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书批校《河南尹先生文集》述评

　　李保泰(1742-1813)，字啬生，宝山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恩科举人，四十五年庚子进士，曾为扬州府教授，历三十年，博综经史，善诗古文词，尤熟于赵宋人文集。他为人宁谧自守，读书论文外不及他事，晚年卜居昆山，与嘉定钱大昕、元和王鸣盛、仁和卢文弨、桐城姚鼐等人交好，并深受他们敬重。该跋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时李保泰当在扬州府教授任上。吴瀓埜即吴绍灿(1744-1798)，字澄野，一字苏泉，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官编修，曾编《金薤集》。吴锡麒有《家苏泉编修传》。赵翼《途中杂诗》(其三)后小注云：“昔与吴瀓埜、李啬生同游焦山，宿巨超禅室。今瀓埜先殁矣。”③可见，李保泰与吴绍灿为同年举人，二人关系颇善。李氏抄本所据为丛书楼本。丛书楼为清代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藏书之处。马氏兄弟酷爱典籍，好刻书，人称“扬州二马”，建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橱。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马氏后人马裕进书甚多。尹洙《河南集》四库提要云：“《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④可见，四库本《河南集》亦出自马氏丛书楼，但由于马氏藏四库底本不知所在，二者所据是否相同，暂难以考证。

　　李保泰跋后有翁同书二跋(图见封二)：

　　师鲁与欧阳永叔同时，以古学提倡后进。师鲁文章古淡与永叔相近，而峻洁过之。其集流传极尟，此本从扬州马氏丛书楼藏本录出，人间罕觏。军政之暇，点读一过，并校正其讹字。咸丰七年正月，翁同书记。(钤“翁伯子”印)

　　是书为宝山李啬生先生保泰藏本，末有跋语，十七卷以后先生手钞也。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最久，一时名宿皆与还往，尝刊惠定字《后汉书补注》行于世。其后人侨寓吾邑，以跋中不著姓，故备记之。同书。(钤“同书”印)

　　啬生先生次子同文，字竹农，道光甲午北闱举人。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顨斋，江苏常熟人。翁心存长子，翁同龢兄。翁氏父子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藏书家，其常熟祖居设有“双桂轩”、“柏古轩”、“借一瓻馆”等藏书室，藏书蔚为大观。咸丰三年(1853)，翁同书被派往扬州，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军旅生涯。翁同书十多年戎马，虽在军中，依然丹黄不离手，读书校书不辍。据《顨斋自订年谱》，咸丰七年正是他进攻瓜州，战事正酣之时。又据翁同书《禀父母》(《翁氏家书》六)记载，其咸丰八年从军营寄回京师家中的书籍中有《河南尹先生文集》，当是此书。

　　综上，乾隆五十八年，李保泰于友人吴绍灿处获见扬州马氏丛书楼藏《河南尹先生文集》，属友人录之而未能终稿，卷十七以后乃其闲暇之时亲自抄写完备。因第二十六、二十七卷《五代春秋》已有任大椿刊本，不复重写，故存二十五卷。翁同书得到此书，咸丰七年利用军政闲暇对之进行了批校，并于咸丰八年寄回京师家中，故而得以保全。

　　翁同书对该书版本源流做了考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勘。如《故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赠太保中书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铭》“公上疏曰：‘昔鲁桓、喜宫灾，孔子以为御名、喜亲近，当毁者也’”⑤句，翁同书眉批云：“‘御名’乃‘桓’字，宋人避讳，可验此本从宋本传录。同书记。”且文中“桓”字右夹批“亦当注御名”，“御名”二字右夹批“‘御名’二字，当用小字夹注”。又《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永济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今讳)即上御名，始迁相州安阳”句眉批：“本作‘构’。此乃南宋刊本避讳。”宋钦宗名赵桓，宋高宗名赵构。翁同书根据文中“桓”、“构”二字避讳的情况，得出此本从南宋本传录的结论，无疑使其版本价值大增，颇值得重视。

　　依据祝尚书先生《尹洙〈河南先生文集〉版本考略》一文，尹洙文集整理较好者当为《全宋文》本。此本虽有舛误，但从南宋本传录，文字颇有可取之处，可校补《全宋文》之失。如《秦州新筑东西城记》“城，武备之一，譬于兵，为器之大者也。古圣王捍患庇民，弓矢甲胄，与城郭沟池交相为用，以利后世”、《答河北都转运欧阳永叔龙图书》“圣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遇，不当以外内易虑，忘怀本朝也”二句中，“庇”、“忘”二字，《全宋文》本分别作“底”、“志”，颇不通，作“庇”、“忘”为胜，当是《全宋文》所据底本形近讹误所致。

　　翁同书校勘之文字，亦有能补《全宋文》本之处。如《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代还，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旋以例补外幕，授安德军节度判官”句眉批：“‘安德’，《碑》作‘彰德’。下云‘佐彰德军，年尚少’，似‘彰’字为是。”此文乃尹洙为韩国华所作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所收明抄本、《全宋文》本此处皆作“安德”。翁同书据《碑》文和下文认为“安”当为“彰”。参校《韩国华神道碑》云：“代还，迁右赞善大夫。会诏与相帅择贤佐，改彰德军节度判官。”⑥《宋史·韩国华传》云：“代还，除彰德军节度判官，迁著作佐郎、监察御史。”⑦可见，翁同书所校为是。又如《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江夏黄叔才尝作《杨允恭墓铭》，甚负其文，顾公曰：‘能损益一字者，我当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叹服不已”句中“辨”字，《全宋文》本亦如是。翁氏夹批云：“当是‘拜’字。”据文意，此处乃表达敬佩之意，翁同书所校较原文更为妥帖。再如《上吕相公书》“夫三千之御三万，与三万之御三十万，其势甚易”句中“易”字右批：“异。”此字《全宋文》本亦作“易”，然根据前后文意，此处当是表达二者之势的不同，“易”字虽有改变、变化之意，但多作动词，“异”字则甚契文意，且后文亦云“三千之御三万，则异乎此”，翁同书所校为善。可见，无论是文本还是翁同书校勘文字，此本都颇能补《全宋文》本之不足。

　　此外，翁同书还根据尹洙为韩国华所作墓志铭，校正了《金石萃编》传录《韩国华神道碑》中的错误之处。《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以功名始终，庶子生四子：韫辞、慎辞、定辞、昌辞”句眉批云：“《碑》云：‘庶子生二子’。疑‘二’字本作‘四’，《金石萃编》传录误也。”《金石萃编》所收《韩国华神道碑》云“庶子生二子”⑧，翁同书据墓志铭认为有误，由铭文中出现四子之名可知，翁同书所校为是。

　　针对李保泰跋中说此本“内文间有缺不足卷者”，翁同书于卷七末校云：“卷七只此一篇，疑有脱落。李啬生先生跋云‘间有缺不足卷者’，盖指此卷。”此外，翁同书还对集中讹脱之处做了多处批注，不再一一录出。

　　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先导，其散文创作师法韩、柳，多有继承与借鉴前贤之处。对此，翁同书不少批语将尹洙放在古文运动发展史的脉络中，分析其散文创作的渊源及流变。如《伊阙县筑堤记》“呜呼！为令者岂当然哉！诚能忘己之私，惟行之宜，虽谤若咎，曾且不顾，奚古人之远哉”句，眉批云：“模仿昌黎《蓝田县丞厅壁记》，而几化其迹，此谓善于夺胎。”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一文，写当时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虽有才能有抱负之人居此，亦无所作为，韩愈在文中鸣发了不平。尹洙文中亦表达了为令者能忘己之私，不避谤毁，有所作为的愿望。翁同书指出尹作出自韩作，而又不露痕迹，观察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再如他批《故将仕郎守瀛州乐寿县尉任君墓志铭》“南阳掾任据告予曰：‘据不幸，始生而丧先人，养于母氏。既有知，然后审先人之未葬。顾弱且贫，力不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句，云：“任尉生平无可纪，又非故旧，特从其贫不克葬，论到逾期不葬之非礼，此于无可生发之中归出主脑。”又云：“韩之《法曹张君墓志铭》，柳之《襄阳丞赵君墓志》，其用意皆与此髣髴，而各具一面目，各具一机杼，须识其异曲同工处。”韩愈有《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当即翁同书所指。文章从墓主张圆遗孀携幼子求铭着笔，论到其在岭南患病泣语事，以此结撰成文。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一文则从墓主赵矜之子来章成年后寻找其父墓葬过程之神异切入，构思成篇。韩愈、柳宗元、尹洙之文所写对象都颇难下笔，翁同书敏锐地指出了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

　　除揭示尹洙创作与韩愈、柳宗元散文的渊源外，翁同书还指出尹洙受皇甫湜作品的影响。《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眉批：“此篇谓江陵之陷，周得正统，实本皇甫持正《东晋元魏正闰论》。”皇甫湜字持正，师从韩愈，亦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东晋元魏正闰论》云：“江陵之灭，则为周矣。”⑨翁同书指出尹洙此文所持观点与之一脉相承。《好恶解》“甚矣，世人毁誉之亟也！观人之色词，则是非纷焉。其色之庄也，誉之则曰‘重而有守’，毁之则曰‘狠而自恃’”句眉批：“意亦本于持正之《明分》篇，而不逮持正之老洁。”皇甫湜《明分》篇云：“天下之是非系于人，不悬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为。孰谓人？君子、小人是也；孰为分？君子、小人之别是也。”⑩翁同书认为尹洙文意乃本于此篇，可谓颇具慧眼。翁同书批语指出了尹洙散文与韩愈、柳宗元、皇甫湜等中唐古文大家的渊源，颇值得重视。

　　学者们虽肯定尹洙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但认为其作品成就不及同时代的欧、曾等人。诚然，从总体上看，尹洙的创作成就确不及欧阳修等人，但若不加区分一概而论，则难免会失之偏颇。翁同书将尹洙与当时或稍后的散文名家加以比较，多有发覆之见。前引翁跋中说“师鲁文章古淡与永叔相近，而峻洁过之”，他在批语中进一步点出尹洙作品胜于欧阳修之处。如欧阳修与尹洙都作有《岘山亭记》，翁同书于《襄州岘山亭记》“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无穷已也”句眉批云：“以‘仁’字作一篇骨子，到底一丝不乱，其架子与永叔《岘山记》同，而文之隽妙过永叔远甚，读者当自得之。”结尾“呜呼！羊公之仁，不系乎山若碑之存，然后为不朽，而燕公勤勤遗迹者，狥其民之思，若周人之爱棠树也。然则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爱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爽垲与登览之胜，则公尝赋诗在焉”一段，又批云：“末段规讽期勉之意与永叔相同，但师鲁只从‘仁’字上说便见大方，永叔就刻石以与羊、杜遗迹相比附，家数便小，盖立意欲突过师鲁而反不逮。”翁同书从欧、尹作品相同处入手，比较二作优劣，分析后认为尹洙之作在“文之隽妙”、立意等方面都要优于欧作。

　　除此之外，翁同书在《岳州学记》“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以于学而已。自汉而下，风化日陵，政之宽暴，民之劳逸，皆系于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罚，严期会，欲人奔走其命，令其驱之。若是其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渐之以德义者乎？”句上批曰：“发明政、学相关之旨，议论闳达，叙次古雅，似在六一居士《吉州学记》之上。”《巩县孔子庙记》“宋兴八十载，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法度，讲礼文，登隽贤，欲一以声教，格民于太和。为吏者循上化，其治大抵务宽平，耻以持法刺奸取能名，专用厚风俗、尚廉让为体，故郡府立学校，尊先圣庙，十六七”句眉批：“归美朝廷建学、亲贤，又推原声教之所以盛，立言得体，扫去一切排场门面语，文气朴茂，觉子固《宜黄县学记》犹为词费。”《巩县孔子庙记》“募善工，构良材，堂邃而崇，像尊以严，学有舍，齐有次，逾时而成，邑民休之，相与议曰：‘兹庙之兴，既营且勤’”句眉批：“叙事简古，实胜欧、曾。”《秦州新筑东西城记》“城，武备之一，譬于兵，为器之大者也。古圣王捍患庇民，弓矢甲胄，与城郭沟池交相为用，以利后世，世人不推究古”句眉批：“文气简严而动宕，胜荆公《桂州新城记》。”分别指出尹洙散文超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散文大家之处，颇发前人所未发。通过与散文名家创作的比较，翁同书实际上进一步提高了尹洙的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