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夏树静子（1938——）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另名五十岚静子。以《蒸发》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在得知要为《尸体在讲述》这部书的文库版写评论后，我收到了文艺春秋寄来的四六型硬皮开本。我翻开书的版权页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本书十二年间竟印刷了八十四次。这部书是法医学专家——上野先生的随笔集，自面世以来就颇为畅销。虽然此前我也有所耳闻，但没想到居然卖了这么多。几经探听，我才知道累计卖出了六十五万册。这部常年畅销的书籍竟然俘获了这么多读者的心！这着实令人惊叹。
但自打翻开书页，我就明白为何这部书会卖得如此好，也很快被其生动有趣的内容以及诙谐幽默的表述所吸引。原来在社会的不同角落里，每天都会有种种离奇古怪的事情接连上演。作者用质朴却不失风趣的文字，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与死亡相关的悲喜剧。上野先生不仅学术造诣颇深，还切实关心民众疾苦，我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宽以待人的一面。尤其是他对亡者的敬意、对生者的关怀更是打动了万千读者的心。
比如在“亲子鉴定”这一篇中，一个分店店长去世了，在为他守灵的夜晚，店长的情人带着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男孩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情人说这个孩子是店长的骨肉，要求参与遗产分配，但店长的妻子却以丈夫患有无精子症为由，拒绝了情人的要求。两个女人围绕亲子鉴定争论不休。这简直比小说情节更为跌宕起伏。法院最终采纳了妻子的意见，判断这个孩子是情人和另一名年轻男子的骨肉，她是在和该男子分手后才与分店店长确立的关系。
接下来也许有人会这样写：情人隐藏了事实，她对店长说，这就是他们的孩子，让店长出钱将孩子养大，然后在其死后，伪造了证据，试图骗取遗产。
但作者却不这样认为。
“情人也感受到了店长的这份喜悦与爱。她在不知不觉间忘记了那个男人，将男孩当作她和店长的孩子来抚养。（中略）这个孩子十分不幸，而带着孩子的母亲，又是何其可悲。”
类似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有一颗善良与包容的心。
虽然在书评中提到自己的事情有些不合适，但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九零年的二十年间，我的确一直在写推理小说。为了写作的需要，我常常跑到附近的福冈县警察本部鉴识科学习与验尸有关的各种知识，也会向他们请教尸体的腐败情况，还会从那里借来相关材料、书籍来阅读。此外，大我四岁的哥哥还有两位关系十分要好的高中同学，他们后来都成了大学的法医学教授，一位是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H老师，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的Y老师。两人也都是监察医务院的医生，说起来还算是上野先生的晚辈。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常给他们打电话，有时半夜还会向他们咨询相关知识，可以说我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法医学的环境里。
也许在医生看来，学习法医学是为了找出横死之人的死亡原因。但对写推理小说的人而言，研究这方面的知识不仅有助于刻画更贴近现实的杀人现场，还能帮助我们构思出精妙的，甚至可以瞒过专家的作案手法。
在本书的“最后的时光”一篇中，一对男女用腰带系在一起死去了，这起看似是殉情的案件却因两具尸体的腐败程度不同而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是验尸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这也直接关系到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是否成立。
我曾在一九七五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飞雪之女>（《误捕》讲谈社文库德间文库）：寒冬时节，有人在某栋公寓朝北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具独居女人的尸体，是被人勒死的。屋子里又冷又干，尸体的腐败程度却十分严重。法医初步判断女人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前死去的。如此一来，嫌疑人就有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但事实上，凶手在是前一天将女人杀死的。他先将煤气炉放到尸体旁边，在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的高温熏烤后，再给屋子降温，然后故意让尸体被发现的。但在高温下，不仅尸体的腐败速度加快，女人三天前买的菊花也完全枯萎了。正是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提起死亡时间，我不由想起松本清张的《误差》一文。就算是再资深的法医专家，只通过观察也很难判断具体的死亡时间，总是会出现一些误差。在深山的温泉疗养院里，一位来自“银座的酒吧老板娘”被人掐死了，受托验尸的医生推断说“她死了有四、五个小时”，这位医生有个习惯，就是会将死亡时间“往久了说”。但镇上负责解剖尸体的医院院长却认为“她是在死了五个小时后被送来解剖”的，双方就死亡时间产生了“一到两个小时的意见分歧”。“不过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判断习惯，有人会往多了说，有人会往少了说。”但就是这个习惯误导了警方的调查。这篇文章也很符合松本先生一贯的风格。
在本书中，上野先生提到了溺死、冻死的判定以及亲子鉴定等内容，我也常向专家咨询“这样会被识破吗？”“那这样呢？”，并写了很多与法医学有关的小说。可以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享受到了这门科学带给人们的益处。
本书还多次提及了“法医制度”。目前，只在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以及神户五大城市实施了这项制度。在这些地区，一旦出现了介于疾病死亡和犯罪死亡之间的异常尸体，法医不仅可以对其进行检验，还能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行政解剖以查明死因。但事实上，在还没有实施这项制度的广大地区里，除了一些明显的犯罪死亡可以进行司法解剖外，对于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尸体，由于没有行政解剖的相关政策，很多时候都是由临床医生来验尸并确定死因的。
“但这种想法其实是不正确的。感冒了就去看内科，受伤了就去看外科。（中略）同样的，如果不让熟悉尸体、可以与死者对话的法医或者法医学者来验尸，这些不能开口说话的死者的人权就无法得以维护。死者也应该有选择医生的权力。”
“但如果不能尽早将这种制度推向全国，就不能轻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经常传授我法医学知识的专家也十分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一有机会就和我说：如果不经过解剖，那些看起来疑点重重的尸体，就很可能被当成病死的来处理。日本明明是一个发达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在全国推广这项制度啊。
“死者虽然不能说话，但却是目击者。”
“于我而言，就像临床医生诊治病人一样，尸体也都是活着的人。因为只要认真观察，不能说话的尸体也会向我描述死亡时的情形。”
“没有什么会比死者更善于雄辩。”
全神贯注地聆听死者的声音，维护这些口不能言的亡者的人权。作者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法医学的最前线，竭尽所能帮助社会的弱者。他的所作所为也着实令万千读者为之深深折服。
尽管如此，也许还是会有不少读者认为，什么异常尸体啊，非正常死亡啊都与自己毫无关系。但上野先生却在书中写到：
“在东京的二十三个区里，每年大约都有四万七千人死亡，其中多于15%（大概7200人）的人为非正常死亡，需要法医来验尸。在这些死者中，有些人没去看医生就突发疾病死去了，也有些人在灾害、事故中遇难，还有些人是自杀或是被他人杀害的。通过验尸，法医可以查明70%的死因，余下的30%则需要进行行政解剖。”
不过根据一九九九年的统计，东京二十三区一年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六万五百五十六人，需要法医来检验的尸体有17%，而这其中进行了行政解剖的有24.7%。（东京都监察医务院调查结果）
这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看来人们死后也愿意找名医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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