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同情生活：走向真正的人
19、20世纪之交的另一个重要思潮是生命哲学，宣扬“生命即最高存在原则”(53)。其中体现出的生命激情，不是指个人从生到死的单个生命，而是超越个体、却又渗透于个体的整体生命。尤其在尼采作品中，“生命”概念有着中心意义：生命总是带着正面价值，具有超越自我的升华趋势。可是在生命的天然品质中，还存在“毁灭的乐趣”(54)。它的负面的破坏性特色与其正面价值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生命同时也蕴涵着凋谢和死亡，人的生存是“生命和死亡的统一”：“因此，在1900年前后的文学中，所有生命象征同时也是死亡象征。一种敏锐的意识是，每个个体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死亡。生成和消亡乃唯一过程；生命的时刻绽放，也在一步步走向死亡。”(55)尼采得出的结论是，他所面对的时代病是衰竭、僵化和厌世。(56)
托马斯·曼对浪漫派或者他所理解的浪漫派的看法，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同样，若说曼氏早期对“同情死亡”持肯定态度，这一状况后来在逐渐改变，尤其发生在他这失望的不问政治者写作《魔山》之时。他说：“谁对人体器官和生命感兴趣，谁也自然会对死亡感兴趣。这或许可以成为一部教育小说的题材，用以展现死亡经历终究是生命经历，并走向真正的人。”(57)此话一年之后，教育小说《魔山》问世。
该著讲述大学生汉斯·卡斯托普到瑞士达沃斯的高山疗养院去探望表兄，谁知这一去竟在那里滞留了整整七年。作为病态社会的缩影，这里的病人沉醉于疾病，在疾病中享受，在等待中死亡。汉斯·卡斯托普这个涉世不深的生活学徒，无疑是这个住着欧洲和世界各地病人的疗养院中的一个亮点；疾病和死亡在他眼里已是平常之事，最后，他深谙诸多生死问题。《魔山》的主题是“同情死亡”，或贯穿小说始终的颓废、病态和垂死的氛围。然而，曼氏也是在《魔山》中告别了他以往一再探索的文学主题：同情死亡。汉斯·卡斯托普(也是托马斯·曼本人)认为，生死属于一个整体：“谁认识肉体，认识生命，他也就认识死。”或者反过来说：“要知道，一切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不过是对生命的兴趣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然而，通过对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等问题的哲学思考，他的价值天平终究倾向于生命，其结论是对生命的强烈肯定：对死亡了如指掌固然不错，却不意味着让死亡之念统辖一切，比死亡更强大的是博爱。“只有爱，而非理性，能战胜死。还有形式，也只产生于爱与善。”因此，汉斯·卡斯托普接着说：“我要在心中对死保持忠诚，然而又牢记不忘：对死和往昔的忠诚只会造成邪恶、淫欲和对人类的敌视，要是任凭它支配我们的思想和‘执政’的话。为了善和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58)
如曼氏作品中常见的一样，例如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尤其在《浮士德博士》中，音乐也在《魔山》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音乐表明汉斯·卡斯托普克服了“同情死亡”。在“妙乐盈耳”一章中，作者深入探讨了五部音乐作品：威尔第的《阿依达》、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前奏曲》、比才的《卡门》、古诺的《浮士德》、舒伯特的《菩提树》。尤其是《菩提树》，它是浪漫主义之死亡渴念的“化身”，亦即《魔山》克服“同情死亡”的中心议题：“在这甜美的作品背后，还是藏着死亡。这首歌与死亡有着某些人们所爱的关系，但对这种爱的合法性却不会不有意无意地进行怀疑审视。就其本质而言，这首歌不是表现对死亡的同情，而是体现某种民众的、充满活力的情绪；[……]”(59)托马斯·曼成功地塑造了汉斯·卡斯托普这一现代性形象，让他摆脱了对死亡的同情，并从同情死亡转向同情生活。(60)此时，我们又一次看到诗与真的联系，看到托马斯·曼这位不善杜撰、喜于寻找现成素材的作家如何在讲述自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曼氏在其《五十岁寿辰庆典上的祝酒词》中说：
若说我对自己的作品在我身后的声誉有何愿望的话，希望人们会说，这些作品尽管了解死亡，但却充满人生乐趣。不错，它们同死亡密切相关，知道死亡，可是力图为生命做些善事。世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人生乐趣：一种对死亡一无所知，非常天真和健壮。另一种则对死亡心中有数；我觉得这种才充满精神价值，这是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人生乐趣。(61)
托马斯·曼在论述托尔斯泰如何透彻地表现死亡时指出：“死亡是一件很感性、很具体的事。很难说明白，托尔斯泰对死亡感兴趣，是因为他在感性上对躯体，即对作为肉体生命的自然感兴趣，还是相反。至少在他记述死亡时是怀着爱的。”(62)这种爱，完全指向生命。与诺瓦利斯或尼采把疾病看作刺激生活的兴奋剂相仿，托马斯·曼认为死亡固然可怕而令人绝望，但对死亡和绝望的敬畏，也能催生出生活的信心和乐趣。在《绿蒂在魏玛》中，他借歌德之口说：
一切严肃的事情来源于死亡，所以要敬畏死亡。不过，对死亡的恐惧是思想的绝望——因为生命枯竭了。我们全都会陷入绝望之中，所以也要敬畏绝望!这将是你最后的思想。是你永远的最后的思想吗？要知道，虔敬会带来信心，会让更高的生活的欢乐之光照射进悲观绝望的心灵。(63)
注释：
①波达克(Klaus Podak)：《自私的阅读方式》，《南德意志报》1999年8月28-29日：“这位所有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者的最大雇主，以其书写的文字，维持着一种独特的、极具生产力的交流，也在诱惑我们所有作为。”
②参见艾格勒(Jochen Eigler)：《托马斯·曼的家人接触过的医生与慕尼黑的医学：生活和作品中的痕迹(1894-1925)》，载施普雷歇(Thomas Sprecher)主编：《世纪末(1890-1914)的文学与疾病：欧洲语境中的托马斯·曼》(达沃斯文学大会2000)，法兰克福：Klostermann，2002年，第13页。
③参见维斯基尔辛(Hans Wisskirchen)：《“我相信进步，一定的。”——托马斯·曼的塞特姆布里尼之人物原型考》，载施普雷歇主编：《1994年达沃斯〈魔山〉研讨会》，法兰克福：Klostermann，1995年，第84页。
④托马斯·曼：《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君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36页。
⑤赫尔维希(Malte Herwig)：《山上的魔幻科学：托马斯·曼〈魔山〉中的科学与神话》，《日耳曼语言文学评论》第74卷第2册(1999)，第146-156页。
⑥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7页。
⑦参见吕腾(Thomas Rütten)：《疾病与天才：试论托马斯·曼的一个思维模式的早期形式》，载施普雷歇主编：《世纪末(1890-1914)的文学与疾病：欧洲语境中的托马斯·曼》(达沃斯文学大会2000)，法兰克福：Klostermann，2002年，第132-134页。
⑧参见托马斯·曼：《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1932)，《歌德与托尔斯泰》，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⑨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9页。
⑩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1946)，《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11)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歌德与托尔斯泰》，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译文略有改动)
(12)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第85页。(译文略有改动)
(13)参见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第36-37页。
(14)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第66页。
(15)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第37页。
(16)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第37页。
(17)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1922)，第38页。
(18)托马斯·曼：《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歌德与托尔斯泰》，第161页。
(19)托马斯·曼：《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1933)，《歌德与托尔斯泰》，朱雁冰译，第176页。
(20)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39页。
(21)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42页。
(22)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48页。
(23)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52、254页。(译文有所改动)另参见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下卷，第156页。
(24)参见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54页。
(25)尼采：《偶像的黄昏》，《尼采全集》第六卷，慕尼黑：dtv，2009年，第60页。
(26)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罗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79页。
(27)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52页。(译文有所改动)
(28)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第271页。
(29)尼采：《断简残篇，1887-1889》，《尼采全集》第十三卷，慕尼黑：dtv，1988年，第250页。
(30)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歌德与托尔斯泰》，第37页。(译文略有改动)
(31)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52页。
(32)参见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52页。
(33)托马斯·曼：《欢迎格哈特·豪普特曼来慕尼黑》(1929)，《托马斯·曼文集》(12卷本)第11卷，柏林：Aufbau，1956年(后简称“柏林版”)，第434页。
(34)托马斯·曼：《一本图集的序言》(1921)，《德语时刻》，韦邵辰、宁宵宵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35)托马斯·曼：《弗洛伊德与未来——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维也纳弗洛伊德八十华诞庆贺会上的讲话》(1936)，第215页。
(36)托马斯·曼：《弗洛伊德与未来——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维也纳弗洛伊德八十华诞庆贺会上的讲话》(1936)，第215-217页。
(37)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下卷，第156、158页。
(38)托马斯·曼：《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美国英译选集写的序》，《多 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第254页。
(39)托马斯·曼：《致格哈特·豪普特曼》(1932)，《德语时刻》，第236-237页。
(40)托马斯·曼：《论医学的精神》(1925)，《托马斯·曼文集》(柏林版)第11卷，第732页。
(41)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李斯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42)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歌德与托尔斯泰》，第104页。
(43)诺瓦利斯：《断片》，赵勇译，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上卷，第289页。
(44)托马斯·曼：《在弗里德里希·胡赫葬礼上的讲话》(1913)，《托马斯·曼文集》(柏林版)第11卷，第343页。
(45)阿里斯在其重要论著《论死亡在西方的历史》中指出，19世纪中叶以降，死亡话题在公共话语中逐渐消失：“人们羞涩地避而不谈死亡，它成了忌讳之词。”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成为禁忌的话题，却在世纪之交的文学中大放异彩。——阿里斯(Philippe Ariès)：《论死亡在西方的历史》，慕尼黑：dtv，1981年，第57、61页。
(46)科普曼(Helmut Koopmann)：《德国文学中的末日期待早在末日之前》，载克诺布洛赫、科普曼主编：《世纪末/千年末：德语文学中的末日之情》，图宾根：Stauffenburg，2001年，第87、94页。
(47)托马斯·曼：《关于我自己》(1940年5月2-3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讲演)，《关于我自己：自传笔札》，法兰克福：Fischer，2002年，第77页。
(48)黑费勒、施塔梅(Josef Hfele/Hans Stammel)：《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法兰克福：Diesterweg，1992年，第17页。
(49)《托马斯·曼书信集：1889-1936》，艾丽卡·曼(Erika Mann)编，法兰克福：S.Fischer，1961年，第127页：“我时常很忧郁，忍受着内心痛苦。[……]同情死亡之情在不断增长，这天生的气质深入骨髓：我的全部兴趣总是指向衰败，[……]”
(50)托马斯·曼：《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歌德与托尔斯泰》，第163页。
(51)托马斯·曼：《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柏林：S.Fischer，1918年。——曼氏很早就对浪漫派有了大概认识，但那主要是一个总体概念而不是文学概念，并深受尼采的影响，多半涉及瓦格纳的作品。在这个语境中，浪漫意味着病态、颓废、精巧、纵欲和色情。
(52)托马斯·曼：《关于我自己》，《关于我自己：自传笔札》，第73页。
(53)马腾斯(Gunter Martens)：《生机主义与表现主义：表现主义风格结构和题材的起源与阐释》，斯图加特：Kohlhammer，1971年，第32页。
(54)马腾斯，(Gunter Martens)：《生机主义与表现主义：表现主义风格结构和题材的起源与阐释》，第38页。——马腾斯指出，许多表现主义作家把破坏和毁灭看作“‘生机主义’行为”。(第54页)
(55)拉施(Wolfdietrich Rasch)：《1900年前后德国文学视点》，《论世纪之交以来的德国文学》，斯图加特：Metzler，1967年，第24页。
(56)参见马腾斯：《生机主义与表现主义：表现主义风格结构和题材的起源与阐释》，第53-54页。
(57)托马斯·曼：《论德意志共和国》(1923)，《托马斯·曼文集》(柏林版)第12卷，第531页。
(58)托马斯·曼：《魔山》，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352页。
(59)托马斯·曼，《魔山》，杨武能译，第466页。
(60)这一转向亦可被视为作者本人与浪漫派和颓废思潮的告别。对托马斯·曼来说，从死亡嗜好到生活乐趣的转变，甚至有着重要的政治意涵：他的家庭出身是保守主义的，属于威廉极权制度的拥护者，而托马斯·曼在一次大战之后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拥护者，后来又成为纳粹统治的反对者。
(61)托马斯·曼：《五十岁寿辰庆典上的祝酒词》(1925)，《托马斯·曼文集》(柏林版)第11卷，第364页。
(62)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人类问题未完稿》，《歌德与托尔斯泰》，第104页。
(63)托马斯·曼：《绿蒂在魏玛》，侯浚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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