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到生存：法的正义性演变

2015年08月19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9日 作者：林国华

近代国家强化对正义战争的诉求　　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世俗化、中立化、和平的、去魅的、去激情的秩序中，只有“利维坦”独自处在原始神秘的战争状态。要想理解“利维坦”的独特本性和处境，采用诸如“中立化”、“世俗化”、“去魅”这种流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具有高度的误导性。“利维坦”仍然是一个高度神圣的、高度宗教性的存在物。

“主权者”的出现，无疑是近代政法理论史上的最大事件，对这个“怪物”的解释构成近代政治—法律—哲学史的主要章节，但始终没有定论。有一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西方学界，并影响到中国，即认为主权者是对圣战思维的排斥，它把战争的理由认定及其发动权与解释权从冲突教派手中没收，并完全垄断在自己的手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深刻理解似乎可作为这种解释的强大佐证：宗教战争无异于自然状态，能终结自然状态的唯有利维坦。这就产生了近代国家体系，它取代了教会—帝国的中古体制，不仅使战争丧失了神圣性，也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不管其正义性是多么模棱两可。在主权者庇护下的战争目的不再具有高度的神圣道德化考量，而仅仅是和平、秩序和人身的保全，对战争理由的辨析与认定也失去了超越的维度。

对上述意见，笔者不太认同。近代主权国家与宗教战争之间的关系并非针锋相对，反而可能是继承与递进——主权国家是在宗教战争形成的历史格局基础上出现的，不存在根本颠覆关系，相反，二者联手颠覆了“上帝国”。信仰私人化、小教派化，其政治逻辑的必然结局正是国家主权化，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把战争权收归国有，把宗教良知权留在私人手里，战争与信仰从此分离，宗教战争才得以暂停。不过，主权国家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终结宗教战争，它只是把分崩离析的“战争状态”转化成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从教派之间的血腥纷争到主权国家之间的冷战敌对，很难看到本质差异。主权国家取代宗教战争，引发的变化并不是正义被生存取代，而是正义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的宗教道德降格到纯粹的生存自保。

正义的基础从宗教理想演变到生存自保，是古代自然法向近代自然权利演变的一个方面。自我保存也是一种道德，霍布斯那一代人苦心营建的东西，可能不太崇高，但对底线保持敬畏和守护。正义战争的基础从圣战理想降落到自我保存，不仅不会导致正义战争的消泯，而且能强化正义战争的生命力，因为这个新基础切实可触，因而更加稳靠了。古代政治文献也有类似于“自我保存”的论说，但只有在现代主权国家这里，它才获得至高地位。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原来是圣经中上帝的造物，到霍布斯的主权国家这里，它变成了人的造物，或者说人造的神，霍布斯赋予它的神圣性远远高于它在圣经中得到的神圣性。近代主权国家是一种高度神圣的政治体制：它承担了所有公民个体以及所有大小教派的全部神圣诉求，在它治下的所有人都被“去神圣化”，唯有它自己不得不保留神圣的存在状态。用霍布斯的语言就是，所有人都被解除武装，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唯有利维坦仍然全副武装，独自留在危险的自然状态中，随时向入侵它所在的领域（自然状态）的敌人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