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是科学
科学是什么,这是科幻小说必须解答的问题。一般来说,科幻小说总是从两个方面做出自己的回答,一是科学作用的形象阐释,二是科学社会的形象描绘。当下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对此有了新的见解。
科学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科学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掌握了它就成为了“新民”,这是晚清徐念慈等科幻小说作家所做出的回答;科学是先进的技术技能,掌握了它就能成为强国,这是民初陆士谔等科幻小说作家的强国畅想;科学是强大的能量工具,如果被邪恶的人所利用,就会毁灭人类,成为邪恶科技,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徐卓呆、顾均正等科幻小说作家所提出的警示;科学是一种知识,掌握了它就能聪明,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幻小说作家所致力追求的社会效果;科学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掌握了它就能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科幻小说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理想图景……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意识形态的诉求、起伏,科学的作用在中国科幻小说作家手中始终处于变化状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科学是一种工具,它为人类所掌握,是人类发展的助力,是社会发展的通道。当下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提出了与工具论完全不同的命题:科学是人类自我探索的本能,它的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是人类逐步自我毁灭的过程。星河的《决斗在网络》中与“我”决斗是电脑病毒,而电脑病毒的产生则是人类窥探别人秘密的本能,因此,小说得出一个结论:“我”本身就是一只电脑病毒,“我们相信,今天人类体内某些DNA的一部分就有来自病毒的可能。可以想象,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的DNA中,便已被那时的病毒插进来它自己的遗传模板。人类与病毒的战斗将遥遥无期,究竟鹿死谁手更是殊难把握……”⑨小说中的“我”与病毒决斗,也就是自己与自己决斗。同样的命题出现在韩松的《春到梁山》中,科学的追求就如“梁山故事”一样,既是固定的模式,又是漫无边际永无休止的重复,可是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是“它自己制造了它自己”。⑩在众多作家中,对此命题写得最深刻的当数王晋康。对生命本源和动力的挖掘是人类科学探询的本能目标,而要证明生命本源和动力科学探询的正确性就必须要有科学的印证,于是机器人就成为了最佳的印证物。然而机器人一旦被输入正确的生命密码,它们必然以其纯正性和严密性战胜人类,甚至毁灭人类。一方面是人类要探索自我的本能追求,一方面是人类自我毁灭,这就是他的名作《生命之歌》所揭示的问题。同样的思考在他另一部小说《生死之约》中得到更为精彩的表现。绝大多数的人都想长生不老,于是研究“寿命基因”就成为了热门的科学探讨,问题是如果人真的可以长生不老了,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小说中的那个活了170岁的萧水寒,还能结婚生子,的确令人羡慕,可是他还是自绝了生命,并将长生不老的秘方永远地带走,理由简单而又沉重:如果人人都长生不老,“世界要为此而颠覆了,人类社会的秩序要崩溃了。谁不想长生不老?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得到这个特权?如果全人类都长生不老,后来者怎么办?一个在组成成员上恒定不变的文明会不会从此停滞”?(11)这是对那些寻求长生不老的人的发问,又何尝不是对科学作用的发问?同样的发问出现在韩松的小说中,高铁和地铁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可是却将人的生活放置在全新的狭隘、压抑的箱体空间,结果是人的伦理、思维心理都狭隘了、压抑了,发生了撕裂和扭曲,人类在科学技术的追求中将自己推向了种类变异甚至毁灭之途,读之令人恐怖!(12)
外在的科学社会究竟什么样子?自清末民初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被引进中国之后,凡尔纳的享乐主义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建构就一直成为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展开想象的出发点,要么是极为丰富的物质文明,如陆士谔《新野叟曝言》中水晶为地、祖母绿为树的月球世界和黄金为地、钻石为山的木星世界;要么是极为文明强盛的社会,如吴趼人《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科学社会的文明富强,就是要映衬人类社会的愚昧落后,从而激发地球人通过科学发展达到彼岸,近百年来的中国的科幻小说几乎都是这样的社会构想。这样的构想被刘慈欣和王晋康等人颠覆了。刘慈欣《三体》中的三体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呢?用它们元首的话来说:“三体文明也是一个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群体,它对生存空间的占有欲与我当时对事物的欲望一样强烈而无止境,它根本不可能与地球人一起分享那个世界,只能毫不犹豫地毁灭地球文明,完全占有那个行星系的生存空间。”(13)这是一个充满着邪恶欲望的邪恶的群体。不但欲望邪恶,三体世界征服地球的手段也非常的卑劣。它们对地球文明采用了四种手段,一是“染色”,即利用科学和技术产生副作用,使公众对科学产生恐惧和厌恶,例如污染;二是“神迹”,即对地球人进行超自然力量的展示,让地球人对三体文明产生神一般的崇拜;三是“窒息”,即让地球科学锁死在现有水平;四是“绝育”,让地球人停止繁衍后代,直至灭亡。不是天堂,不是天使,而是恶魔,三体文明就是个“恶托邦”。如果说刘慈欣笔下的科学社会令人愤怒,王晋康小说中的科学社会则令人惊悚。一个完全利他、无私、牺牲、纪律、勤劳的社会,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的科学社会,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社会将是如何呢?他的小说《蚁生》就写了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其乐融融、完全利他,可是它建立在被控制、被麻痹之中。问题是如果失去了控制源怎么办,如果一部分人被控制住,一部分人清醒了怎么办?如果一部分人被控制的比例多些,一部分人被控制的比例少些又怎么办?小说展示了这样一幅图画:互相扭打、撕咬,直至死亡。科学社会就是好的社会么?刘慈欣和王晋康异口同声地回答:不!
对科学作用和科学社会的如此解释,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实际上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人本的科学观念,二是人类的生存法则。
宇宙中最优秀的生物是人,最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最科学的进化是人依据自我规律的发展,正如王晋康在《蚁生》中揭示的道理:“并没有可靠的机制来持续产生出一个个善的、无私的上帝”;“本性自私的人类,磕磕绊绊,最终走到今天的文明社会,而且显然比野蛮时代多一些善,多一些‘利他天性’,这说明上帝的设计还是很有效的。”(14)如果改变人的基因,改变人类的社会规则,改变人的进化规律,不是人类的幸福,而是人类的伤害,最后必然导致人类的毁灭。从这样的基本点出发,科学永远只能是人类的工具服务于人类,任何想改变人类基因的科学必然是一种邪恶;科学发展必须受制于人类的发展,任何想超越人类发展的科学进步都是一种邪恶。人,也只有人,才是万物之灵,才是宇宙的主宰。如果人类与其他灵类发生碰撞和冲突,谁赢呢?是人!在《三体》第一部中被描述得那么强大的三体舰队,在第二部中已经被人类所击败,为了保存人类的基因而被冷冻起来的罗辑醒来后,听到的是:人类的太空战舰要比三体人的战舰厉害得多,不但多,而且强大,三体舰队已经变得稀稀拉拉,溃不成军。人类赢了。
既然外在的科学社会是一个充满着自我欲望、自我色彩的实体,人类社会怎样与这样的实体打交道呢?正如刘慈欣所担忧的那样:“我认为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15)据此,他提出了“宇宙道德”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一个关系问题:“就像在体育场的最后一排看足球,球员本身的复杂技术动作已经被距离隐去,球场上出现的只是有二十三个点构成不断变化的矩阵(有一个特殊的点是球,球类运动中只有足球赛呈现出如此清晰的数学结构,这也可能是这门运动的魅力之一)。”(16)状化、变化、穿梭、竞争、夺取胜利、身心愉悦、和谐交融,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双方承认的游戏规则中进行,这就是刘慈欣的“宇宙道德”。他的三部《三体》写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关系及其发展,就是他的“宇宙道德”的演绎。王晋康笔下的科学社会(人)是人类社会(人)异化的结果,他强调的不是关系,而是制约。能够制约得住,科学社会(人)就是健康的,如果制约不住,科学社会(人)就是邪恶的,对于制约不住的科学社会(人)怎么办,王晋康的办法是:中止它的发展,甚至是毁灭它。相比较而言,韩松要悲观得多,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的欲望不止,悲剧就会不断出现,这是人类发展的宿命。《高铁》中小说主人公周原在高铁寻找失踪的妻子,发现高铁是个人工宇宙,生活其中的人都很怪诞。很有意味的是,周原在寻妻的过程中与女列车员生下来一个男孩周铁生,而这个周铁生长大以后,又在重复周原的生活:寻找父亲。父子之间在寻找之中互相猜忌,最后竟然是儿子杀死了父亲。循环往复,不断地探寻、寻找,而结果是心灵的扭曲,直至悲剧的发生。在韩松看来,所谓的“宇宙道德”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人科学探索的冲动生生不息。
长期以来,对科幻小说的评价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它能够预示科学发展的前景,或者是它的科学预言经常被科学发展所证实。这是一种实证法的评价标准,是一种物质的检验和证明。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对照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显然不合标准。因为,作家们笔下的科学不再是科技,而是智慧,强调的不是功能,而是思想。“现在的科幻迷们已经打开了天眼,用思想拥抱整个宇宙了。”(17)智慧和思想是不能用物质来检验和证明的,却能提供警示和启发。警示和启发也就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科学思考的角度和价值。它揭示的不是人类发展中的步骤,而是人类发展中的隐忧;不是人类发展中的形而下,而是人类发展中的形而上,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考显得沉重,但却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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