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总是思考一个问题:在我国,是不是有真正的外国文学批评。
事实上,我们的批评家,更准确地说,我们的评论家,对外国文学的经典和现当代的代表性作品,能够直接进入其母语的阅读不多,大多是依据翻译的文本,依靠翻译家的哺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不似知识、科技的著作,只需达意即可;它有语调、声韵、色彩、旋律、氛围、趣味,更有言外之意和因境(语境)生发的部分。这部分往往不可翻译,所以,翻译的过程就是丢失、缺损和扭曲的过程。
博尔赫斯很不信任翻译,尽管他也说,伟大的作品能够穿透时空的遮蔽和蹩脚翻译的湮没,保留它固有的气韵和灵魂,但每有评说,他都要读原文。
就翻译的丢失、缺损和扭曲,伍尔芙在《俄国人的观点》有一段很形象的论述——
使我们与俄国文学隔膜的,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障碍——语言的差异。在过去20年里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的所有作者之中,能够阅读俄文原著的也许不超过一两个人。我们对于它们品质的估价,是由评论家们做出的,他们从未读过一个俄文字,或者到过俄国,或者听到过俄国人说俄语;他们不得不盲目地、绝对地依赖翻译作品。那么,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丢开了它的风格来对整个俄国文学做出判断。当你把一个句子里的每一个字从俄文转换成英文,从而使它的意义有所改变,使它的声音、分量和彼此相关的文字重心有了完全的改变,也就是除了它的意义的拙劣、粗糙的译文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受到了这样的待遇,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好比经历了一场地震或铁路交通事故,他们不但丢失了他们所有的衣服,而且还失去了一些更加微妙、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风度,他们的性格特征。英国人以他们赞赏俄国文学的狂热性来证明,那些劫后余生留下来的东西,是十分有利的、感人至深的;然而,考虑到他们已经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就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大把握可以相信我们自己没有非难、曲解这些作品,没有把一种虚假的重要性强加于它们。
伍尔芙所说,无异于是中国的评论家与外国文学实有关系的写真。他们建立在“残缺”文本上的价值判断,不仅让他们评论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而且因为他们似是而非的误导,更使原著的本来价值在读者那里又有了进一步的“丢失”,这是何等不堪的过程。
简而言之,我们的评论家对外国作品的夸夸其谈,不仅是对其长处的言过其实,而且也是对其长处的视而不见。所以,因为来路的不足为据,所得结论,自然也是不足为据。那么,职业评论家的外国文学批评,可信任的不多。
真正的外国文学批评倒是来自那些“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翻译家。因为他们能通晓作品所在国的母语,在亲临的语言环境中,能够知语调、知氛围、知特征、知风俗、知趣味、知韵律、知成色、知蕴含、知脉络、知由来,便有切身的感受和准确的把握,他们翻译之余的绪论、情动之下的述说,均出自身临其境的体会,便自成体例、自成系统,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便是三言两语的点评,也是一语破的,切中肯綮,有言简意深的风致。譬如傅雷、罗大冈之于法国文学,草婴之于托尔斯泰,汝龙之于契诃夫,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扬武能之于歌德,叶君健之于安徒生,季羡林之于印度史诗,周作人之于日本文学,鲁迅之于“被压迫的文学”,还有董乐山、蓝英年、童道明、吕同六,王道乾、罗念生、张谷若、傅东华等等。
但是,翻译家的批评,毕竟有“业之余”的味道,之于专业的批评还有相当的距离;那么,真正的外国文学批评的出现,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不过,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网络和多媒体的强力推动,语言的障碍在不断地被打破,“他国”的文学也渐渐地变成“吾国”的文学,无隔阂的外国文学批评终究会变成现实。对此,我有足够的乐观,面对未来,文学有大幸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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