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病的哲学”：“伟大的病”和“病的伟大”
托马斯·曼的美学思考，常同席勒提出的“朴素诗人—感伤诗人”(《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命题相关，并努力充实和丰富席勒的观点。他在这方面的探索，尤其见之于《歌德与托尔斯泰》这篇长文。他联系托尔斯泰对其童年时光的回忆来解读“朴素”概念。托尔斯泰曾说自己在五六岁时对自然一无所知，甚至未发现自然的存在。“人们或许必须同自然分离才能看到它，而我自己当时就是自然。”针对托尔斯泰的这一说法，曼氏解释说：“这表明，仅仅观望自然、享受自然，就已是人类才有的行为，且为人类的感伤行为，可这也是一种病态，因为它意味着与自然的分离。”(11)托马斯·曼不仅通过托尔斯泰的个人经历拓展了席勒的“朴素”概念，他还指出：“自然之子追求精神，或精神之子追求自然，都具有‘感伤’性质。”(12)歌德和托尔斯泰是典型的朴素诗人，而席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典型的感伤诗人。与此相对应，曼氏提出人性有两种形式的升华(同时也是自然与精神的对立)：一种升华为神性，得惠于自然的恩宠；另一种升华为圣，得惠于精神的恩宠，其原因是同自然的对立，或曰与自然的分离，而患病正是同自然的分离状态。(13)
席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像歌德和托尔斯泰那样长寿，他们较早过世，属于有病之人。正是患病成为一种特殊境界的源泉。“他们从不曾因其世俗性而让世人感到失望。这两个精神之子在个人品格上给人以宗教徒的印象，这正是满怀希望的平庸的人对于曾给他们的心灵以震撼的人所期待的。”(14)在托马斯·曼的“病的哲学”(15)中，疾病与智性之间有着一种密切关系。尽管疾病过度凸显身体的存在，将人降格为单纯的躯体，或者因为精神和肉体的衰竭而使病人处在“与世隔绝”状态，甚至常会让人失去尊严，但它在天才那里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够深化或强化人性意识和人的尊严，达到精神之高洁。他以尼采为例来说明“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之间的相互关联。尼采自己就是一个抱病的天才，深知疾病与智性的关系。若说人的尊严寄身于智性，那么，疾病则能见出更多智性，比健康更能体现人性：
将人称作“有病的动物”的不正是尼采吗？他以此所指的不正是，人之胜过动物只是由于他有病？可见，人的尊严在精神之中，在病之中，有病的天才比健康的天才更有人情味儿。(16)
显然，“病”在此处是一个哲学术语。另外，托马斯·曼提醒人们说，歌德曾把席勒的朴素和感伤概念与“古典”和“浪漫”相对照，把“感伤”同“病患”相等同。由此看来，“朴素”意味着客观、健康、古典，“感伤”则是主观的、病态的、浪漫的。(17)不过，他在论述歌德这个为生命活力感到自豪的人对于健康和疾病的态度时也说：不能用俗世常人的眼光去看天才是否正常；在他们眼里，最得惠于自然的天才也是不自然的。的确，天才在生理上有着易受刺激、容易得病的东西；“在心理上有些使平庸的人感到怪异、感到费解、几近于精神变态的东西”(18)。并且，作家这个“奇特的、尴尬的身份”，似乎常会“得到受诅咒和患病的恶名”。(19)
托马斯·曼阐释创作与疾病、疾病与人性的关系，极为精湛地体现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论述。当有人请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英译本作序时，他马上感到：“我根本不可能像我有时在小说中取笑自私的幸运儿歌德和在散文中戏弄托尔斯泰道德论的惊人的笨拙那样，调侃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见，我对地狱的知情人、伟大的宗教信徒和病人从内心便怀有更加深切的敬畏[……]”“面对作为病的天才和作为天才的病，面对在其身上圣徒和罪犯合二为一的受难者和着魔的人的典型，我立即便开始胆怯，这是一种深刻的、神秘主义的、促使我保持沉默的胆怯……”(20)可是，托马斯·曼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大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他‘神圣的’病，他神秘主义的病”(21)。他援引尼采的观点：“既做艺术家而又不生病，似乎是不可能的。”并对此解释说：“这个德国思想家很可能并不了解他的病的品格，但却清楚地知道他得益于它的东西，他的著述，不论书信还是作品全都充斥着对病之于认识的价值的英雄般的讴歌。”(22)因此，托马斯·曼也写了一首病的赞歌：
患病，关键要看谁患病，谁精神错乱，谁害癫痫症或者脑软化：是个平庸笨伯(他的疾病没有精神和文化可言)，还是一位尼采？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二者那里，生病会有所收获；对于生活及其发展来说，它比任何一种医学上认可的正常状态更有意义和促进作用。[……]没有疾病、精神错乱和心智罪愆，心灵和认识的某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伟大的病人乃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是一种祭奠——为人类及其升华，为感受和知识的拓展，简言之：为一种更高级的健康。(23)
在这个上下文中，托马斯·曼论及患病与力量的辩证关系：伟大的病人在病中获得力量，在苦难中体验生命的升华，以此嘲笑患病与衰弱的通常联想。这种颇具宗教色彩的病与力量之悖论，迫使人们改变关于“疾病”和“健康”的成见，改变对“疾病”与“生命”关系的认识。(24)作为生命现象的疾病，有人能够战胜它，有人因其而倒下。尼采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要我命者，让我更强健。”(25)
托马斯·曼的晚年名著《浮士德博士》(1947)，讲述了一个染上梅毒的音乐家的故事。这个现代浮士德与魔鬼签约，得到的许诺是丰富的艺术灵感，疾病是与魔鬼结盟从而发现隐藏之天赋的代价。该著借魔鬼之口所说的一段话语(26)，几乎原原本本地取自曼氏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
人们甚至可以说，富有创造性、造就天才的病，骑在骏马上超越障碍的病，飞驰着跳过一个个山岩的病，生命更喜欢它，胜过喜欢悠闲漫步的健康千百倍。生命并不尴尬，它不会在健康与有病之间做出任何道德上的区分。生命抓住病的特有果实，津津有味地吃下去，消化掉，如同对待健康一样。整整一群或者一代易于接受和非常健康的年轻人，扑向有病天才的作品，因疾病而成为天才之人的作品，欣赏它，称赞它，讴歌它，随身带着它，[……]。这些得益于病人的癫狂而自己无须癫狂的人，全都铭记这个伟大病人的名字。他们在健康中享用他的癫狂，他则健康地存在于他们身上。(27)同样借魔鬼之口，托马斯·曼认为对疾病和健康的任何区分都是徒劳的：“什么是病态，什么是健康!没有病态的生活一天都过不下去。”(28)病患与健康，本身并不构成矛盾，更多地在于生命的不同状态。在此，曼氏沿袭了尼采的一个观点：“健康与病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两种生存形式之间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现象的越界、失衡和不协调会形成病的状态。”(29)
从《歌德与托尔斯泰》到后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论述，把疾病与人性、智性以及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这是曼氏关注了几十年之久的一个命题。他把智性看作自然的对立面，而且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这时便生发出一个问题：“人是否离自然越远，亦即越体弱多病，便越成其为人。”(30)这一说法还关乎另一个问题：患病之后果是生命的减损还是生命的提升？答案当然取决于对生命的不同理解，或者如何理解“伟大的病”和“病的伟大”(31)。在托马斯·曼看来，纯粹的医学视角是狭隘的、片面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生命的内涵不只局限于生物学和医学界定，人的本质并非单纯生物学的，它还有其精神和文化维度。尤其在文学中，心理与生理的天然关系以及文化、社会和个性的交叠，其视野远比临床医学宽阔得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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