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VC巨头星光黯淡
KPCB创立于1972年，并在随后20年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具权势、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90年代，在合伙人约翰·多埃尔(John Doerr)的带领下，KPCB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就投资了多家成功的公司，例如网景、AOL、亚马逊(微博)和谷歌(微博)。到20世纪末，KPCB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获得KPCB投资，这件事本身比获得多少资金更有意义，表明被投资企业有望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不过从21世纪初开始，KPCB的星光开始黯淡。在互联网的又一轮发展中，Facebook、Twitter、Zynga、LinkedIn和Groupon等许多公司脱颖而出，但KPCB并未在早期参与对这些公司的投资。而另一些更具开创性、更加专注的投资者名气也超过了KPCB，例如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sen)和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以及皮特·希尔(Peter Thiel)执掌的Founders Fund、合广投资、Accel Partners和DST等。
直到2018年，在着名华尔街分析师玛丽·米克尔的帮助下，此前错失多次良机的KPCB终于参与了这轮3.63亿美元的融资，Robinhood的估值顺势攀升至56亿美元。
走眼的后果可谓代价不菲，可对于这家曾经战绩彪炳的公司来说却成为了家常便饭。21世纪初，KPCB在面对Facebook等Web 2.0公司崛起时畏首畏尾。过去十年，KPCB和“慧眼识珠”渐行渐远。
02 内部问题严重
在投资不利的同时，KPCB还遭遇了风投行业中很少见的问题：性骚扰丑闻。KPCB的女高级合伙人鲍康如就性别歧视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
KPCB出现了分层，试图寻求资金帮助的企业家对此感触颇深：米克尔团队高高在上，而风投部门充其量排在第二排。斯坦福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伊利亚·斯特雷布列夫表示：“20年前，KPCB是风险投资的顶峰。如今，它却泯然众人矣。”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曾经如日中天的公司走到了没落的边缘。这说明传承有多重要，以及缺乏合格的继任者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即使有40多年的实战经验，百里挑一也不会变得容易。对于过去几年在KPCB发生的事情，公司的合伙人和守口如瓶的风投行业都没有兴趣讨论，至少没有留下相关记录。杜尔、米克尔和其他KPCB负责人都拒绝接受本文采访或置评。但KPCB的20多名现任和前任员工、KPCB基金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其他行业专业人士同样看到了问题所在，以及公司如何才能恢复昔日荣光。
03 投资巨亏
约翰·杜尔是这家公司20年来公认的王牌。杜尔曾是Intel的销售员，1980年加入KPCB，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公司的实际领导者。杜尔对Netscape、Amazon和Google的一系列投资大获成功，他也是众多科技公司中最锐意进取的董事会成员。在互联网时代，他鼓舞了硅谷士气。
杜尔的影响力很大，他将KPCB的投资重心从互联网转移到他看好的最新项目：可再生能源公司，他相信这将是下一波科技投资浪潮。2004-2009年，KPCB对54家“清洁技术”公司投资6.3亿美元，22位合伙人中有12人将部分或全部时间用于所谓的绿色投资。
KPCB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投资失败了。电动汽车制造商Fisker Automotive破产了，燃料电池制造商Bloom Energy从2002年接受KPCB投资到最终上市花了16年时间。在竞争对手投资数字经济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KPCB却只能在一旁鼓掌。Accel Partners成为了Facebook的早期支持者，Union Square Ventures是Twitter的首批投资者之一，Benchmark Capital在Uber成立初期通过投资获得了部分股权。
04 人才外流
杜尔看走了眼，也未能组建一支能够带领公司渡过难关的投资者团队。KPCB偏爱收集没有投资经验的名人，比如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是KPCB的“战略顾问”，前副总统戈尔也成为了旗下投资者。技术专家比尔·乔伊是Sun Micro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在KPCB担任过9年合伙人。
KPCB也有许多优质的年轻投资者，他们在公司年数不短，却没有机会晋升高层。其中许多人会是风险投资界的下一代领袖，但在KPCB则不然。21世纪初，史蒂夫·安德森在KPCB工作了4年，直到后来开始独立投资，他成为了Instagram的第一位投资者，而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Facebook收购。
初创公司估值达到十亿美元曾经十分罕见，“独角兽”概念首创者艾琳·李如今经营着风投公司Cowboy Ventures。特雷·瓦萨洛成功投资恒温器制造商Nest，她也创立了自己的风投公司Defy。
人才接连外流造成了两个问题：企业家们无法确定谁会留在KPCB提供帮助和指导，杜尔也不知道自己退休后公司会由谁领导。这不是KPCB独有的问题，但却十分尖锐。《创意资本》一书的作者斯宾塞·安特说：“对于风险投资公司来说，传承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往往过分关注特定的性格特征。有些人更善于放权。”在杜尔的印象中，继任者必须自带光芒，而不是仰仗KPCB的金字招牌。
05 消失的KPCB中国
KPCB已经入华10年了，虽然也投出了京东、启明星辰、宜信、融360、喜马拉雅、秒拍……等成功的案例，但是因为管理层变动，如今的KPCB中国已经不再开展新的投资业务。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凯鹏华盈没能活出自己，这或许是其衰退的根本原因。
2008年，凯鹏华盈管理合伙人周志雄首先离开，宣布成立凯旋创投，并在约翰·杜尔的同意下带走了他在凯鹏华盈投的7个项目。周志雄的离开与团队没有核心大boss有很大关系，“双核”模式使得凯鹏华盈在融资节奏上十分不一致，他与汝林琪虽然都是投资老手，但是风格差异很大，借用某LP的话“我不太看好你俩的长期合作，你们的性格都太强”，一语成谶；
同年，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徐传陞也宣布离开，加入了彼时刚刚进入中国的经纬创投中国基金，成为后者的第三位管理合伙人；
2009年，刚刚被升为凯鹏华盈合伙人的吴运龙也选择了经纬创投，离职之后再被问及凯鹏华盈的相关问题时，吴运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外资品牌VC，要在中国成功，首先要形成自己的文化，然后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至于有“中国主流VC界最早女掌门”之称的合伙人汝林琪，虽然没有正式的离职消息被爆出，但是她的确已经消失在大众视野很久了……
2017年，关于KPCB中国最后的消息是：创世伙伴资本成立。
硅谷时间表
1972年
KPCB成立。
1976年
KPCB对生物技术企业Genentech投资10万美元，该公司30年后以470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
1980年
曾在半导体制造商Intel从事销售工作的约翰·杜尔加入KPCB，成为一名投资人。
1994年
KPCB斥资500万美元收购了首款商业网络浏览器Netscape25%的股份，在其第二年上市时获得了4亿美元的回报。
1996年6月
KPCB购买Amazon价值800万美元的股份，Amazon于次年上市。
1999年6月
KPCB与竞争对手Sequoia Capital一起，投资1,180万美元入股Google，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风险投资之一。
2004年2月
在KPCB工作了十八年后，一般合伙人维诺德·科斯拉离开了公司，创办了风投公司Khosla Ventures。
2006年2月
KPCB成立了2亿美元的“流行病和生物防御基金”，专注于预防传染病大流行。
2008年5月
KPCB成立了5亿美元专项基金，用于对“清洁技术”的后期投资。
2010年11月
玛丽·米克尔宣布离开Morgan Stanley和华尔街，加入KPCB，管理价值1亿美元的数字增长基金。
2012年5月
爱伦·鲍起诉KPCB性别歧视。尽管后来败诉，但公司的声誉在公开审判中受到严重损害。
2016年3月
杜尔成为KPCB董事会主席。
2016年6月
KPCB为其第三支增长基金筹集10亿美元。
2017年8月
马蒙·哈米德离开Social Capital加入KPCB。
2018年9月
KPCB宣布拆分早期和成长期基金。
2019年9月
米克尔离开KPCB之后，计划为新公司Bond的首期基金融资12.5亿美元。仍然专注于后期投资，并将带走她的KPCB团队。哈米德、福斯曼和其他一小部分KPCB投资者正试图重建公司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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