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班固“小说谓之稗说”的譬喻，甚至将之成为一书之题《小说稗类》，透着张大春的一股子自嘲。长得像米谷、却上不了台面的稗子，无疑是“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就如同小说无论远在长篇大论的文学史中，还是近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所占的微弱一隅之地。而在这本本周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的、已被文学青年称为经典的书中，将小说作为半生志业的张大春，面对别人不把小说当个东西，怎能不抗辩两句？而这一抗辩，倒生出让人满心景慕的场面：小说如稗，“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很“野”的小说，它产生的推力，只需要“第一块拼图”——人类言说“另类知识”的天生冲动。在张大春笔下，庄子是中国第一个有小说家自觉的作者，“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尧、舜、老聃、仲尼、颜回、惠施乃至鲁哀公、梁惠王、卫灵公等历史人物之名，制造情节和对话，或全然反对于创学立说者原本的知识……因为他的作品正是在渗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识”，而晋代皇普谧的《高士传》，“玩笑开得更大”，他以小说笔法写的是，许由不欲闻让天下之言而去河边洗耳朵，遭到的却是“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同，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汗吾犊口！”的讽刺。小说家自古就是一群“多有冒犯”之人，他们刺穿了所谓正确、正统、主流、真实之后，“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冒犯它们固不足以表示小说的价值尽在于斯，但是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注定产生的影响就在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时会找到一个新对象，一个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
很“野”的小说，它之所以会因希冀“冒犯”而生长，也需要人们拨开对其种种附加价值的描述，直入一个最简单的本体。在那些急切宣告的附加值中，“文学设若有一丁点儿‘伟大’的可能，决然是由于文学‘包装’或‘反映’了某种伟大的情感、思想和观念”。难道不是吗？而张大春偏偏说不，他不能认可小说仅作为“一袭能够衬托出穿着者高贵气质的时装”，包装与反映并非目的，“像幼儿一样满怀好奇地认识一整个世界才是目的……它只负责显现身为第一块拼图碎片的位置，便足以唤起父亲膝盖上的孩子、幽暗阒黑的庭院里的孩子启动他构筑一整个世界的能力。”于是，在这样“稗类”的狭小一隅，张大春发现了小说本身伟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它天生附有的自由意味。于是，如果它变得“中规中矩”、只“反映现实生活”、只“阐扬人世性情”、只“吻合合理规范”，不再发明“另类知识”时，“小说也就死了”。
尽管仍然自嘲着，“一旦小说爱好者的人生问题在其某一阶段的现实人生之中突显浮现出来的时刻，他们不是忘了小说，就是把爱好小说这件事当做未经世事、不够成熟期的一个梦想、一则幻想”，但这个把小说当成志业而不是职业的人，却以一种倔强的态度，在自嘲中自信着。在这样“稗类”的狭小一隅，他以一种开拓广大洞天的洞见力，让那些从未曾是小说爱好者，或忘了小说的爱好者们，体味到一丝心思清明之美。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刘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