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悼念季羡林先生

 　  其中第六句“学契谁开译述关”，说的是我为季老一篇论文作过英译的往事。1950年我在燕京大学读西语系时翻译了先生的《列子与佛经之关系》一文，被刊载于1951年第六卷《Studia　Seri　ca》上。此文颇为国际学者所重视，而拙译英文也连带获好评，与有荣焉。其时，国人英译汉文学作品者已不乏其人，而英译先秦诸子与佛教典籍之例似未多闻。拙译之所以能获佳评，此亦原因之一。附记于此，亦学苑之旧闻矣。
　　悼诗的收联“手泽犹新存尺素，莫教流涕染珍翰”，是指我尚存有季老赐我的手札书信一封，十分珍贵。今日先生已去，我将原信发表，愿世人得以借此窥见我们二人文化思想之交流切磋的遗痕，或者对于当前文化教育界的有关人士不无参考意义。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悼念季老更有价值意义。
　　汝昌先生:
　　大札奉悉，如从天降，喜不自胜，非空谷足音所能喻也。先生所论，多与鄙见相同，十分钦佩。惟“第二次文学革命”，恐已不能实现，盖生米已成熟饭，“挽狂澜于既倒”，非吾辈所能也。今之“文人”，多有不通“文”者，在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不讲平仄，不通韵律，不明典故，不解对仗者实繁有徒。如此而言“艺术性”，实如水中捉月，南辕而北辙也。往岁羡林曾建议在大学中文系中开中国古典诗词入门课，庶学生对上述诸点能略有通解，对将来研究工作，实有极大裨益。闻清华曾进行尝试，而北大中文系则置若罔闻，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吾辈“老九”唯有苦笑，今之主文衡者间有不学有术之辈，对教育实极昏昏，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哉！
　　环视中国士林，如先生者已不多见。唯望为国家前途，为中国文化前途，善自珍摄。
　　馀不一一，即祝康吉　季羡林1996，3，16请看，先生手书开端写道:“大札奉悉，如从天降，喜不自胜，非空谷足音所能喻也。”我捧读先生此纸，一下子惊住了:第一，先生长我六岁之多，对于我这个小生后学，笔下竟然用了如此不同寻常的文词语句，实出意外。我何以克当？于是就陷入深思，细想先生如此落笔的深层内涵，一定另有原由，并非简单之事。我直觉感到他那时十分孤独，无有可共语之人，见我拙函，不禁触及衷怀，因此笔墨之间就流露出他的精神活动、内心处境。不待往下续读，仅此数句我已然悟出，大师满腹经纶，见了我的书信即引起他如此沉痛沉重的心情。我自惊自愧，又有些担心我那种冒昧的投函，如若使得先生蒙受了我的不妥当的影响，岂不罪责实多，那又如何能够对得起季老的安康愉快呢？
　　多年以来，我怀于胸中的一点想法无人可谈，故此想向先生一诉。我曾写过一文，认为自从胡适先生开创“文学革命”或称“文学改良”运动以来，“白话文”已然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一种文体。胡先生的改良口号十分明确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的，但实际上“白话文”却成了不可触犯、不可违背的法定文体了。我们中华文化传统最为重视的“文各有体”(如六朝陆机的《文赋》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主要部分都是强调文体论的，即“文各有体”之意是也)，面临化为全无的境况。在给季老信中流露了我的一些想法，而季老信中的“‘挽狂澜于既倒’非吾辈所能也”，就是回答我那冒昧想法的一段文字。
　　先生来信的后幅涉及彼时高等院校中的某些情况，先生直言不讳，可知感触甚深，非同一般小节。由于我曾忝为政协委员20年，每次发言总离不开“文化与教育”这个主题，以为是百年大计。先生见我去函所叙多年来为文化事业的言论，感同身受，思绪万千。先生写下那样的话是在1996年3月，屈指一算至今已经13年了。知今日高校已与彼时大有不同，但我仍然把先生信函公开于此供参考，未必全无裨益。
　　我敬佩季老，积有年所，非一日之情怀；但近些年加深了我这种情怀的激荡，不能自已。因为什么？自然不是无端无故。这种情怀，感受上异常复杂，而讲起来只能从“简”。简到一句话:季老提出的许多文化主张，都让我有切肤沁脾之感。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谓打出“国学”的旗号是需要勇气的；又如，季老强调东西文论的根本差异，呼吁破西方文论的枷锁，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等等。季老说过:治人文社会科学的，年到60岁才刚刚明白道理，有点儿学术成就的由60岁起步——所以须至少活130岁，才可望有较大的心得贡献，也就是说，90岁还很年轻。季老的这一席话，使我感慨万分。他说出了许多我心中想说而不会说、不敢说的“大言”。在我看来，他是今日中华文化的指示路向的人，具有完足的代表性。他独敢重提“国粹”一名，独敢标出“东化”这个伟大的文化理念。这表明他大智大慧，大仁大勇。他是宏观的凌云壮志者，而非庸常卑陋的小儒所能梦见。借佛家教义作比，他是修大乘菩萨果的大善知识。我深服季老的胆识和慈怀——大慈无私，异于那些自谋私利的“学者”“专家”。
　　2005年，我撰著了《我与胡适先生》一书，原不敢向季老求序，因他年事已高，岂忍加以劳力；但念目今曾与胡适先生同世共事的前辈学者已无第二家，因而冒昧请以其旧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作为代序，同样光宠无比。经蒙季老不弃，慨然惠允，感激之至！盖此一事，非止我个人之荣幸，亦且关系当代研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史迹之一端，足以启沃后来，所谓朝花夕秀，辉映长春者，亦藉此可窥踪影也。
　　2002年，在季老九旬晋二祝寿会上，我作为第一名向季老献寿申贺。又曾撰文赋诗，表我崇敬之忱，盛赞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正言匡俗的磊落精神。我为季老写了一轴祝寿诗条幅，其句云:
　　何以奉公寿？微衷一瓣香。
　　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
　　鲁殿灵光重，燕郊绛帐祥。
　　南山当采菊，古句其称觞。
　　“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意思是说我自己“乘”季老之“国粹”而更加畅言中华文化之事。下句“扬帜化西洋”，是说季老倡导之“东化”，我在多次讲座中都引及了。记得《北大学报》龙协涛主编在对我的一次访谈中，对我原本是学西学的，却许身国学而联想到季老等著名学者，问:“此种现象只是一个兴趣转移问题，还是从治学道路方面可以寻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从中到西，又由西归中，就比从中到中注定具有某些优势呢？”我回答说:高层知识分子的出洋留学或肄业于外文西语系者，大抵初慕欧风美雨，想从彼方寻求美好理想的东西；但经过一番阅历之后，方知美的好的高明的本来就在自己的文化中，胜于他人。于是顿然思“归”了。这在禅宗叫做“透网金鳞”，鲤鱼透网前后的境界，大不一样了，是故跳出罗网复归江河的金鳞方有“神通”而非复凡鱼。禅家有诗云:“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却撚梅花笑，春在枝头已十分。”我自幸与季老有很多共同语言，真是“相视莫逆”，欣快无比。如季老提出美学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而我正好也有《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一文；又如我撰写的《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精义与汉字独特启蒙功用——三才主义》，是从“三才”这一中华文化理念而讲到和谐精义的思考路线，以为可供目下热谈“国学”者参酌而加深研索其间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又撰《汉字繁简之思》一文，则是对汉字的繁简问题，对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提出自己的见解。季老曾对我说:你的文章我都拜读过了。我听了季老这话益发感到我们在学术上早有感悟的交流。
　　诗圣杜少陵说:“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这个“存”字下得异常沉重而沉痛。老人家不能总是“昂昂若千里之驹”，我们虽然渴望先生为中华文化而永存，可是先生不待，离开我们而去了。我的悲怀只用这一小文怎能表尽？异日有缘，还当再为敬挽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