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晶 祁斯韵
王十月，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无碑》、《米岛》等，小说集《国家订单》、《成长的仪式》、《安魂曲》、《开冲床的人》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文学作品被译成英、俄、西班牙等文字。美术作品及美术评论见于《美术报》、《中华画刊》等。
采访者：记者
受访者：王十月
他曾是从湖北来广东谋生的打工仔，却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从自由投稿到凭借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的写作历程听起来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湖北石首人，继《国家订单》之后，他历时四年写出了新作，长篇小说《米岛》。这回他写的不是打工生活，而是故乡。或许跟小说题材有关，他说新作受到了老乡的热捧，家乡的企业老板几十上百地买下这本书送人，并为身为作家的王十月感到骄傲。
我写作
经常反反复复地折腾
羊城晚报：长篇小说《米岛》的写作过程似乎不那么顺利？
王十月：这本书写到半路拐了个弯。因为找到叙事的腔调很重要，前面写了几个开头不满意，写到两三万字就废掉了。终于找到一个开头觉得不错，写到十五万字之后，才出现《米岛》开篇的那棵树，我一下觉得这棵树是非常好的叙事者。于是把前面的全部推翻，从头再写，后面写得比较顺一点。
羊城晚报：废掉那么多会觉得可惜吗？
王十月：不会，这些东西迟早会在你别的作品中以另外的方式呈现出来。一次成功的写作，肯定会有失败的尝试作铺垫。比如四万字中篇《寻根团》，事实上我写出来至少有19万字，我可能在写到五六万字之后，又删成一万字。我的写作经常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
羊城晚报：你对故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王十月：我到了城里，但从不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跟城里的生活还是有点格格不入。可事实上我热爱城市，我跟很多认为“乡村美，城市恶”的作家不一样，否则我不会到城市来。城市确实给人生长的空间更大，农村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可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可我回不去，我在那又没户口，又没有土地。
小说为什么叫《米岛》？米是中国人的主粮，农耕文明的象征。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反思工业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不可逆、不可阻挡的潮流，一直怀念过去没用。甚至写到环境污染时，我也不是一味批判。现在很多高污染的行业为什么存在？因为有存在的必要。手机上的塑料、芯片都是通过会污染环境的冶炼技术生产，现有条件下，如果要做到不污染环境，成本会非常高，大家都用不起。人类只要攫取资源，一定会对地球造成毁坏，但只要人类不想回到原始社会，这种污染就是不可逆的。
对“打工作家”这个标签不介意不拥抱
羊城晚报：你还介意“打工文学”这个标签吗？
王十月：从头到尾我对这个标签不介意也不拥抱。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打工作家”这四个字就是我的胎记。这块胎记长在我身上，不能把它洗掉，那就是你的精神烙印。但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告诉别人说我这有块胎记，所以我出去介绍从不会说我是“打工作家”，别人介绍我是“打工作家”时，我也不会反驳。但那与我的写作无关，我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就行了。
羊城晚报：你对现在的生活有危机感吗？
王十月：所谓不真实就是有危机感，我永远都有危机感，所以我说自己是飘在空中的人。危机感还来自于，现在连回家都回不去了，土地都没有了，我在城里生活，现在能写，版税能养活一家人，突然有一天不能写了呢？怎么办？而且到时候我年纪也大了，也失去了吃苦的能力，工厂也进不去，我还能干吗？
羊城晚报：最近你新出了画册，对国画兴趣很浓，这是不是一个转型？
王十月：我现在画画的兴致还是很浓，但画画不可能成为主业。我的画也能卖，但还是想在文学上更努力，还有很多想法。哪天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到头了，没有提升的空间，也没有可写的题材了，那才可能认真地画，现在就是闹着玩的，心思还是在写作上。
羊城晚报：你以前学过画？
王十月：是，我十六岁跟老师学，出来打工的企业是画布的，在丝绸上画手绘，牡丹、兰草、荷花这些，流水线生产。这一阵画荷花，我就拎着红颜色专门画荷花，画杆子的就专门画杆子。那时我们的老板是画家傅泽南，85新潮的领军人物，他对我很好，他自己画画的时候我在旁边当助手，他教我一些东西。但我1993年离开那家公司后就没有机会画画了，一直到作协安定下来，才重新开始画。
长篇小说应以一定长度和密度为尊严
羊城晚报：之前你写故乡有烟村系列、困兽系列、野兽系列。这部《米岛》也写故乡，不同在哪里？
王十月：“烟村系列”是我对故乡的美好想象，写了以后有人说，哎呀我想去那玩，写得这么美。我那时的想法有点像沈从文说的，创造一种优美的生存方式，但事实上那种生存状态是我想象中的、渴望的方式，在我家乡是不存在的。
后来写的“野兽”系列中间有部长篇叫《活物》，那个小说想象力很丰富，写到楚文化、巫鬼文化的东西，它是个大的预言。但那个小说我不满意的是，它太天马行空，跟我们的生活对接得不太紧密，离现实有点远。《米岛》是在这基础上的调整，保留想象力的同时，力图扎根真实生活，相对来说，在我的小说中我比较满意这点。
羊城晚报：算是你写故乡的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
王十月：对，我的想法在这部书里贯穿了。但本来计划要写50万字，写到后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我为了把它写完，请了两个月假，时间有限，编辑催书又催得紧，身体也吃不消，所以在原计划上略打了折扣，现在看是个遗憾。不过，一部书写到50万字，对读者也是巨大的考验。
羊城晚报：计划写这么长的篇幅是这个题材决定的吗？
王十月：对，我从开始就摆出这个姿态，从1949年土改开始写，要展现这么宏观而庞杂的60年历史，一定得有这样的篇幅。我的长篇一般都比较长，我喜欢写很长的历史，《无碑》接近40万字，内容跨越三十多年。长篇小说应该有这样的尊严，应该有一定的长度和密度。现在很多长篇小说写得比较薄，结构比较简单，那不是我理想中的长篇，觉得不过瘾。
我想做的是所谓“宏大叙事”
羊城晚报：你非常关注现实问题，但有的作家不是。
王十月：对。有的作家说：“我的写作为我的灵魂负责。”我说那是扯的，你的灵魂写出来放在电脑里，就是为自己负责，干吗要拿出来给别人看？拿出来给别人看就不仅要对你的灵魂负责，还要对你的读者负责。如果你的灵魂是一地鸡毛、鸡零狗碎呢？也值得别人去尊崇吗？我实际上看不上那些玩花招的。卡尔维诺伟大吗？我觉得伟大。博尔赫斯优秀吗？我觉得优秀。但在我的心中，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些人统统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托尔斯泰。
要我写那种小情小调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我也不欣赏。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我想做的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虽然宏大叙事经常不被人看好，特别是我们70后这代作家，基本上没什么人这么写。这是贾平凹、余华他们那代干的活，他们那代作家关注的问题跟70后不一样，但我是老古董，关注点比较像他们，喜欢浩大的东西。
羊城晚报：谢有顺给你的评价是现实主义者，但又非常理想主义。
王十月：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准确，现实主义者是因为我从现实中来，我的经历决定了我逃不开，必须直面这些东西。但作为作者，我的写作肯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像《米岛》、《无碑》，都有理想主义色彩在。
（实习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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