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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和哲学方法论:英美分析哲学与德勒兹形而上学的思考

  反思均衡:常识或保守主义?

  关于反思均衡,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设想就在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罗尔斯参考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著作,运用反思均衡这一方法,来解释我们如何调整差异,甚至也许能解决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我们在道德和政治上如何理解公平正义,与我们在“无知之幕”的检测下,从理性判断上赞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差异。但是,如今,这种论证技巧对于罗尔斯的自由学派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事实上,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论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及语言哲学上持何种观点,反思均衡的方法是规范伦理学中最为普遍的方法论,受到众多不同学派哲学家的认同,包括康德学派和功利学派。反思均衡的过程需要在我们临时对某些事例的判断(直觉)及应用性规则(原则)之间来回进行比较,加强其一致性,以此达到一个从反思的角度来说更合理的立场,如果未必是最终立场的话。古德曼在明智地使用这一方法时也有担忧,就是担忧罗尔斯所说的“狭义”反思均衡——这一过程是为了调整一致性,并专注于判断、规则及其实从一开始就需要的背景认知信息。罗尔斯“广义”反思均衡(见《正义论》)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古德曼版本中固有的保守主义。罗尔斯并不排除个体对正义的概念会发生彻底转变,他提出,我们应该把所有能想象到的基本一致的判断、规则及背景认知信息置于某种选择情景中,该情景自身就由这些因素控制,直到达成某种稳定均衡。也就是说,对反思均衡的理解,注重某些最初的直觉或情绪(即有独立价值或可信度的那些),而反思均衡本身注重与我们其他信念之间的整体一致性(因此,给这种均衡增添了非独立的可信度),或许包括我们关于个人身份、人类兴旺、理性、科学发现等理论,而理解和均衡两者并不相同。

  现在,狭义反思均衡很显然比广义反思均衡更保守,因为我们某些最初的信念和情绪有独立的可信度。这样假定它们很重要,就在维护常识及我们认为的已知信息中过度使用了狭义反思均衡。这一点并不像在广义反思均衡中那样清晰,因为广义反思均衡必然得有一个长期更新的过程,不断对主流哲学意见、直觉及科学提供的实证数据进行调整。鉴于科学发现一直在变动,因此,如果一个分析哲学家使用类似广义反思均衡的方法,且很关注科学成果,那他很明显也要做好准备随时改变。就这点而言,(一个特定的专家群体)的常识似乎并不保守。虽然,这点肯定是真的,但我们也应注意到,通常如果有人援引反思均衡,并拿它支持某个特定观点,那么事实上并没有经过这种严密的论证过程。毕竟,时间有限。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在广义反思均衡中我们的直觉能被修正,但当认识到我们在做决定时并没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各种各样的看法共同组成了错综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而该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文化信仰组成的,那么很明显,广义反思均衡的过程就不可能涵盖某种会彻底改变我们基本信仰和直觉的挑战。毕竟,即便那些是由广义反思均衡(比如科学理论背景下的一致性等等)加入论证过程的额外因素,其自身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由社会中的基本判断和信仰组成的,并跟这些判断和信仰不可分离,因为我们是社会中的一份子。此外,在反思均衡过程中任意特定一点上,理论连贯性自身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必须得跟我们在那时的特定判断保持一致——若没有这种均衡,我们深思熟虑的立场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了。因此,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反思均衡方法,都得跟我们日常的直觉及临时判断保持一致才能有效,即还得依靠常识。也许可以说,两种反思均衡都是概念分析的保守方法,因为二者都是连贯主义者对概念论证的理解,而激进的改动会把纽拉特之筏扯得四分五裂。此外,这种推理方式依赖于我们已经掌握的某种解释性价值准则,但不像我们早先提及的奎因说的那些,比如简单、普遍、谦逊、可反驳性及保守主义。但是,保守主义确实是一个问题吗?分析哲学家通常将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工具,不论增加局部连贯性(即没得到完全满意的结果)的目标是否合理,即便是那些质疑连贯主义者论证方式的人,有时确实也会倾向于保守主义。

  虽然,反思均衡的方法明显与辩证法存在结构上的联系,且辩证法在大陆哲学中历史悠久,但是反思均衡是辩证法的一个特定形式。不论辩证法是以常识保守主义立足于现实社会行为中,且常识保守主义默而不宣地贬低新的截然不同的事物,还是因为这个特点为它喝彩,毕竟该特点避免了更致命的(伦理及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形式,相对主义形式有损辩证思考,这都取决于个人。当然,很多著名的大陆哲学家在给我们基本的直觉(或对事情的最初判断)找一个一般理论的策略上都存在问题,因为“狭义”观点的保守涵义及“广义”观点假定,通过反思均衡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摒弃任何随最初切入点(或基本直觉,不论是道德的还是认识论的)而来的偏见。这似乎又沉默地恢复了理性公平事物的另一种变体的地位,因为它彻底从我们做的选择及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中抽象出来。当然,卡尔·奈特(Carl Knight)指出,任何广义反思均衡过程的实验对象“必须有抵消关键影响中偏见的经历”,此间他不经意地提到上述风险。这听起来是一个宏伟的抱负,但不管是在假设的实验对象概念中,还是在提倡的哲学家概念中,它是否站得住脚呢?哲学家和公民都是以法官概念中的角色为模型创造出的,也就是理性、求知欲强、公正、不受影响等。经验应该合理地将个人的思想系统化,从而与另一个个体的思想系统达到最佳均衡。如今,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验中也许会这样做(但即便那时,也有些事激发他们去思考),但如果认为哲学和一个良好人生就该是这样,那确实更具有争议。  但更重要的是,各种版本的反思均衡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施蒂奇在《理性的碎片》中反驳了古德曼所说的正当推论,这也同样适用于反驳罗尔斯的观点:

  理性和正确试验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为何一个推论系统要通过一些别的试验,而这些试验就该表明系统是理性的?我认为,古德曼学派能给出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我们发现正确试验时,正确试验就是对我们日常理性概念(或其他有关认识评价的常识概念)的分析或解释。

  也就是说,试验案例给理性提供了充要条件,是因为它解读了我们的理性概念。然而,正如施蒂奇所说:“我们对理性的常识概念必须是单一的,才能为这种答案辩护。”此外,决定一个系统是否理性需要很多步骤,而这些步骤必须详尽论述正在讨论的概念。施蒂奇说,这无法去提前假设,并且在实证上也会被削弱。但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哲学家会不断分析特定概念及其矛盾逻辑,来驳斥这些关于提前假设的观点。

  常识(及反思均衡和思想实验)能发挥非传统意义上的作用吗

  那么,本文的观点就是,通过德勒兹的视角,方法论若依赖(摩尔或罗素学派分支中的)常识,就会给分析哲学带来理论保守主义。如今,针对这一点当然有很多疑问,也许最著名的就是,保守主义有什么不好?毕竟,我们在诸多方面显然都很保守,并且也许就应该保守。但对我们来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构建哲学时是否应该保守。可以说,哲学的构建本身就很保守,不仅仅因为学术界保守。但是哲学是否该如此构建则是另一个问题,德勒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我已经都列出来了。另一种回答就是,虽然大陆哲学表面上具有批判精神,也认同左派社会政治议题,质疑海德格尔和黑格尔(Hegel),但德勒兹的哲学及大陆哲学显而易见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大陆哲学自身的理论保守主义。肯定有学者对大陆哲学家褊狭的做法存在无数方法论上的担忧,但通过德勒兹一元哲学提供的资源,我在本文中想提出的观点就是,从外在的视角看在方法论实践中广纳良谏的分析哲学。我认为,德勒兹就教条式思想意象蔓延及有关判断力和常识的假想提出的核心观点,给今日的分析哲学实践及时敲响了一记警钟。分析哲学在方法论上非常依赖常识(有时明显,有时隐晦),只有假定出发点是好的(或者至少比其他选择要好),这种立场才有意义。本文说明,信奉理论保守主义及常识,跟思想实验论证及反思均衡的特定技巧息息相关。这些做法(也许就像大陆哲学常用的超验论点,但这是另一回事)中有偏见,做法本身也很可疑,未必是任意严肃思想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加批判过度地使用思想实验,可简化问题,从而更易找到解决方法,并在大相径庭的地方随意画等号。这些做法还可能会在哲学思考的任务中得出概括性的分类构想,这样就会抹杀其他可能性。同理,我们已经看到,反思均衡的技巧必然就是一个连贯主义者的方法,依赖于价值的解释性规则,这对某些哲学思考肯定有用,但并非对所有哲学思考都有用。此外,任何所谓的反思均衡试验都自相矛盾:试验本身不是“中性”的,而是通过该系统本身的特定工具来支持这一系统。保守主义的问题在这种做法中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那些使用反思均衡的人几乎肯定能找到他们需要的,就像《美诺篇》的悖论一样。

  但是,虽然要对判断力、常识及其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事例保持警惕,我认为,如果在哲学中彻底排除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可能(或者应该)理解真正的哲学追求。比如,不可否认,思想实验的直觉反应会告诉我们自己思维里所相信的和所排斥的,以及概念的使用。虽然正如德勒兹劝诫我们的那样,我们也许还在试着创造新的概念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但概念确实是我们用以将世界分类的方式。哥白尼给思想带来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而分析哲学也应该怀有这种希望。那么,基本问题就该是:分析哲学有如今的典范地位,在方法论上也信奉连贯主义及理论保守主义,那么还有可能开拓新的领域吗?在我看来,可能性是有的,但未必会真的发生,至少不会再跟大陆(及亚洲)哲学等其他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有什么争论,并且还有更普遍意义上的哲学价值。虽然读一读德勒兹的分析也许会让我们认为,分析哲学的角度一无是处,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至少某些分析哲学家会让我们以为,信奉这种理论保守主义是推进哲学发展的唯一负责任的方式,但是,事实也并非如此。常识、连贯主义者关于哲学“‘最适合的’方式”及许多分析哲学核心的相关技巧都能发挥作用,但若认为这些就是哲学的精髓,那真是毁了哲学。哲学家必须同时又当法官又当创造者,而不是只担任其中一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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