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提要：伊丽莎白·鲍恩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从女性视角描写了战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时空体验，历史地呈现了战时伦敦的荒原景象。本文认为，战争暴力虽然把文明变成废墟，但废墟也是重建文明的基础，是人认识自身生命价值的历史时机。废墟蕴含着破坏和重建的辩证法，体现了一种表象的美、颓废的美和救赎的美。鲍恩作品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为达到永恒的灵魂升华的废墟美学。
关 键 词：鲍恩/伦敦/战争/废墟/文明重建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研究”(14XNJ022)。
作者简介：尹星，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和其他各大城市及工业中心进行了连续八个月的战略轰炸。与一战相比，英国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大，但这一次战争就在家乡发生，德军的闪电式袭击更直接、更具威慑力，直接侵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伦敦的都市景观，以惨绝人寰的暴力把古老文明的都城变成了一片废墟。然而，在这种超时空的混沌景象中，从对战争之“崇高美”的充满激情的追求中，鲍恩以小说的形式打破了男性的、权威的、整体的战时记忆，以女性的、瞬时的、偶然的印象碎片，揭示了被撕去文明外表之后的人的原始生存本能，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了战争和暴力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印象中的时空错位
鲍恩(Elizabeth Bowen)在二战后发表的长篇小说《炎日》(The Heat of the Day)以德军轰炸伦敦为背景，以多元的、印象式的历史叙事呈现了一个“剧烈震动后的万花筒”，(Ellmann：146)再现了二战期间伦敦日常生活经验的碎片。以往固若磐石的生活概念，如情感、家庭、民族、阶级、历史、习俗，甚至遗产继承等，都被战争和暴力击打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婚外恋、一夜情、精神病、谎言、敲诈、背叛和间谍活动。这一历史断裂是如何进入小说的历史叙事的呢?在《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的后记中，鲍恩把这些战时的生活场面说成是“讲述战争时期的故事，而不是战争小说”。(1987：95)这意味着，描写战时日常生活经验的《炎日》和《魔鬼情人》关注的不是战争本身，不是暴力的具体实施，也不是德军空袭下的惨重伤亡。在“个体与民族、生活与政治无法化解的纠缠”中，(Bennett and Royle：92)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疆场厮杀，而是与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场域”或一种“氛围”，它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城市的每个角落，渗透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也渗透于作家的创作之中。
这种渗透首先体现为城市人断裂的时间意识。在战时的城市生活中，时间不再是单一的、稳定的、线性的了，而是分离的、断续的、动态的。人们活在当下，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倾注在此时此刻。当下不再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环节，而是独立的、瞬间即存的。“未来的真空已经被过去的真空所抵消”，(Bowen，1949：103)当下是战时伦敦唯一的时间秩序，它不仅表现为持续的空袭，还表现为生的希望和死的恐惧的交替。“当天空泛白，随夜晚的降临逐渐退色，陌生人在街角相遇，彼此祝福说：‘晚安，好运。’每个人都希望那晚要活下来，重要的是，即使死也不能死得无名。”(Bowen，1949：100)时间构成了对城市和历史的巨大威胁，是具象的、可以触及的。“每到中午，前一夜和后一夜就在张力的拱门中央相聚。”(99)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用非意愿性记忆的碎片构筑了“时间的大教堂”，鲍恩也在伦敦的废墟上重建起时间的拱门，它象征着时间的交替，无论战火多么猛烈，它都巍然屹立在城市的荒漠上。
时间的孤立性和战争的瞬时性加剧了人的无助感。女主人公史黛拉“看到的和摸到的东西没有一样能赋予其自身以真实感：甚至连手腕上的表也似乎在掩盖时间”，时间本身似乎成了她要全力抵抗的敌人。“她想象夜晚或许少了几个小时，现在已经是中午，甚至是下午了——她急匆匆走上街头，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一个公共时钟，但这也是徒劳的。”(1949：105)在缺乏公共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时间丧失了其本来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史黛拉和罗伯特常去的餐馆“停业了，整条街都封锁起来了：谣传那里有定时炸弹”。(105)“定时炸弹”尤其凸显出时间的威胁，能使人在规定的时间到来时灰飞烟灭，也使人在生命结束之前的瞬间感到时间的终结。史黛拉和罗伯特来到现已陌生的餐馆，“阳光照在饭店墙上挂着的时钟上，泛着金色的光晕，和伦敦的其他时钟一样，它也由于炮弹的震动而停止了运转。”他们的手表虽然没有停转，但也逐渐相互独立开来，甚至从未同步过——“一个指向差一分两点半，一个指向两点半零一分”。(107)
停转的指针、不同步的手表、不见了踪影的公共时钟、谣传的定时炸弹，这些就是充斥史黛拉生活中的时间意象。它们一方面随着她的感官印象而变化，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使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史黛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徘徊，对情人的真实身份心生疑窦，这不仅因为哈里森指控罗伯特是间谍，还因为在战时的超现实环境下，迷失感和死亡恐惧很容易让人进入无意识的幻想，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虚构的重写。
如果说在屡遭空袭的城市中时间是变动无常、模糊流动的印象碎片，那么人的空间感也不例外，同样失去了确定性和稳定性。鲍恩写道：“我看待战争(毋宁说感受战争)的方式，更多的是将其看作一个场域而不是历史记录。”(1987：95)战争作为一个场域，这意味着鲍恩刻画的对象是“战争氛围”，是由战时不同时空关系构成的特殊体验。在战争的风云中，在面对生死未卜的命运时，人们会由于意识的融合而产生一种共同感。他们亲眼目睹一座座坚固的房屋顷刻间被夷为平地，熟悉的空间景观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眼前的一切都陌生而无从辨认了。“坚固的东西被摧毁了，幻觉大规模地爆发出来，曾经承载的声望、权力和永恒都消失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同样感到的眩晕和空洞。”(1987：95)
在作为战争场域的城市里，个体对空间界限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也随之溶解了：
死人也从太平间和碎石废墟中走出来，整个伦敦都感受到他们隐形的存在——不是作为今天的死人而是作为昨天的活人。他们无以计数，继续在白天的城市里游荡，将其破碎的感觉施与所看、所听、所感的一切事物，吮吸着他们曾企盼的明天，因为死亡毕竟不会如此突然。(1949：99)
伦敦俨然成了一座“鬼域”，阵亡的人阴魂不散，聚集在生死之间的林波界，相互倾吐往昔的记忆、今日的不幸和未来的向往。“当活人与死人之间的墙壁变薄时，活人与活人之间的墙壁也不那么坚固了。”(1949：99)在战争的威胁下，人们都生活在一个“透明的异化状态下”。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之间没有了隐私，相互开诚布公；相反，“透明”指的是相互间的意识逐渐渗透，相互间的影响逐渐加深，以至于生活的“每一个细小的毛孔都张开了”。在这个意义上，伦敦就体现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那不勒斯看到的城市的“多孔性”：城市没有了清晰的地理空间界限，对立的现象相互融合，公共与私下、神圣与世俗、新与旧、文化与自然等辩证形象全都融合在一起，历史在战争的现实语境中凸显出多孔的特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私密性的丧失。
当史黛拉和罗伯特终于摆脱了妹妹，准备在餐馆里单独共进晚餐时，时代又插了进来：他们“从开始恋爱到现在从未单独相处过。他们所处的时代总在二人的餐桌上落座”。(217)时代背景和民族历史作为第三者在一对恋人之间插足，这说明连最私密的物理空间也被直接、外在、公然的轰炸彻底摧毁了。“当前战争的作用在于消除事物之间的隔膜，使它变得透明了。”(218)《炎日》因此被说成是“一部关于缝隙的小说，其建筑和心理空间的渗透使得人们无法保守秘密，无法抵御入侵者”。(Ellmann：153)罗伯特本人就是给敌人泄密的“缝隙”，而史黛拉和罗伯特之间则相互隐瞒、猜忌，无时不产生错位感，无时不伴随着外界的侵扰，也留下了无数谜一样的“缝隙”。在这个“三角形”的另一边，哈里森则从调查罗伯特、威逼利诱史黛拉入手，直接进入了这些“缝隙”，介入两人之间。罗伯特发现后对史黛拉说：“有人带着一个故事来找你：从那开始，这个故事就在你我之间的缝隙中生了根。”(212)史黛拉介于罗伯特的叛国罪和哈里森的威胁之间，介于民族道义和忠贞爱情之间。然而，绝对纯粹的忠诚是不可能的，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民族、情感与责任的多重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盘根错节，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多孔网络。
如果说鲍恩在小说中有意削弱战时外在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冲突，将其作为人物生活的背景，那么作为主要情节线索的个人生活则刻印着历史的痕迹，反映了时代的气息。小说将世界战争中的阴谋对抗放在伦敦韦茅斯街史黛拉的公寓，也就是说，这小小的公寓在战时丧失了私人住宅的保护功能和表现个体独立身份的表征功能。有批评家认为，“房间是身体的延展”，它在自我周围设立界限，从而“防止同世界发生毫无差异的关联”。(Scarry：38)家庭环境成为了个体主体性的延续，“它拒绝一切偶然性，但延续性从未停止，没有延续性，人就将是一个被四分五裂的存在”。(Bachelard：7)城市错综复杂的公共场所和迷宫般的街道代表着个体身份的私密性，反之私人住所及其彰显个人气质的物品则是个人身份的象征。然而，闪电式空袭不仅打破了家庭内部环境的延续性，大规模的房屋坍塌也在战火中的伦敦城投射出极度悲观的末世景观。正如罗林森(Mark Rawlinson)所说，“在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中，房屋代表着从属关系，但其归属性和私密性已转化为监视和矫正”。(95)阴谋、威胁、欺诈、怀疑侵蚀了个人空间，它与外界的隔墙即使没有彻底坍塌，也摇摇欲坠了。
1940年10月16日，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公寓被彻底炸毁，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公寓。三个月后，鲍恩写信给伍尔夫说：“你的公寓被炸，所有东西都没了吧?我这一辈子都在说，‘不管发生什么，总会有桌椅吧’——这真是个错误。”(1987：216-17)如果说一个人的过去在自己住过的房子里留下了印记，那么桌椅等物品的丧失就意味着对记忆的无情剥夺和损毁；丧失了这些承载着个人历史的物品就等于丧失了同过去的关联，也就自然产生了失去根基的漂泊和错位感。小说中，战争爆发时史黛拉放弃自己的房子，把家具存放起来，搬进了韦茅斯街的公寓，“其他人无可厚非的装修风格刺激了她”，如果不知道这是租的房子，那么其装饰就成了对史黛拉“完美而又错误的表达”。哈里森第一次来到公寓时赞赏史黛拉的品位，结果被尴尬地告知，“公寓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的。”(27)当晚，史黛拉的儿子罗德里克从部队回来，好奇地观看了一番之后，发现“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家；但它的确像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故事”。(48)公寓里没有一件东西是他和母亲曾经亲密共享过的。“在这个公寓里，房间没有名字；而且只有两个房间，你不住的那个就叫做‘另一间’。”(54)无名的房间暗示了无自我、无身份的匿名性，使人产生强烈的陌生感和异化感。“沙发背靠着墙，放在地毯上，没有它归属的环境；这完全可能是空袭过后被抛在人行道上或是被洪水冲上荒芜海岸的被人丢弃的家具。”(57)熟悉而私密的家庭空间在战争的威胁下甚至沾染了荒野的味道。“史黛拉和罗德里克非常亲密，以至于无法不彼此传达本能的迷失感。”母子的亲密关系强化了彼此在同一屋檐下的迷失和失落，作家用这样一个有悖常理的矛盾形象巧妙地浓缩了整个异化的世界。
“场域”和“氛围”不仅是鲍恩看待战争的视角，也是她用文本再现战争的方式。或许可以说，鲍恩对战时伦敦人的感知、印象和经验的关注决定了她流动的、碎片式的、印象式的写作风格。有人认为感观的印象表达不足以客观全面地涵盖战争的整个“场域”，但鲍恩呈现的并不是地理空间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地域，而是战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意识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当突如其来的轰炸撕碎了现实的伪装，当无数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凋零，当恐惧无助的漂泊感侵袭了整座城市，她凭借作家的敏感捕获到了自己和城市的每一次惊颤和悸动。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丧失了稳定性的时间断片，到打破私有和公共领域界限的模糊的城市空间体验，从自我与他者的意识融合、身份互换，到民族历史与个人生活的相互渗透，从坚固物体转瞬间的烟消云散，到废墟上的记忆重现，鲍恩再现了二战中作为战争场域的伦敦。她展现的不是自上而下可供鸟瞰的宏观全景，而是破碎的万花筒折射出来的经验碎片。如果说任何描写二战题材的作家都自然而然地对那个特殊时期怀有严肃、切实的历史感，那么鲍恩非但没有抛弃这种历史感，反倒将其更加紧密地编织到小说中，在这个意义上，鲍恩小说中建构的伦敦就是坐落在历史现实与虚构幻象之间的一座多孔的城市，战时的城市经验就埋藏在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记忆与欲望、现实与想象的缝隙里，夹杂在饱含丰富情感的意识片段或阴郁恐怖的超现实幻象之中，等待着细心的读者去发现和采撷，从而继续延展其文本的多孔性。
废墟中的永恒之城
对于凭借“直觉”创作的鲍恩来说，城市并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充满了丰富多变的形象、源源不断的刺激和震动个体心理的地方。作家将城市赋予自己的惊颤储存起来，并在记忆和想象的双重作用下构成自己的精神世界。鲍恩在自传体短文《来到伦敦》(“Coming to London”)中回忆了儿时储存的关于伦敦的第一印象：“城市就像一个人，它的魔力在于它的不可知性，因此必须要诉诸想象。”(1987：86)城市以其神秘未知的面孔深深地吸引着作家，而作家反过来又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建构一个想象的城市。勒曼(John Lehmann)认为战时的伦敦是由白昼之城和夜晚之城组成的、“在轰炸中获得了新的象征意义的城市”，(235)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就是鲍恩在小说中塑造的城市。《炎日》中的史黛拉和路易游走在空袭后的伦敦街道、公园、饭店，寻找和创建自我救赎的“小世界”。长篇小说的形式允许作家详细地分析和阐释战争造成的伦敦人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女性在战时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家在再现碎片化的城市景观和个体印象的同时也揭示了战时社会的政治结构和宣传机制，剖析了民族历史与个体生活的相互渗透。正如鲍恩本人所说：“如果我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家，我很可能会失去平衡。”(1987：130)在一定意义上，《炎日》蕴含着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展示和理性分析，正因如此，鲍恩才能在《魔鬼情人》的短篇故事中愈加依赖她的“幻想能力”。(1987：130)而创作短篇故事又无需拘泥于长篇小说的形式，可以“无情地删减”，任凭“经验的火花”自由迸发，让“普遍的无意识渗透于故事之中”。(1987：95)
故事《神秘的柯尔》(“Mysterious
在鲍恩的作品中，伦敦既是真实的文化地理环境，也是想象和记忆作用下的虚构城市，把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幻象、客观和主观联系起来，是城市漫步者行走和观察的视角，也是他们的使命。“在可被破坏的世界里寻找不可破坏的地理标志使很多人走上了陌生的道路。而一旦找到了，他们就会依附于这些永恒的标志，产生大世界包含小世界的幻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拯救的幻想。”(1987：97)走在“陌生的道路”上，人们在幻想和记忆中透视末日的救赎。在《神秘的柯尔》中，伦敦是一座超现实的梦的魇之城，是诗人安德鲁·朗(Andrew Lang)描写的神秘的“鬼城”，它“不在沼泽和沙漠另一边的荒原，/也不在弥漫着瘴气的森林和礁湖，/神秘的柯尔，你的残垣断壁依然矗立，/你孤独的高塔在一轮孤独的明月下闪烁”。(2006：729)
“柯尔和特洛伊、亚历山大、克诺索斯一样，都是神话传说中遭到毁灭的伟大城市。”(Parsons：204)神话中的死亡之城强烈地吸引着鲍恩，使她在钢筋水泥铸造的看似永恒的现代城市背后看到了历史的废墟和命运的无常。事实上，鲍恩的地理空间感始终受到幻想和想象的影响，她十二岁的时候就读过哈葛德的小说《她》，从那时起，空旷荒芜的柯尔鬼城就深深地刻写在她的脑海里。对鲍恩来说，伟大的城市就是“皓月映照下荒无人烟的被遗弃的城市”。(Parsons：204)面对被德国轰炸机夷为平地、满目疮痍的伦敦城，她自然联想起多年前读过的“柯尔”，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联合中，在神话和现实的联合中，战时伦敦成了一个未被发掘的永恒的城市。
伦敦是“月亮的都城——它遍地浅滩、坑洼不平、空虚荒凉”。(Bowen，2006：728)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零星几个游荡的人，“街道上的人似乎被白色的硫酸溶解了”，大街上闲逛的珀皮塔和男友亚瑟“除了彼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目的性”。(729)伦敦让珀皮塔想起了“神秘的柯尔”：“一座完全被遗忘的城市，高似悬崖，灰似白骨，没有历史。”亚瑟认为几千年无人居住的柯尔一定早已是一片废墟了，但珀皮塔反驳道：“不，柯尔不会塌倒。柯尔与众不同；它非常牢固；不给野草留有任何缝隙；基石和纪念碑似乎是昨天才刻好的，台阶和拱廊都能自行支撑起来。”(729)柯尔位于想象的空间中，只有梦幻中的珀皮塔才能抵达，而惯于理性分析的亚瑟是无法理解的。伦敦和柯尔一样也面临着死亡和绝迹的危险，但在珀皮塔的幻想中它却投射出永生的景象。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夜的梦境储存了白昼的恐惧和欲望，因此珀皮塔梦幻中的柯尔也必然融入了现实中的伦敦。换言之，伦敦成了梦与醒、昼与夜、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第三空间”，是现实中的城市景观与想象和记忆中的虚幻城市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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