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肉松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柳迎。那是个弄堂，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窗子俯身窥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或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就要买几十斤猪肉，大家忙得团团转，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干，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外公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尝了都赞口不绝。等肉松冷却之后装在铁皮饼干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和外婆嘱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她把肉松像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因此我们收到的肉松加倍，是大舅母托人带来的。肉松不但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姐、舜姐思乡之情。这对姐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中西女塾校规很严，她们一个月才可以出来一次。
1938年，我们举家要去美国。外婆知道了，就托人送来肉松让我们带去美国吃。父亲说，去美国别的可以带，却不可带肉松。母亲不相信，大声问：“怎样使(不能)带肉松？”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细菌，带进传染病。”父亲说。“肉松怎么会有细菌，带传染病？”母亲惊叫起来，一时动摇了她去美国的决心。
这时，舜姐也已经结婚，夫婿是北京人宗惟贤，他是驻纽约的副领事。他回来省亲时遇见父母，这门亲是母亲做的。舜姐和惟贤是一见钟情。舜姐离上海时大家很伤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谁也没想到过了一年，我们也到了纽约。我们又相聚，高兴得不得了。母亲和舜姐又做起肉松来。她们花了整天工夫，切肉去皮去筋，用文火慢慢地烧，慢慢地炒，炒得满屋香味。那锅肉松香脆无比，我们都说和外公家里做的一样好吃。
现在母亲已作古，舜姐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我每次见到她，她都会提到做肉松那回事。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外公家的肉松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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