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2006年7月1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通并试运营。北京、成都、上海、广州、西宁开通直达拉萨的客车。
“事实上，青藏铁路是一条双向对开的、而非单向行驶的铁路。西藏需要现代化输入，我们也同样需要博大的西藏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哺。但愿我们手中握着的那张双程车票，是我们驶往美好未来的一个通行证。”
对开的而不是单向行驶的青藏铁路
“现代化不需要根。”马丽华说。几天前的下午，马丽华的主题是“青藏铁路与西藏文化的变迁”。她的对面，几十个听众坐在商务印书馆散发着油墨书香的涵芬楼里。
尽管声称自己不善言谈，但马丽华却时时吐出一些需要加着重号的句子，譬如这一句：“现代化不需要特别的土壤，它适合在一切土壤里生长。”
“现代化”的肖像于是在马丽华那里得到一种幻化：一种无根的植物，甚至连营养液都不需要，向天边蔓延，无限复制，轻而易举地占领。
既然如此，那么，现代化的播种不受地形气候的影响，现代化的生长也与海拔无关——即便世界最高的高原，即便荒原与赤地千里，即便在我们看来与现代化的禀赋最为异质的文化区域！
这一天马丽华要表达的主题是：日头下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西藏渴望现代化；同样，现代化也可望在西藏生长。
在讲座开始之前，大概很少有人会料到马丽华——这个因为《藏北游历》、《西行阿里》与《灵魂像风》等作品而注定“被西藏所怀念”的人，会如此径直地奔向了现代化——不对啊，她更应当是一个当然的文化保护论者！但是，她让那些等待文化保护论的听众迟疑并愣了一下。她在他们的视野里突然闪身，然后一个空白。
文化保护论者的隐忧在这一段时间的媒体里得到了表达：担心西藏文化从此发生变迁，忧虑西藏文化失去原有的特质以及神秘感。但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在高涨。“西藏并不能因为旅游者的需要或猎奇者的好奇心理而永远保持其原来的面貌。”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发表文章指出，“文化变迁无关个人情感。”他说得斩钉截铁。事实上，双方观点都已出鞘，只是争锋隐而未发。
的确，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见过拒绝现代化的民族或国家。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如同海绵吸收水分那样地吸收了现代化。现代化的利剑不可抗拒，它带给人类的那一座座无与伦比的物质宝库，为它打磨了凛凛剑锋。除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现代化还改变了人类以往在这个星球上的居住方式与行走方式，它让一切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它第一次这样丝丝入扣地满足了人性各个方面的需要——于是，它成就了一个无根而生的、无往不胜的奇迹。
根据常识，我们可以不必担忧现代化被某一人群或某一地域文化拒之门外。据说现代化的一大征候就是不可逆转。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现代化还有另一些无法拒绝的秉性，例如：放逐文化个性/西方文化价值观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覆盖/对自然的少思或无思/张扬无度的物质主义/危及和谐的片面发展主义……
既便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化时也曾尖锐指出：在现代性的局限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地球生态的破坏，“对人类而言，自然第一次变成纯粹的客体，纯粹的可用之物；它自身不再被视作一种力量。”其次，“现代主义始终是欧洲中心论者，与不同文化的沟通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实现的诺言。”（恩里克?迪塞尔）
自从现代化这把双刃剑插入这个星球，世界的文化地图便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让我们面对现代化时变得心境复杂：拥抱它，因为它施惠于贫困与弱小者！怀疑它，因为它使丰富的人类文化模式趋向单一，使同样丰富的自然沦为一座仅供人类征服、支配、控制的能源库！
文化保护论者的担忧，更多的是基于对后者的疑惧，而不是对前一种福祉的无理拒斥。马丽华说：“贫困是万恶之源。”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藏必须现代化！现代化的西藏将是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而青藏铁路，将对这一历史进程起到决定性的助推作用。
问题因此变得清晰起来。如果现代化不粗暴地涂改一个地方的文化与自然生态，那么事情就会只有一个向度，我们的心境也会变得单纯而透澈。现在，我想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代化的弊端。
历史上，西藏虽然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但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藏文化却不是一艘孤独的文化之舟，它与周边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保持了千年之交。藏传佛教应当是藏文化对异域文化进行整合的完美之作。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藏文化化解异质文化冲击的能力。马丽华坚信未来的藏文化将获取一种最佳的整合状态：“将传统文化好的保留下来，把现代的最好的东西吸纳进来。”比如——她举例：“政府和德国一个基金做的建筑，外表是八角街，纯藏式的，内里搞的下水条件。我认为这样就比较理想。”
但文化的整合肯定比修建一座藏西合璧的建筑困难得多。其间一个必须被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的冲击，与历史上任何一波文化冲击都不会太相似——如果说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具备覆盖与垄断全球的力量，因此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冲击，也总是能够为本土文化带来相对从容地调适、消化、整合的空间与时间；而今天，现代化的冲击则无法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幕进行对比、借鉴以及自我宽慰了。今天的文化冲击，是全球化的；它以对于人性的满足为最充足的理由和尺度，来大规模地裁剪、涂改原来的文化样式；从而，与其说文化将进行新一轮整合，不如说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现代化单向度的传播与征服之势。
如此，对于现代化的犹疑就并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更不是伪命题。
文化变迁虽与个人情感无关，但我们看到，当今的文化变迁中却有加入人的主观操作的必要性。这就是：充分估计现代化对于本土文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把握文化调适过程中的种种取向；明确政府导向，及时制定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设计舆论干涉的种种机制……等等。唯此，才能实现乐观者如马丽华的设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个都不少。”否则，我们只能望断天涯，也寻不到传统。我们也才能放心于斩钉截铁者如周振鹤的论断：“文化变迁无关个人情感。”否则，我们当中难免还会出现为文化而殉情者，如上个世纪投湖的王国维。
西藏需要现代化输入，我们也同样需要博大的西藏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哺。正如诗意的北京作家祝勇所写的：但愿那空气稀薄之地，以它那伟岸的文化与生活的艺术性，反衬着我们生命的渺小、卑琐和庸碌，并由此为我们精神陷于困顿中的灵魂输氧。
事实上，青藏铁路是一条双向对开的，而非单向行驶的铁路。这是一个极好的隐喻。进去了，又走出来，文化才能维持健康的肌体。但愿我们手中握着的那张双程车票，是我们驶往美好未来的一个通行证。
事件：
2006年，《中国民族报》开始关注“北漂”中的少数民族的生存遭遇与文化认同，特别开设“漂在北京”栏目，展开长达一年多的系列报道。
咪楠，汉名钱东莉，哈尼族第一个电影演员。1991年因主演电视连续剧《南行记》获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银熊猫奖。后因婚姻失败，2000年春来到北京，并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留在北京。
“异乡人奔往都市，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等待被消融。等待他们的文化印记被日复一日地稀释。但是，他能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付出多大的代价是一个极限？”
不要看轻一个异乡人在都市的遭遇
在北京火车站的大钟下，咪楠失神半小时，决定了这件事：留在北京。
这很奇怪。离婚的咪楠走投无路。而眼前吵闹的都市对于内心的苦痛无从安慰。城市巨大而漠然，它没有功夫去细究那些过往者的表情。但淡漠，无言，有时意味着接纳。咪楠决定投入它，就像一块石头投进大海。
一块石子被扔进了石堆里/一个异乡人被扔进了都市人群里——这两件事，有什么不同吗？
是哪一个西方社会学家说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自己的“背景书”而来。文化，你长在其中的那种文化，就是那本“背景书”。
都市，放大了你身上的那本“背景书”——活在家乡时，你的文化是水，你是鱼；鱼水相戏，你几乎察觉不到它。但现在就不同了。在异乡，文化立刻不再若有若无了。它就在你的背上。一本背景书。你感到了它的重量。
——你的不同的口音。你的深色皮肤。你的饮食习惯。
——还有，你的个性。你泛着另一种地域色彩的表情。你表达意见时的态度。你更顺从还是更执拗。你更率性还是更隐晦……这都是你的文化，你的文化的体温。你这块石头先天被涂上的颜色。你的母土的颜色。当然，这样的一块温软而细腻的石头，被扔出去时，响声必然不同。
响声可以被理解为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一个异乡人的都市遭遇/一种文化在它的背负者身上所溅起的命运浪花/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结局以及其深长的意味。
一个异乡人，在都市里的命运，大概应当取决于两种因素：城市的宽容度；异乡人接纳都市文化并承受与其碰撞的能力。
先说第一种。城市是否宽容。事实上，我们很难直接发现城市的表情。我们倒是很容易捕捉身边每一个人的神色——邻居的、新结识的朋友的、公共车上邻座的……而城市的表情则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这样，我们对于一个城市的感受往往取决于身边那些人的脸色——一个被问路者的态度、一个售货员的厌倦与耐心……这样，对于一个城市是否宽容的直观感受，在每一个异乡人那里便颇有些偶然性。但事实上，还有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让你握住城市的表情。这便是制度层面的东西。
一个城市，是否在制度安排上，给少数民族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公共媒体，是否对多元文化持平等、尊重的舆论导向？社会是否为少数民族预留了表达自己意见、诉求的渠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先生说：少数民族，他们对精神文化和社会正义的依赖更深。读懂这句话，大概就读懂了潜入都市的少数民族，其基于自身特别的文化规定性，而对都市所怀有的沉重期待。这包含上述两方面——对制度的期待，对周围每一个人的期待。
再说第二种。异乡人的能力。这事实上是一场考核。都市考核他们的心智、个性、勇气；考核他们接受并深入都市文化的能力——实质上，考验他们身上的文化的弹性——个体的自我调适的宽容度。
当然，还可以换一个词儿，说那事实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场对话。当每一个少数民族个体在都市里活动，他便展开了一场他的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对话。
都市显然有着预先的期待。它期待每一个人的溶入。事实上，一定程度上说，异乡人奔往都市，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等待被消融。等待他们的文化印记被日复一日地稀释。但是，他能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付出多大的代价是一个极限？
溶，与被溶；个性，保持抑或稀释。这一系列矛盾，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多重意味。构成了这场对话的复杂与艰深。
事实上，绝不仅只有我们看得见的那些因素！有许许多多的向度，与异乡人的都市之旅若无确有地相互牵连。这样，每个漂泊的人，都会有着巨大的命运的不确定性。
咪楠在北京城生活五年了。即便在缺乏阳光的北方她依然黝黑着皮肤，这是她的胎记。在像一块石头一般被扔进北京的人海之前，她与那座她曾经欣然嫁往的北方城市——长春市——的对话是失败的。她离婚了。她被那座城市扔了出来。而这一结局与什么相关呢？文化背景？个性？他者？偶然的第三者？难以揣度。然而，对话或者碰撞的结局是悲怆的。
在北京城，咪楠依然故我地向城市交付她的民族特有的率性与单纯、正义与道德。她似乎有些成功了。当中央电视台节目间的灯光罩着她美丽而沧桑的脸庞时，某种程度上，她被接纳了，被理解了，被倾听了。这表征着这个城市的美德：它有着宽广的理解力。但是，我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咪楠仍旧孤独着。
我们永远不要看轻一个异乡人在都市里的遭遇。它也许的确偶然无比。但是，当现代化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我们的土地，这个时代，时光冰凉而陌生。在历史的幢幢巨影里穿行，我们难以仰视那块巨大的历史幕屏。我们唯一能够触摸的，那一道最微小的风景，就是那个走向都市的人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