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合注》是王先谦晚年最后完成的一部未刊稿,成书于一百年前,其刊行之路,曲折翻覆。笔者冀望《合注》在成稿百年、历尽曲折之后早日出版,为学术所用,也希望瞿蜕园先生十万字的校记,能够重现人间。
《新旧唐书合注》是王先谦晚年最后完成的一部未刊稿,与《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鼎足而三,是王先谦所撰最重要的汇校集注史籍之一。据《王先谦自订年谱》,《合注》最早成稿的一篇是《魏征列传》,刊成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后来时作时辍,辛亥以后,王先谦闲居长沙,用六七年的时间基本写定全稿。其中《艺文志》部分,1915年委请于缪荃孙,成稿最晚,详见《艺风堂友朋书札》所收王先谦书札。王先谦第六十六札云:
……乡居习静,把卷消闲,七八年前曾辑《新旧唐书合注》,后复携至平江,校订商量,所得不少。暮景逾迫,亦思趁此付刊。唐志各门,颇有发明,惟《艺文志》未曾著墨,欲求相助,注此一门,借重大名,以光是刻。如蒙俯允,拟即先刊各卷,后列《艺文》也。(《艺风堂友朋书札》45页)
1916年,王先谦为《新旧唐书合注》作序,称“反复积年,颇有考订,旁罗旧注,广诹同志,条分新旧,合为一书”,其时《艺文志》尚未完稿。据缪荃孙《戊午(1918)日记》,三月廿五日,“注《唐艺文志》毕,装订。整一年功夫,惜长沙师不及见矣”(《缪荃孙全集·日记》第4册73页),距王先谦离世已四个月。
王先谦生前,《合注》已经誊写成版刻样,但最终未及付刻。十数年间,书稿有所散失。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3年8月21日农历七月朔,王先谦冥诞,杨树达见到曾任湖南大学校长、省教育厅长的曹典球,“曹子榖先生出示葵园《唐书合注》稿本,以《新唐》为主,《旧书》附之,并有集注,纪传已全,表志缺二十余卷”。又云:“葵翁曾告曹,此书排比之劳,视两《汉书》尤过之。视稿本,知其言信也。”同年11月5日又记云:“得徐行可书,云葵园《唐书》,商务不能承印。”知其时曾谋求印行而未果。
1945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买到《新旧唐书合注》原稿,并初步加以校勘补订,准备排印出版。《合注》所据底本,《新唐书》为汲古阁本,《旧唐书》为岑建功本,商务以汲古阁本复校了《合注》底本。《百官志》及各表,原稿散失,由商务编辑傅运森(字纬平)以百衲本补纂。今存《合注》原稿中,《百官志》题“宁乡傅运森补纂”,题下小注云:“《新书·百官志》五卷,《旧书·职官志》三卷,合注本缺,今依式补入,并酌采所见诸家校记及拙见,条录于下。”《宰相表》前有傅氏说明:“《合注》六十一至七十五卷,共十五卷,连上下共二十二卷,《合注》原缺,借用百衲本《新唐书》各表,加入各家校记而成。”《艺文志》所在一册封面有两段傅氏所写说明:“以下所缺表,当补。纬”;“表已补完,另包。纬。34/10/16。”另有墨笔批注:“注意:此册排完后,即可排另包之各表,共上下两册。”知商务校订补纂,作刊行准备,时间在1945年前后。遗憾的是,《合注》付排在即,却因事而止于半途。
此时上距《合注》成稿已三十年,下一次重新提到出版日程,还要再等十年。
1954年,科学出版社在北京重组成立,并着手有计划地开展古籍和文史学术著作的出版,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1956年初,受科学出版社委托,王氏门人瞿蜕园接手承担《合注》的整理和标点。
瞿蜕园出生世家,其父瞿鸿禨(1850—1918)为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蜕园原名宣颖,字兑之,抗战时期滞留北京,曾任伪职,抗战胜利后,意在悔过,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改字蜕园。1955年,瞿蜕园的历史问题由公安部门作出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靠给出版社编写小书维持生计,两年间连续在春明出版社出版了《左传选译》《古史选译》《楚辞今读》等。1956年,瞿蜕园63岁,生活出现了转机,他在后来写的汇报材料《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中说:
我个人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尽管动笔很勤,同别人合作的几种翻译都没有成功,自己的写作也很少出路,仅仅几部小书出版也无济于事。
这时,忽然北京有个老友在中央的出版机构工作,介绍我到北京去。转机到了。不过我考虑一下,立即赶到北京还有困难,希望先担任一项临时工作,等工作有了成绩再说。这无非是害怕机关工作的拘束,总想留一个余地。结果获得了一项整理校订的工作,继续两年多,生活可以不成问题。这项工作对我非常适合的,我衷心欢喜,自不待言。(《徐汇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转引自田吉《瞿宣颖年谱》,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一说“老友”指章士钊,但“在中央的出版机构工作”与章士钊的身份显然不符。据朱金城先生回忆,“老友”是科学出版社刘荔生,刘荔生是瞿蜕园圣约翰时期的同学。后来以《刊行新旧唐书合注说明》寄请陈垣征求意见的,正是刘荔生,可见《合注》出版确由刘荔生参与其事。
正如瞿蜕园自己所言,“这项工作对我非常适合的,我衷心欢喜”。他在给老朋友靳志的信中也说:“贱状如昔,日课校订葵园先生《唐书合注》,颇有乐趣。”《合注》整理标点历时两年,复校各本,除留下数千条版本对校浮签外,还另撰校勘记约十万言。瞿蜕园的诗友沈其光《寄怀蜕园》诗有注云:“时补注王葵园《唐书注》,成十万言。”(《瘦东诗三钞》卷五,1959年油印本,转引自田吉《瞿宣颖年谱》),与《刊行新旧唐书合注说明》文末所云“本书之校记由瞿氏辑成初稿,附本书以行”,正可印证。
在确定出版《合注》及整理标点过程中,科学出版社曾先后多次征求陈垣先生意见。陈垣认为,“是书成于王先生晚年(卒前二年),其精博诚不如往年之两《汉书》注,但王先生究是编书内行老手,故其体裁方式,都比沈氏《合钞》为优。如此巨帙,既已写成,值得为之一印”。对整理工作,陈垣明确提出谨遵“王氏原文”的意见:
但校印是一事,修订又是一事,这次是校印,不是修订。如果王氏原稿的确错误者,应为校正;如果是两可的,应尽可能仍王氏原文,不轻改,不轻增,不轻删。
并建议付印时揭去整理者浮签,“其正确而有意义者,可留为作校记之用”(1956年4月26日致科学出版社函,《陈垣年谱配图长编》693页)。陈垣在审读了《新旧唐书合注标点略例》及总目、纪传志校记、通检等九册后,认为“大致不差,间有一二小节,尚需斟酌”(1957年9月28日致科学出版社函,同上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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