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们在丢失了的Sidekick的故事中所看到的，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的自由和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易之事。这个群体具备多种技能——侦探活动，法律建议，从警方到军方的内幕信息报料。之所以这样，从技术上和社会上看，存在许许多多小的理由，但这些小理由汇聚到一起，便成就了一个大变化：形成群体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创建一个新群体或者是加入一个现有的群体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下降的幅度还不是一星半点。成本滑坡了。（“成本”在这里用的是其经济学上的含义——它等于任何消耗物，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精力，以及注意力。）经济学的少数几个没有争议的信条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回应。如果你给予他们更多的理由做某件事，他们就会更多地去做这件事，而如果你把他们倾向于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地去做得更多，他们也会做得更多。
可是，经济学为何在此会起作用？理论上，既然人有互利合作的天分，我们应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集合起来，去完成那些过于艰巨而导致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这是真实的状况，那么，任何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维持治安，道路建设，或是垃圾收集，都会从个体成员的动机中生发出来。现实中，是协调的困难性阻碍了这些的发生。
但是，存在着一些大型组织。微软、美国军队和天主教会都是巨大而运转良好的机构。一个临时性的群体和一个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之间的差别在于管理。微软不会等待一个群体自发形成之后再来创造软件，而是精心管理其员工的劳动。员工为了获取薪酬而牺牲自由，微软则承担指挥和监控员工产出的成本。除了支付工资，它还要支付从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成本（这正是中层管理人存在的理由之一）到人力资源部门购买新添桌椅的花费等各类支出。为什么微软或者任何一家机构会容许这些成本？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它们不得不这样；否则它们就会面临机构的解体。如果你想要组织哪怕是少数几个人的工作，你都必须施以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到几百人、几千人，你还得管理管理者，最终是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为了在一定的规模上生存，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这些管理的成本。组织存在许多抵消这类成本的方法——微软使用营业额，军队使用税收，教会使用捐助——但是它们无法避免这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the institutionaldilemma）——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群体行动天分与我们的新工具于此相遇。那些提供创建群体的简单路径的工具会导致新群体的诞生，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不仅数量递增，而且种类多样。在埃文所使用的工具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影响——网页用来同世界沟通，短信和电子邮件在他的读者中传来传去，还有手机，日益具备群发信息和图片的功能，而不仅仅是是指向一个接收人（传统的电话使用模式正是如此）。
如果我们如此擅长社会生活和共同工作，那么，这些工具会带来什么好处？人类事务的革命是一件大事，很难归因于一堆像电子邮件和手机之类的杂拌工具。电子邮件的确是好东西，但在事情的总体上，它又能占据多高的位置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电子邮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如果仅从其自身考虑的话。”奥妙在于，不能仅就电子邮件自身谈论电子邮件。我们在埃文手机故事中所看到的一切技术，包括手机和电脑、电子邮件和短信，还有网页，都显示着一个更大的转变。现在我们拥有了灵活得足以配合我们的社交能力的沟通工具，而且我们在见证充分利用这种转变的崭新的协调行动的方式的崛起。这些沟通工具被赋予了许多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社会性软件”，“社会性媒体”，“社会性计算”，等等。虽然这些标签之间存在差异，但核心理念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虽然上述的许多社会性工具是计算机科学家和高技术行业的员工首先采用的，但它们现在已经越出了学术界和企业圈。它们的影响将绝不仅仅限于找回丢失的手机，而是要广泛得多，深远得多。
通过使自发群体变得更容易形成，使个体在不经正式管理（伴随着相关的管理费用）的情况下更容易为群体行动作出贡献，这些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无人监督的努力过去在规模、复杂水平和范围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是这些限制在一开始导致了机构困境的产生）。它们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限制——有关复杂性的问题仍然很大，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但是新工具带来了可替代的战略，以保证复杂性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同我们所期待的，当愿望很强烈而成本滑坡时，新的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它们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正到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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