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军事转型的科学源头
社会生产技术形态的重大变革必然带来军事技术形态的重大变革，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军事转型。远古人类以天然的棍棒、石头等为武器，战斗谈不上技术因素，更别说科学因素，完全是体能战，却有可能形成初步的战术、甚至战略思想。后来的石器技术等发明不足以引发军事转型。冶金技术的发明带来了冷兵器，战争第一次真正包含了技术因素，是战争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但战斗胜败主要靠体能、武艺、勇气，特别是指挥艺术，战争的技术含量较低，科学因素对军事形态的影响较小，战争指挥比较多的是靠经验和艺术。冷兵器时代早期已形成高超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孙子兵法是其杰出代表，但它属于思维艺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谈不上科学理论的影响。机械化开启了战争技术化的进程，战争能力的技术含量急剧提高。但在机械化战争的早期和中期，技术和科学缺乏直接联系，科学仍然不是影响战争乃至整个军事形态的独立因素，它基本上还是通过武器的技术含量对战争理论和实践间接发生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战争形态机械化初期军事实践的理论总结，虽然有“使战争更加科学化”[2] (p.195)的命题，却是用来讽刺对立观点的，整部书同当时的自然科学前沿进展没有什么联系，略微涉及到的不过是牛顿力学和古老的几何学，从科学理论中借鉴的概念极少，无非是力、线、角等，且远非军事理论的必要概念。克氏所谓“战争的力学定律”[2] (p.200)，谈论的还是紧张与平静这两种战争状态的形成、打破和转换的传统问题，并未引入力学概念和原理阐述之。20世纪上半叶是军事形态机械化加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新技术概念随着作战武器不断更新而更多地进入军事术语行列，但科学概念极少成为军事术语，看不到科学前沿进展对军事理论有什么重要影响。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基本上是机械化战争的政治理论，同20世纪的科学没有直接联系。坦克制胜论、空军制胜论等新军事理论基本属于从技战术层面对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总结，科学原理的直接影响也较微弱，对统一的军事领域作分割研究的倾向(分析思维)颇为明显。兰彻斯特和冯·诺伊曼对作战过程的数学描述[3] (p.588)无疑属于把科学方法引入军事研究的努力，是军事理论科学化的重要尝试，但仍然属于战术层次的研究，不能反映军事形态的变化。
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创新莫过于相对论和量子论，它们促成了核武器的问世，却没有也不可能给军事活动提供理论启示，更不会给军事理论提供基本概念，军事理论与科学前沿仍然互不搭界。1950年代出现了分子生物学，其科学意义足可与相对论、量子论媲美，但它对军事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基因武器的发明，同样不可能影响军事理论和战争形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深刻的。截至20世纪中叶，主流科学的对象基本属于简单性事物，能用或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可以粗略地称为简单性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广义的物理运动，上述三论都是微观理论；而军事活动是以整个社会为舞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宏观过程，本质上属于事理运动，在一切时代都属于最复杂的现象。钱学森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4] (p.54)军事就是这种复杂性问题。以复杂性为对象的科学必须超越还原论。所以，在科学主要研究简单性、重点探讨微观现象、方法论以还原论为主导、思维方式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历史时期，军事理论与科学前沿没有联系是必然的。
新军事转型所面临的形势大不相同。就在新军事转型由孕育到问世的同一时期或稍早一些，科学前沿先后兴起了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决策科学、思维科学、生态科学、非线性科学等新学科，以及种种跨学科研究，粗略地说，可以统称为复杂性科学。它们恰好是科学正在超越还原论和分析思维的产物，并且通过把研究对象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从微观重新回到宏观而将科学的触角深深地伸入军事领域，提供了运用科学概念和原理分析军事现象、揭示军事规律、更新军事理论的可能性。由此造成新军事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第一次作为独立的、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导的因素，全面进入军事理论和实践，真正开启了军事科学化的历史进程。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新军事技术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新军事转型的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它们的特点之一是紧密依赖于科学前沿的最新理论，没有这些理论新发现不仅不会有这些高新技术的发明，而且不掌握这些科学理论就无法有效使用这些高新技术，特别是无法指挥基于高新技术进行的训练和作战。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事训练主要是技术操作和战术运用的训练，很少需要系统掌握这些军事技术后面的科学原理。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军事训练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和战术训练，还需要深入系统地学习科学理论，军人特别是指挥员必须掌握有关的最新科学理论，用新理论驾驭新技术、新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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