中化趋势的蔓延，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排放都大量增加。
七、否定法
作者主张的认识论的核心宗旨如下：我们知道的错误的事情远多于知道正确的事情，或者就脆弱/强韧的分类来说，负向知识（什么是错的，什么不起作用）在错误面前比正向知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起作用）更强韧。
因此，我们通过减法获得的知识远远比通过加法获得的知识多。
1．时间与脆弱性
反脆弱性意味着旧事物要胜过新事物。时间更了解事物的脆弱性，并在必要时毁掉它。人们应努力破除新事物狂热症，要认识到新事物会带来脆弱性。
人们在预测（想象）未来时，会倾向于拿当下作为基准，然后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其他我们认为合理的事物，杜撰出一个根本不会实现的、过度技术化的未来场景。（画外音：几十年前，人们会想象21世纪的人们已经不用进食，可以通过生物能量源获取能量；今天的很多人想象不久的将来，学校会成为历史名词，人们都通过手机获取教育。这些都很荒谬。）
这其实是对未来缺乏判断力的一种标志。“我们不会通过中世纪的教科书来学习物理学或生物学，但我们还是会读荷马、柏拉图，或者相对现代的莎士比亚。”
“你将被迫重视能世代相传、能幸存下来的东西。”
新事物都具有脆弱性。技术的进化速度很快，天生脆弱的旧技术，很快会被淘汰。我们在使用技术扭转技术，但我们的生活目的和方式总体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一本新的畅销书的生命周期通常很短，但一本经典名著在未来还将有很长的寿命。“一个物体的强韧性与它的当前寿命称正比。”
2．为什么我们会高估新事物？
（1）人存在心理偏见。我们对变化的注意，远远多于扮演重要角色但不变的事物。我们对水的依赖要超过对手机的依赖，但因为水不会改变而手机一直在变，因此，我们很容易将手机发挥的作用想象得比它们的实际作用更大。还有，我们会忽略新技术、新事物的应用往往都不长久，还没有经过时间验证。
（2）我们忽视了新事物的脆弱性。技术驱动型的现代化事物会不断升级，推陈出新，我们通常会很快厌倦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断寻找升级版。新事物因而很快变“旧”，被我们所遗弃，这当然是脆弱的。
（3）我们没有意识到旧事物的强韧性。我们对古典艺术、老式家居等不归于技术一类的事物，会表现出持续的喜爱，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多数人的家庭晚餐，菜品的变化也不大。
3．活得长寿，但不要太长
很多人愚蠢地认为，主张回归自然就意味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人们误认为，过去的人们寿命真的很短。
事实上，“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是因为许多因素的结合：卫生、青霉素、犯罪率的降低以及医学进步。如果而今能够进一步降低医源性损伤，人们能够获得更长的寿命”。
当代社会还存在文明病，例如癌症、龋齿等现代疾病。近代和古代的人们，人均寿命不长，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在出生和童年时期就夭折了，有条件的预期寿命其实很长。
而今的人们要想获得长寿，应当（部分）效法古人，在生活中做减法，例如，遵循萨勒诺医学院的养生法则：愉悦的心情，充足的休息以及适当缺乏营养。增加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服用不必要的药物。
八、脆弱性与反脆弱性的伦理
1．不要对外转嫁脆弱性
“转嫁脆弱性造成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激烈”。政府雇员、学术研究人员、医疗机构、医药公司、收钱报道的记者等，都通过对外转嫁脆弱性来获取收益，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黄，言行不一，不承担受到损失的风险，不在游戏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险，这样做是不道德和不公平的。
社会应当鼓励投机性的冒险，甚至还应强制为之。因为投机性的冒险，冒险家自己需要承担风险。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长期鼓吹“地球是平的”，没有意识到，全球化（更大规模的全球经济、社会综合体）带来了更多的脆弱性，导致了更多的极端事件，需要大量的冗余来确保有效的运行。托马斯·弗里德曼因为自己的工作，获得了声誉和利益，却不必对畸形全球化运转承担责任，这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大自然和我们祖先的系统都是建立在惩罚措施之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永恒的免费选择权。我们应当效法大自然、祖先，重构伦理。
2．警惕事后诸葛亮
事后诸葛亮总是在事情发生后进行解释，以确定的事实结果，再寻求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并宣称自己预测到了这些事件。其观点、理由对于社会存在很大危害。
3．向小公司和手工业者学习
“除了毒贩之外，小公司和手工业者卖给我们的往往是健康食品，那些似乎是自然的和我们自发性需要的东西；大型公司可能做的却是批发医源性损害的生意，赚走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带来伤害。”
当然，也有例外，一些企业有着手工业者、艺术家的灵魂。
手工业者的另一个属性是，营销宣传中的欺骗性成分较低。这都值得学习。
希腊人把世界分成3种职业——手工业者、武士和农民。希腊人鄙视那些远离其他人、躲在暗室里制作物品的工匠，这将导致手工业者变得狭隘，只关心自己的福利。
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定越来越复杂，专业人士越来越容易找到套利机会；行业、系统越复杂，法律法规、行业规则的字面意思与实质意思的差异也会增加，这带来了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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