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男孩诺诺被送上火车，据说车上有爸爸策划的生日礼物。他终于找到那个等他的老人——一个国际大盗，他们劫持了火车，开始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冒险。当一老一少都成了忘年交时，诺诺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绑架的消息……56岁的格罗斯曼与阿摩司·奥兹、亚伯拉罕·巴·约书亚被誉为当代以色列文坛三巨头。他的作品常以独特视角探讨人类的正义与公道，被译成25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
火车轰鸣，就要驶出车站了。孩子站在一节车厢的窗边，看着站台上与他挥别的那对男女。男人一只手摇晃着，动作轻微而羞涩。女人挥舞着双臂，甩着红色的大围巾。那个男人是孩子的父亲，而女人是加布瑞拉，也叫加比。男人穿着警察制服，因为他是个警察。女人穿了条黑裙子，因为黑色显瘦。竖条纹的衣服同样也显瘦。最显瘦的是，加比曾开玩笑说，站在某个比她还胖的人身边，只是到现在她还没找着这么个人。
孩子倚在车窗边，火车渐行渐远。他看着他俩，犹如一幅再也无法重见的图画———那个孩子就是我。我想，他们现在要孤独地过上两天了。一切都不能挽回了。
这个想法抓住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将我拉出窗外。爸爸瘪了瘪嘴，按加比的说法是“审判前最后的警告”。算了吧。要是他真的在乎我，就不会把我送去海法两天，而且是送到那个人那里。
一个穿着列车工作服的男人，站在站台上，朝我用力吹了吹哨子，用大幅动作示意我把脑袋收进去。真是要疯了，这满满一车的人，怎么穿着制服、吹着哨子的人偏偏向我挥手。我偏不把头收进去。这样爸爸和加比就能看着我直到最后一刻，就能记住这个孩子。
火车还未驶出站。它缓慢地穿过混合着柴油味的闷热气浪。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感觉。旅行的气味。自由。我在旅行！是我一个人！我把一边脸颊伸到热风里，接着又换另一边脸颊，试图风干爸爸的吻。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当众亲吻过我。这算什么，亲亲我，然后把我送走。现在已经有三个列车员在站台里朝我吹哨子了。就像是我给自己组了个管弦乐队。因为这会儿已经看不见爸爸，也看不见加比了，我懒洋洋地把身子慢慢收了回来，显得我压根不在乎那哨子声。
我坐了下来。要是车厢里有人做伴就好了。现在怎么办？从这儿到海法要四个小时，而他将在路途的终点等着我。他比我更抑郁，更愤慨，更绝望，他是撒母耳·史勒哈夫博士。他是教师、教育家，写了七本教育学和公民权益的教科书，他正好也是我的伯父，爸爸的长兄。
我站起来。检查了两遍如何打开窗户，如何关上它。我打开又关上垃圾桶的盖子。车厢里也没别的什么可以开开关关了。所有东西一切正常。火车里真是井井有条。
我爬到座位上，整个身子钻进上边的行李层，然后又头朝下地翻回到车厢地板上。我要检查看看有没有人碰巧掉了钱在椅子底下。可惜没人掉钱，都是些细心人。
家里的每个年轻人一生当中都得在史勒哈夫伯伯那儿经历一次这样的摧残，加比管这种痛苦的仪式叫“史勒哈夫化”。
但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孩子经历两次这样的事还能保持精神正常的。
我跳到座位上，开始在车厢壁上敲敲打打。不一会儿我又改成敲有节奏的鼓点。
说不定隔壁车厢坐着个像我一样倒霉的囚犯，想要与他同病相怜的兄弟通个信？可能这火车里坐满了要送去我伯伯那儿的少年犯？我又敲了敲，这次是用脚。检票员进来了，叫我安静坐好。我坐了下来。
2
上一回我被“史勒哈夫化”以后，我的整个人生都终止了。那是在我惹了潘西娅·马乌特耐尔那头母牛之后。那一次，伯伯把我关在一间又小又闷的屋子里，毫不留情地教训了我整整两个小时。他一开始还轻声细语地，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像以往那样完全忘记他在哪儿了，也忘了跟谁在一起。他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在城市广场上，面对着人群，里边有他的学生，有慕名而来的仰慕者。
而现在，又来了。而且毫无意义。我又没犯事儿。“成人礼之前，你得好好听听撒母耳伯伯的话。”加比说。突然间他又成了“撒母耳伯伯”。我可从来不知道。
为了离开我的父亲，加比需要我不在她身边。
我站起身来，四下踱步，又坐下来。过去他们不允许我去旅行。我了解他们。要是没有我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吵个不停，说出一些相互威胁的话，没法弥补。这就是我的命运，现在已经确定了。
“干吗不在工作的时候再谈？”父亲朝加比问道，“我都已经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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