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陈雪生于台中。1993年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1995年出版首部作品《恶女书》，以性别议题、情欲描写备受文坛瞩目；其中，短篇小说 《蝴蝶的记号》被改编为电影《蝴蝶》。此后，陈雪不断拓展创作维度，作品呈现出丰富的样貌：从“同志”、精神障碍者等特殊人群，写到菜场小贩、底层家庭等大众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讲述他人的故事，写到“我”的个体境遇与情感体验。日前，自传体小说《桥上的孩子》《附魔者》在大陆出版。本报记者杨梅菊/摄
★先锋语录
★能在台北这个都市活下来，跟我们的友谊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自我存在感非常低，会觉得一直混得不太好。
★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记忆，没有任何一段是我希望它没发生过的——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造成了现在全部的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上海
一个人心里要有多少的苦，并背着这样的苦走了多远的路，才能用整整三本书写尽？这大概是面对作家陈雪的自传体三部曲（《桥上的孩子》、《陈春天》以及《附魔者》）时，读者内心最大的疑问。
而回答这个疑问最好的方式，就是读她，或者听她讲故事，“了解陈雪，了解这位台湾小说家，这是最好的入口。我爱陈雪，在读完了它以后。”香港作家马家辉如是说。
但所谓自传三部曲又不全部是在写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陈雪没有那么自私，或者说没有那么不专业。她写的，其实是自己走过的那条路上无数的同行者，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们永无可能去了解的路人甲，你读她的故事，也可能是在与自己说话。
台湾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有许多故事可写，例如土地、乡愁、命运的大江大海，但陈雪这一代却不一样，“我最想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许多人跟我一样不属于农村、不属于都市，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代，处于一种夹缝里的生活状态。”陈雪说。
讲故事能力是被生活磨出来的
今天的陈雪常常书写和谈论过去，这意味着她接受了过去。她儿时家境贫寒，曾在乡间夜市上摆摊卖衣服，也曾目睹母亲深陷风尘，再后来，她做会计、收银员、送货员、KTV伴唱……如果不是靠写小说，她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会死——穷苦、自闭、抑郁，被如黑洞的家庭拖累得筋疲力尽，在小小的台湾，对于小小的陈雪，“活着”一度是不易的。
也许是因为这种不易，更也许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小说家们都如陈雪般是精神上的“无依靠者”，所以一种帮扶与共生的关系便产生了。在给作家陈雪《桥上的孩子》写的序言中，朱天心的笔下处处可见此中真情：“寒风中，我们并肩坐在音乐台的观众席上，高中女生上课偷传纸条似的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有时一起痛骂当天主题的法西斯开倒车，有时问，‘你生活过得下去吗？钱够不够用？’陈雪告诉我，刚写完一部长篇……”
同样曾是忧郁症患者的台湾作家、1967年出生的骆以军很照顾陈雪，他们兄妹相称。“而且那时候我好惨，又看起来小小的，很穷，他常常请我吃饭，然后随便找一个理由塞点钱给我，两千或者几千的”。过年的时候，陈雪不回家，因为回去要花很多钱，骆以军就约她和朋友一起围炉，还给她压岁钱。
“我觉得能在台北这个都市活下来，跟我们的友谊有很大的关系。”陈雪说。
《国际先驱导报》：能说说你和骆以军这批小说家的交往么？
A：我们在2005年认识，本来大家就都知道对方，《桥上的孩子》他有帮我写序。开始熟起来，是参加台湾小说家袁哲生的葬礼。结束之后大家在一个咖啡馆聊天，彻夜无眠，就觉得我们同期的作家，死的死，疯的疯，人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作家自我存在感非常低，会觉得一直混得不太好。于是就有了一个默契，每一两个月大家就会找个咖啡店聚在一起，聊天讲故事。我们感情的加深是建立在彼此讲故事之上的。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看上去那么虚无的漫谈，我们建立了一种社会的纽带，过年之前，我们会在一起吃火锅，会慢慢认作家人。我觉得这是一种比爱情更长久的感情。一种像同伴像家人的感觉。这种友谊帮助了我很多。
Q：存在感太低，会不会影响到创作？
A：我觉得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更拼命地写作，因为除了写作，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从事其他的工作，这几个人就是全心全意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书也不是很卖，写小说没什么利益，还会有些竞争……这就是说一定要写出比他更好的小说。
Q：你们这种讲故事的能力也是被生活磨出来的吧？
A：对，都是在台湾磨练的。因为在台湾演讲就要讲故事，不喜欢讲理论，不喜欢教人家怎样。我们要谋生，常常要去签售会。虽然比较害羞啦，但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签售会也就练出来的，就像小时候卖衣服。
人生记忆是需要去面对的
Q：面对你，怎么都想像不出你在夜市卖衣服的样子。
A：可我就是有的啊。
Q：卖衣服的时候，梦想是什么？
A：梦想就是不卖衣服（笑），安安静静的读书。我小时候非常喜欢读书。我的梦想，第一是爸爸妈妈再也不缺钱。不缺钱然后就去读书。就这样。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其他的，因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卖衣服，还有更幸福的。
Q：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写这种半自传体的小说？反而是在经历了比较叛逆的写作之后才开始？
A：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童年的记忆是很不快乐的。所以刚开始不会想要写不快乐的事。你会写让你满足的东西。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满足就是想像力。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卖衣服，没客人的时候，我就会幻想，我不是这家的小孩，我其实是那什么什么的小孩，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其实我是一个小公主。比如路人走过来，那个爷爷奶奶穿得特别华丽，其实他们是过来找我的。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充分利用那个幻想，创造自己，用完全新的身份。所以我早期的几本小说，尤其是前两本短篇小说，都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那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也不知道说原来我人生里有一大块记忆是需要去面对的，逃避得太久了，就是它在你身边你还是会逃避它。
Q：也就是说你是远离了那个地方，远离了那个时候，才在异地完成了对自己的……
A：观看跟凝视，对，自我才浮现出来。啊，你不是别人想像中，你不是自己形塑的那个样子。你不是。你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你是个支离破碎的小孩，你是个有着很难记忆言说的小孩。
Q：现在回头看，你对自己那些经历，是什么态度？
A：现在的话，我觉得，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记忆，没有任何一段是我希望它没发生过的——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造成了现在全部的我。我曾经会希望某些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现在知道了，那些事情都发生了，它发生了，并使我走到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我接受全部的。
替同代人与过去的台湾和解
在文学表达上，从初期的写作到现在，陈雪的变化几乎是惊人的。她被广泛认知，是因为1995年那本堪称惊世骇俗的《恶女书》，使得“女同”话题在禁忌时代得以被阅读、被谈论，至今，她仍被奉作“拉子”文学圈的代表人物，而随后一系列充满实验性质的先锋写作更是令她叛逆者的角色稳稳。但多年过去，当人们以为她将永远这么存在下去时，陈雪却出人意料地回归传统，她以细巧、精密的笔调陆续写出了长篇自传体三部曲《桥上的孩子》、《陈春天》和《附魔者》并获誉无数。
某种意义上说，自传体三部曲其实是陈雪对自己完成的一次和解，或者说，她替每一个同代人完成了与那个时代的台湾的和解。和解之后，就是一个能够掌握灵魂的人所面对的可控的人生——2010年，被视为千年单身的陈雪与女朋友步入婚姻，从此每天细水长流地、不慌不忙地写。Q：写小说一开始就让你觉得很快乐么？A：快乐，太快乐了，什么事情都比不上。你可以把你读的书，经历的事，做的梦，你人生的想像全部都投诸在小说里。而且你还可以研究，它可以一直实验。而且你不需要同伴，一个人就可以做。我从小就是喜欢做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至今还是觉得写小说是最快乐的事情。虽然写小说本身是枯燥的，可是只要投入，就是觉得很快乐的。
Q：那等于是你对自身的很多问题，没有想清楚？
A：也不是。我觉得我遭遇的那些困惑可能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亲情的问题，爱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人受伤疗愈，我觉得这些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就是在思考问题的同时，把它进行再造，把它提炼成小说。所以我完全不是要表达个人。因为我觉得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普通性的东西，对个人没有帮助。一个人写写日记就好了。
Q：这种普遍性……
A：就是时代啊。其实我觉得大陆也正在经历这些东西。从比较贫穷，开始进入现代化，然后经济起飞，然后经济形态的转变。就像我们家这样。我父母本来务农，是工艺者，后来就去经商。这个时代的改变，最终都呈现在人身上。你读小说好像表现出来的是一些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其实不是，它还是在讲那个时代的台湾人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Q：书出来后，有收到过类似于“你写的就是我”这样的反馈么。
A：有。因为台湾的小说家，有个省籍的问题。像骆以军跟我不一样，他是外省。但是他看了，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确实会遇到有些读者跑来跟我说，他们小时候也是住在夜市旁边，有些也经历过父母离婚。写《陈春天》就特别明显，非常多的人跟我讲，他们跟父母的关系隐藏在书里，他们离开家，离开都市，跟家人逃离又回归。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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