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 1931年出生,江苏省江阴市人,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 |
谢乡友赠葵花籽(诗/书法) 沈 鹏 |
红楼梦馆促题匾额(诗/书法) 沈 鹏 |
蔡邕论书(书法) 沈 鹏 |
寒食(诗/书法) 沈 鹏 |
前人论文艺,以无意中得之为上。就我个人体验,这等境界得来不易。举一首自作五律:
此地尘嚣远,萧然夜雨声。
一灯陪自读,百感警兼程。
絮落泥中定,篁抽节上生。
驿旁多野草,润我别离情。
有位朋友说,读这首诗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回忆那年春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郊外偏僻的角落,独处斗室,灯下读书,读什么,身在何方,竟完全失去记忆。朦胧模糊之中,瞬间萌发叫做灵感的东西。诗句汩汩而出,不费斟酌,很少修改,潜意识的积累进入意识层面,于是一切置之度外,遗忘,留下的只有四韵八句。我珍惜这段生活经历,感到奇异,惊嗟。那时的我真像梦中人,诗的高下优劣,别人如何评议,在所不计,重要的是那份思绪,那个忘乎一切的雨夜确实很迷人,不知何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美的追求过程产生的乐趣,大于创造物本身。由此进一步体会到美的本质脱离功利,美的创造与欣赏依赖直觉。
古今谈艺论文的文章多不胜计,我独钟于古老的、概括简练的短句。因其中有最丰富的哲理在。论书法:“书,心画也”;论诗:“诗言志”。两者相通,说到底都是“情”,穿透本质,超越时空,对今天的启示丝毫没有减弱。问题倒是我们今天常远离古人遗训,忘却了根本。所以我曾说书法向“心画”回归,不但不是倒退,而要求继续前进。诗歌强调“言志”,任何时代不会过时。从古人遗训中寻求现实意义,才体现出我们一代人的智慧。为了表达“情”,作诗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技巧在内的“寄托”必不可少,但都围绕“情”为基点,为归宿。“欺情以炫巧”最要不得。以真情实感作导引,无做作,无巧饰,诗不粘附诗人成为“第二生命”,而与诗人全身心合为一体,即诗人本身。“诗言志”,志即是诗,是诗人本质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暂时做不出好诗,也不失为诗人,比之以诗人行家里手自居而失去自我者高明得多。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作者失意中的感喟,出于特定条件,诗的意境远远超越了历史的具体性,读者以个人的经历体验诗中的普通性忧思。这种普通性的忧思从历史上许多诗歌也能找到共鸣。与《登幽州台歌》意境不同的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内含与陈子昂相通的哲理。千山万径空旷白茫茫一片,特写镜头突然对准一个钓翁。“雪”如何能“钓”?“独钓”为着什么?与《登幽州台歌》相同的是,起笔天地之大,落笔一个“独”字。古今哲人的思考超越时空,异于常人,孤独感油然而生。上述柳宗元、陈子昂之作都是大手笔,比较之下,后者更加不事雕饰,没有任何着意成分,全从心胸呼号而出。
前不久,偶然重新临写《淳化阁帖》片段,有了新鲜感受。觉着王羲之的手迹似乎也平凡,没有大起大落,没有特殊亮点,果真是“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然而仔细品评,到处弥漫着内在的张力。作品不容随意拆开、装配,好就好在信笔所至之浑然一体。由此想到,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这样的字帖,只一个“集”字便着眼不高,不可能臻于上乘,甚至未免欺世,还有等而下之的便不必说了。其他艺术道理相同。好诗常伴随着佳句、名句,佳句、名句由好诗自然流出,却非外部移来装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陶渊明是偶然得来不费工夫,经后人摘出成为千古绝响。单看这两句,绝无惊人之处,好就好在不作惊人语。“僧敲月下门”经由推、敲的故事,高下之分似乎有了“定论”,可是在王船山眼里,“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无论推或者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究其原意,情、景妙合无间,便达到至高境界,遣字造句全以情景转移,外加“推敲”,不免造作的痕迹。王船山之说强调一面,倘从诗的技巧、工力的重要性驳议,又有大篇道理可说,但是追溯诗的抒情言志真实不欺,造就诗的性灵合作而言,船山的“何劳拟议”应当说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诗之为诗,就在于它自身,禅家之所谓“现量”,显现真实,不参虚妄。
当今社会急速发展,有句常用的话叫做“信息爆炸”。倘说“消息”,古已有之,“信息”,则与现代化媒体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当前时代的特征。过量的信息,造成躁动浮泛习以为常。“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2000多年前的老子倘看到今天的样子,不知该怎样言说了。过量的信息,使人难以辨别价值高下甚或混淆价值观,导致思想缺失以至可贵的(包括过去与当代)思想也淹没在凡庸、低俗、无聊之中。信息可以激发艺术创作,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无论何种信息都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但是太多的信息把艺术挤向边缘化。信息不能代替深入生活,为了精神的升华,我们需要从最底层汲取源泉。画家不能靠照片代替写生,摄影家的镜头不可能没有选择性。我们时代即在当下也并非没有杰出作品,为数极少的杰作被大量噪音混淆,人们来不及或者无心分辨。而噪音却因其喧闹一时得以存在突显出来。当我看到为推出“精品”而竭力“打造”“制作”“拼搏”,总会怀疑:文艺果真如此这般达到繁荣的吗?什么才是意识形态真正的繁荣?日常用语里所谓提高“档次”也是随处可见,“档次”源于商品,把艺术家划分档次,是尊重,还是贬低?还见到有的展览会题名“实力派艺术家”,倘说经营企业要实力,拳王泰森有实力,倒也不差,当然泰森咬人既是犯规,并且是对自身实力缺乏自信力的表现。
艺术家创造精神产品,如何一个“实力”了得?艺术的位置要靠群众在历史中检验。唐人自选的两本唐诗(《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竟没有杜甫作品入选。王羲之在唐太宗以前也远没有登上“圣”的位置。书法有“圣”,显示了价值观的极大变化。“圣”开启了宏伟壮丽的流派,但是未尝没有束缚人的思想。直到帖学衰颓,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上升下降的过程一样,定于一尊,便走向事物的反面。真正的艺术繁荣离不开多元化局面而无需人为设置。信息爆炸伴随语言爆炸,新的词语陡增,旧词语有的变化着原先的感觉。比如“应酬”,属中性,有各种姿态。古代有许多应酬之作,送往迎来,席间赠答,多不胜计。真正的好诗绝非敷衍了事,大作家哪怕一作不真,在批评面前也避不开刀尺的锋芒。像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尽管流传甚广,毕竟失之于浅。比起他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未免逊色。到了现今躁动的环境里,“应酬”的素质降低,无非热热闹闹,逢场作戏,皆大欢喜而已。“应酬”成为一种处世手段,以至拿来象征身份。如说某人多“应酬”,或自诩“应酬”多,便表示有来头,“档次”高。达到华威先生那样的程度,便得其所哉了。看似为公务忙碌的华威,其实在破坏着大的事业。
诗,还是要以言志为根本。确立了这一点,题材、体裁便居于第二位了。在相对的意义上,题材无大小之分,“志”有高低之别。就旧体诗词来说,不可否认存在语言的隔阂。时至21世纪,还在用古代话语传递情感,怎无方枘圆凿之感?《诗经》里许多语言难懂,在当时是常用的方言。但是到了今天,终究还有人执著旧体诗词,并且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文化有传承性,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存在,也以各种形式保留在今天的生活中。当早期四言诗衍变到五言,“乐府”古体诗衍变到近体诗,昔日的诗体没有消亡。白话诗出现并不意味着旧体诗从此销声匿迹。但是历史在前进,不能总以古代语言同今人对话,白话诗毕竟代表新生,白话诗探索情感的语言形式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倘说格律诗有“镣铐”,惟其有“镣铐”才成为诗,出好诗,如此,新诗难道不需要任何体式的镣铐?不然又何以成为诗?以我个人来说,希望多读点情深意切,能与读者平等交流又提高读者精神境界的诗作,至于何种体裁并不重要。诗的意象,内含情与景。情景水乳交融,不是凑合。情不是景的附加物,景也不是情的形象化例证。古人评诗,说到底常归结到格调。格调的低下尤以“俗”为大忌。也有以“浅”为病者,可能要看何等意义上谈“浅”。倘若“浅近”“浅显”并无不可,甚或是长处。倒是表面深奥莫测,不知所云,掩盖着实际的“浅俗”与“肤浅”最为可怕。所以“雅”与“俗”的区分并不单一,可以从多种角度论述。然而要用逻辑的语言讲“透”必不可能。因为欣赏离不开直觉,每件作品都是自身的存在,要用言语讲“透”,就不再是它自身了。正如《登幽州台歌》《江雪》未尝不能移入画面,但文字语言表达的思想境界绝非绘画语言能尽,绘画语言别有自身长处。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到齐白石花鸟画,诉诸视觉,超越视觉,文字语言可以形容却不能代替视觉功能。
写到以上暂时搁笔。刚好收到《中华诗词》第十期,读辛亥革命先烈遗音,再读有关先烈遗音的背景叙说,心灵深处震撼不已。诗的不朽首先因为字字句句都从革命者的血管流出。诗词与革命者的生命同在,合而为一。那些绝命诗,悼亡诗,与妻儿诀别的诗,与同志交割心肝的诗,有的根本来不及也不可能深斟细酌。作者绝大多数不以诗人名世,那种惊天地泣鬼神、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不朽精神,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留下的少数诗作成为后继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做几句诗的人仰之弥高,无可企及。当真说,作诗一旦专门为务,便可能失去真正的诗。专业诗人、作家是在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条件下产生的。屈原、李白、杜甫、王实甫、曹雪芹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真正的诗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诗。多一分“专门”的意念,便多一分刻意,少一分天趣,减一分性灵。
由《中华诗词》刊登的先烈遗作,生发出许多感想。反复吟诵之余,得五言绝句一首:
字字苌虹血,都从炼狱输;
壮心有如此,愧听“数茎须”!
不必多说,为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认真精神是不可缺少的,思想的直接现实除了语言无迹可寻。对此,学术界还在讨论,然而我想可以说,诗的语言便是诗的自身。将散文分行书写,或者套用前人陈词代替自己创造,这等现象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看似最浪漫的事业其实应当是最切实严肃的。话虽如此,本人在实践中体会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行”与“知”总是在互相矛盾中前进。检点近十年所作,“诗内”“诗外”都有欠缺。在多方鼓励下,继《三馀吟草》《三馀续吟》之后的“再吟”面世,希望得到各方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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