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1923-2014），浙江萧山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1923年生于杭州，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著名学者.后入华北大学，随范文澜读研究生。1951年至今，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曾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来新夏在学界素有“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之称，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都开一时风气之先。代表著作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
来新夏笔耕不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笔写作。出版有《冷眼热心》、《依然集》、《枫林唱晚》、《一苇争流》、《邃谷谈往》、《且去填词》、《出枥集》、《80后》、《交融集》等。今年初，他出版了随笔集《旅津八十年》。去世前不久，他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将写作坚持到生命最后时刻，履行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诺言。
来新夏：我的学术自述
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里，父叔常年谋食四方，家中事无巨细都由祖父主持。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从师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20世纪初留学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在日本期间，曾在同盟会主办的横滨中华学校任教务长。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加盟光复会，在家乡从事新式教育的劝学工作。辛亥以后，他敝屣荣华，依然在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任职。他一生潜研学术，寄情诗词，笔耕不辍。所著有《汉文典》(有清光绪商务印书馆刊印本、1993年有南开大学出版社注释本)、《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以上二书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和《易经通论》等多种。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认真，非常严格地对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基础。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七岁那年，因父亲供职天津，即随母北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祖父，以后虽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不时写信来，指导我读书和修改我的习作，直到他高年辞世为止。
我从小学到大学遇到过不少良师，他们都从各个方面给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先在南京新菜市小学读高小时，级任老师张引才是一位刻苦自学、博览史籍的好老师，他常和学生一起，讲述有益于学生的历史故事。这些知识的灌输，无形中奠定我日后攻读历史的根基。后来我到天津一所中学读书，有一位年轻的国文老师谢国捷，曾在辅仁大学专攻哲学，是史学家谢国桢的六弟。安阳谢氏，家富藏书。谢老师又很慷慨倜傥，师生间十分契洽，因此我得以借读谢氏藏书。谢老师还常和我谈些治学方法和经验，鼓励我写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此文后来在陈垣老师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终于成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40年代初，我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有幸亲受业于陈垣、俞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和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他们都为我日后走上学术道路耗费心血，特别是他们谨严缜密、求实求真的学风，成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资质驽钝，虽全力以赴，至今未能达到师辈的标准，而深感有负师教。当时正处于日寇侵华的沦陷区，老师们坚贞自守的爱国情操，更是一种无言的身教。
我大学毕业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人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以为可以报效国家，有所作为。孰知事与愿违，政府的腐败令人大失所望，我无可逃避地像许多人一样，走上一条毕业即失业的道路，虽然经过亲友的帮助，曾在一家公司谋得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但为时不久，公司倒闭。又赋闲了一段时间，才经读中学时一位老师的介绍，到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当时，解放战争已临近全面胜利的边缘，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一些革命理论和思想的灌输，热切地期望着新生活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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