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2015年08月14日 10:03 来源：《国际新闻界》2015年37卷2期 作者：韩海燕 高海波

在 1972 年麦库姆斯和肖正式将大众媒介影响公众讨论的作用命名为议程设置功能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提过出类似的观点，例如李普曼 1992 年关于媒体是探照灯的比喻，诺顿·朗 1958 年关于报纸设置地方性议题的说法，以及科恩 1963 年关于报纸能够告诉人们思考内容的表述，等等。但我们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先驱的名单中至少还应加上传播学奠基人、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一、拉斯韦尔：被忽略的议程设置理论先驱

罗杰斯 1994 年出版的《传播学史》似乎很想把拉斯韦尔作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先驱来看待，但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其中并无片言只字直接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该书第六章《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宣传分析》的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李普曼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并认为李普曼的《舆论学》表达了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而科恩则提出了关于议程设置的有影响的比喻性说法。罗杰斯详细地分析了李普曼的脑海图像与身外世界不一致的观点，视之为议程设置研究的开始。同时，为了说明科恩的贡献，罗杰斯甚至提到了麦库姆斯在 1966 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书店内买了一本科恩的《报刊与外交政策》。可是，自始至终罗杰斯都没有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问题：“ H ·拉斯韦尔的早期工作，特别是李普曼的早期工作如何最终导致有关议程设置的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 ( E · M · 罗杰斯 ,2002 )

《传播学史》一书留下的疑问，在两年后罗杰斯与迪尔灵合著的《议程设置》中才得到了正面回答。这一次罗杰斯等人努力表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拉斯韦尔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延伸。他们写道：

拉斯韦尔（ 1948）提出了“社会组成部分在环境反应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观点，即传播在社会议题的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他认为，大众传媒、民选官员、社会团体等各自具备互相关联的“关注框架”或关注各种问题的差异时段，而媒体在引导人们关注对象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其结果是媒体、团体、民选官员、公众同时关注某些议题，进而形成某种依存关系。上述见解被麦库姆斯和 唐纳德·肖（ 1972） 共同定义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 Dearing,Rogers,2009 )

比较罗杰斯两本著作的行文风格，可以认为《传播学史》一书文学色彩过于浓厚，在发掘趣闻轶事上花的功夫太多，而《议程设置》则属于严肃的学术著作，文字平实，论证有力。因而《议程设置》中关于拉斯韦尔在议程设置理论诞生过程所起作用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罗杰斯和迪尔灵的观点也得到了议程设置理论创始人之一唐纳德·肖的证实。与麦库姆斯高度强调李普曼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贡献不同，肖多次明确提到拉斯韦尔并非常肯定地把他视为这一理论的先驱。

1975 年，肖提出，“拉斯韦尔曾经将报刊喻为神经系统的类比极具启发意义：人体神经系统可以感知异样和危险的警示，具备将各种感官与功能构建为整体的力量；报刊具有向它所服务的公众提供社会早期警报，并将社会各种功能链接为和谐整体的能力”。 ( Shaw & McCombs,1977 ) 1992 年肖写道，“拉斯韦尔亦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先驱”。 ( Shaw & Martin,1992 ) 2001 年肖再次强调，“拉斯韦尔的报刊能够凝聚社会注意力的观点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重要部分”。 ( Shaw & Hamm,2001 ) 尽管肖对拉斯韦尔在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拉斯韦尔作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到议程设置理论之间的重要环节是可以确定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理论上的联系一直为传播学史著作和议程设置理论学术史的论述所忽略。

二、沃拉斯：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的共同理论来源

不论是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还是拉斯韦尔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源头，那就是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的“第二手感情”说。李普曼就读哈佛大学期间，正值沃拉斯受邀在此讲学，课堂讨论中李普曼的发言给沃拉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沃拉斯在 1914 年将他的一本重要著作《伟大社会》献给了年仅 25 岁的李普曼，声称该书是在李普曼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反过来看，李普曼也从沃拉斯那里受益良多。学者们普遍认为，沃拉斯是对李普曼影响最大的理论家之一，国内最早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的李本乾曾表示李普曼的传世之作《舆论学》少不了沃拉斯的敦促之功。 ( 李本乾 ,2002 )

沃拉斯认为报纸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之一就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间接联系，并将这种通过间接接触而产生的感情称为第二手情感。他认为这种感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是即刻的，但也是肤浅的，不能持久的。例如，人们在观看了一场电影后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观众流下了泪水，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回家后会因此失眠。报纸的作用也同样如此：“阅读结束，感情作用亦随即消失了。” ( 格雷厄姆 · 沃拉斯 ,1997 ) 沃拉斯认为第二手情感引发的个人转瞬即逝的反应在实行选举制的国家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他举例：某天竞选结束后的回家路上，一个中学生兴奋地问候他：“您好，沃拉斯先生，是您为我颁发奖章的。”沃拉斯不由感叹道：“各种政治观点都被我的选民视为浮云，但我曾在学校典礼上为男孩佩戴奖章这一具体行动所引发的反应，却具有第一手经验所谓的‘强烈的有效现实感’的全部刺激性。” ( 格雷厄姆 · 沃拉斯 ,1997 ) 沃拉斯认为，在报纸广泛大量普及的时代里，人们的政治思维主要被稍纵即逝的第二手感情所主导，政治理性已为政治非理性所取代。

拉斯韦尔同样对沃拉斯高度赞同，非常认可沃拉斯关于政治活动中人的非理性因素作用的论述，而他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等著作也都明显地打上了沃拉斯的烙印。在沃拉斯的第一手经验和第二手感情理论的基础上，拉斯韦尔对环境和情景作出了区分。他将观察者未考虑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符号联系的对象称为环境，把处在符号过程中的对象界定为情境。例如，某政府大楼对于居住在此地的所有人来说都构成一种环境，而在观察它和思考它的人眼中，却属于情境的一部分。再比如，旧金山人可能会说到伦敦或者夏威夷而不一定曾经去过那儿，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地名就成为旧金山人的情境的一部分。又如，人们会提及某些虚幻或者古老的事物，如鬼魂或古罗马，尽管他们并未曾置身其中获得直接感受。因此，尽管环境客观存在，人的注意力却并非广泛，只有那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关注的事物才属于真正的对象，而意识到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如何处理物质与意识间的复杂关系，拉斯韦尔提出应该开展注意结构调查，进行人们的意识范围的转换情况研究。对进入人们意识范围的的符号进行客观描述，并加工为图表形式来呈现。这正是拉斯韦尔的定量化内容分析的理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