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文学批评

    近年来，我总是思考一个问题：在我国，是不是有真正的外国文学批评。

    事实上，我们的批评家，更准确地说，我们的评论家，对外国文学的经典和现当代的代表性作品，能够直接进入其母语的阅读不多，大多是依据翻译的文本，依靠翻译家的哺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不似知识、科技的著作，只需达意即可；它有语调、声韵、色彩、旋律、氛围、趣味，更有言外之意和因境（语境）生发的部分。这部分往往不可翻译，所以，翻译的过程就是丢失、缺损和扭曲的过程。

    博尔赫斯很不信任翻译，尽管他也说，伟大的作品能够穿透时空的遮蔽和蹩脚翻译的湮没，保留它固有的气韵和灵魂，但每有评说，他都要读原文。

    就翻译的丢失、缺损和扭曲，伍尔芙在《俄国人的观点》有一段很形象的论述——

    使我们与俄国文学隔膜的，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障碍——语言的差异。在过去20年里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的所有作者之中，能够阅读俄文原著的也许不超过一两个人。我们对于它们品质的估价，是由评论家们做出的，他们从未读过一个俄文字，或者到过俄国，或者听到过俄国人说俄语；他们不得不盲目地、绝对地依赖翻译作品。那么，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丢开了它的风格来对整个俄国文学做出判断。当你把一个句子里的每一个字从俄文转换成英文，从而使它的意义有所改变，使它的声音、分量和彼此相关的文字重心有了完全的改变，也就是除了它的意义的拙劣、粗糙的译文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受到了这样的待遇，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好比经历了一场地震或铁路交通事故，他们不但丢失了他们所有的衣服，而且还失去了一些更加微妙、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风度，他们的性格特征。英国人以他们赞赏俄国文学的狂热性来证明，那些劫后余生留下来的东西，是十分有利的、感人至深的；然而，考虑到他们已经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就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大把握可以相信我们自己没有非难、曲解这些作品，没有把一种虚假的重要性强加于它们。

    伍尔芙所说，无异于是中国的评论家与外国文学实有关系的写真。他们建立在“残缺”文本上的价值判断，不仅让他们评论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而且因为他们似是而非的误导，更使原著的本来价值在读者那里又有了进一步的“丢失”，这是何等不堪的过程。

    简而言之，我们的评论家对外国作品的夸夸其谈，不仅是对其长处的言过其实，而且也是对其长处的视而不见。所以，因为来路的不足为据，所得结论，自然也是不足为据。那么，职业评论家的外国文学批评，可信任的不多。

    真正的外国文学批评倒是来自那些“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翻译家。因为他们能通晓作品所在国的母语，在亲临的语言环境中，能够知语调、知氛围、知特征、知风俗、知趣味、知韵律、知成色、知蕴含、知脉络、知由来，便有切身的感受和准确的把握，他们翻译之余的绪论、情动之下的述说，均出自身临其境的体会，便自成体例、自成系统，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便是三言两语的点评，也是一语破的，切中肯綮，有言简意深的风致。譬如傅雷、罗大冈之于法国文学，草婴之于托尔斯泰，汝龙之于契诃夫，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扬武能之于歌德，叶君健之于安徒生，季羡林之于印度史诗，周作人之于日本文学，鲁迅之于“被压迫的文学”，还有董乐山、蓝英年、童道明、吕同六，王道乾、罗念生、张谷若、傅东华等等。

    但是，翻译家的批评，毕竟有“业之余”的味道，之于专业的批评还有相当的距离；那么，真正的外国文学批评的出现，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不过，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网络和多媒体的强力推动，语言的障碍在不断地被打破，“他国”的文学也渐渐地变成“吾国”的文学，无隔阂的外国文学批评终究会变成现实。对此，我有足够的乐观，面对未来，文学有大幸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