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19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9日 作者:林国华
近代国家强化对正义战争的诉求 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世俗化、中立化、和平的、去魅的、去激情的秩序中,只有“利维坦”独自处在原始神秘的战争状态。要想理解“利维坦”的独特本性和处境,采用诸如“中立化”、“世俗化”、“去魅”这种流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具有高度的误导性。“利维坦”仍然是一个高度神圣的、高度宗教性的存在物。
“主权者”的出现,无疑是近代政法理论史上的最大事件,对这个“怪物”的解释构成近代政治—法律—哲学史的主要章节,但始终没有定论。有一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西方学界,并影响到中国,即认为主权者是对圣战思维的排斥,它把战争的理由认定及其发动权与解释权从冲突教派手中没收,并完全垄断在自己的手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深刻理解似乎可作为这种解释的强大佐证:宗教战争无异于自然状态,能终结自然状态的唯有利维坦。这就产生了近代国家体系,它取代了教会—帝国的中古体制,不仅使战争丧失了神圣性,也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不管其正义性是多么模棱两可。在主权者庇护下的战争目的不再具有高度的神圣道德化考量,而仅仅是和平、秩序和人身的保全,对战争理由的辨析与认定也失去了超越的维度。
对上述意见,笔者不太认同。近代主权国家与宗教战争之间的关系并非针锋相对,反而可能是继承与递进——主权国家是在宗教战争形成的历史格局基础上出现的,不存在根本颠覆关系,相反,二者联手颠覆了“上帝国”。信仰私人化、小教派化,其政治逻辑的必然结局正是国家主权化,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把战争权收归国有,把宗教良知权留在私人手里,战争与信仰从此分离,宗教战争才得以暂停。不过,主权国家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终结宗教战争,它只是把分崩离析的“战争状态”转化成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从教派之间的血腥纷争到主权国家之间的冷战敌对,很难看到本质差异。主权国家取代宗教战争,引发的变化并不是正义被生存取代,而是正义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的宗教道德降格到纯粹的生存自保。
正义的基础从宗教理想演变到生存自保,是古代自然法向近代自然权利演变的一个方面。自我保存也是一种道德,霍布斯那一代人苦心营建的东西,可能不太崇高,但对底线保持敬畏和守护。正义战争的基础从圣战理想降落到自我保存,不仅不会导致正义战争的消泯,而且能强化正义战争的生命力,因为这个新基础切实可触,因而更加稳靠了。古代政治文献也有类似于“自我保存”的论说,但只有在现代主权国家这里,它才获得至高地位。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原来是圣经中上帝的造物,到霍布斯的主权国家这里,它变成了人的造物,或者说人造的神,霍布斯赋予它的神圣性远远高于它在圣经中得到的神圣性。近代主权国家是一种高度神圣的政治体制:它承担了所有公民个体以及所有大小教派的全部神圣诉求,在它治下的所有人都被“去神圣化”,唯有它自己不得不保留神圣的存在状态。用霍布斯的语言就是,所有人都被解除武装,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唯有利维坦仍然全副武装,独自留在危险的自然状态中,随时向入侵它所在的领域(自然状态)的敌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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