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笔下的1948年

　　在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这部著作的观念中，1948年是一个“天地玄黄”的年份，是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大决战的时刻。这一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竞争胜负已几成定局，但国民党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其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深重，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情态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萧条、秩序的动荡，还深层次地作用于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一般认为，诗人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心态更为敏感、观察视角更为敏锐的一群，但又区别于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论来思考、解决问题的研究者。因此诗人面对“天地玄黄”的时局所做出的反应是值得关注的，在他们的诗作中能看到这些诗人对现实之“变”的心灵感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革年代的诗作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是用诗性语言的方式处理个体生命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因此，九叶诗人在1948年的写作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九叶诗人，或九叶派，并不是一个在1940年代就被确定的称呼。据唐湜介绍，当年环绕着《诗创造》，尤其是流派色彩较浓的《中国新诗》的诗人并不只是九个人，年纪大些的前辈诗人就有冯至、卞之琳、方敬、徐迟、金克木几位，年轻一些的也有莫洛、方宇晨、李瑛、杨禾、羊翚几位。(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九叶诗人(九叶派)是1981年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杭约赫所编《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评论家所赋予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杭约赫这九位诗人的集体称谓。这几位诗人虽然在个人创作风格方面有所差别，但在袁可嘉看来，他们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因此围绕着《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的特点被袁可嘉概括为“现实、象征、玄学”，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深厚含蓄，玄学则表现于理智感觉、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追求》)九叶诗人在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诗学理论和里尔克、奥登、艾略特等诗人创作的影响，因此九叶诗人是中西合璧的一群。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与独到的创作手法，使得九叶诗人笔下的194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变革之年”。

　　对“风景”的“观看”

　　九叶诗人对“时代之变”的捕捉，最初的阶段是身临其境的感官体会，如眼睛的“观看”。通过“观看”，1948年的社会万象便转换为一幕幕图像为诗人所接受，但是如果仅是对所见之景进行简单的描摹，则不足以书写“时代之变”。九叶诗人在作品中力图通过事物的表象，看到社会生活的核心，也即把感官所能体会到的“风景”在诗歌中转化为时代与心灵的“风景”，将单纯的视觉体验变为文字经验。如同里尔克的作品《布里格随笔》中对风景的描绘一样，九叶诗人在诗歌中睁开了时代的“经验之眼”。

　　辛笛的诗作《风景》标题即点明了内容的主旨。作者也在诗末缀明写作的时间、地点：1948年夏在沪杭道中。但辛笛并不是单纯地记叙旅途之风景，他看到的是“风景”，想到的却是“社会问题”，记叙过程中有着形象的比喻，并掺杂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前，丑陋的事物比平时更为触目惊心。辛笛描写“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之类的“风景”，实际上是为了指出这样的畸形风景之“病”，为了“反风景”，体现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忧虑之感。

　　与之相类似的诗作还可以举出袁可嘉的两首描写城市的诗《上海》《南京》。这两首诗或用夸张的手法写到巨变之际城市里的乱象：“从办公房到酒吧间铺一条单轨线，/人们花十小时赚钱，花十小时荒淫。”(《上海》)或将城市拟人化，在书写混乱时局的同时也表示出对时局的嘲讽：“糊涂虫看着你觉得心疼，/精神病学家断定你发了疯，/华盛顿摸摸钱袋：好个无底洞！”(《南京》)与辛笛的《风景》所采用的角度相类似，袁可嘉在“观看”城市“风景”的同时也在对“风景”做出评判，将“风景”转变为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景象，体现了一个诗人对1948年这个变革时代的感知，也与其提出的“现实、象征、玄学”的主张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