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哥哥的性格不是他儿子的宿命。笼罩提多的沉默和忧思，跟我们父母去世后我在纳特身上看见的那种渴望被人接受的饥渴完全相反。直到度假结束，提多的脸上和内心都是忧虑重重。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他两眼发呆，或双手抄在前兜里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鞋尖。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在努力抗争。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可能性。但他内心仍隐约存在某种东西——也许是道德心这样的基本素质——因此我相信他会更加艰难地抗争，去寻找世界上的善。我试图帮他看清自己的这一特点。
一个月来，两个男孩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接受心理咨询，努力使生活回到正轨。可以想象继续住在卡杰的房子里非常别扭，原因不言自明，但他们反正也不会住多久了。一旦河谷区的房子脱手，莫妮卡打算在多伦多西头买一座新房子，在不离开这座城市的前提下，离这两个地方越远越好。
我几次骑车过去，看见房屋中介的牌子已经挂了出来，草地上竖着一块黑色和红色相间的标牌，在秋风中凄惶地摇摆，令人心酸地提醒我们，梦想竟能这样远远地偏离轨道。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希拉里拿着一瓶红酒过来庆祝。那天她把她的那本论文集寄给了美国一家大学出版社，得到的会是赞赏还是冷遇，她还不知道。但这个项目终于完成了。她觉得很开心。现在我们只是朋友了。我跟她说了我打算回马德里，我和伊莎贝尔想再给对方一次机会。她听了这个消息并不吃惊。我怀疑她认为在凶杀案带来的影响中，我的内心发生了震动，需要与那些最亲近的人重修旧好。
吃过晚饭，我们打开新闻，听到台风肆虐菲律宾吕宋岛的消息。我一开始没有联想起来，其实那就是希拉里以前跟非政府组织一起工作的地方。三个村庄消失了。画面令人震撼——铁皮屋顶，被摧毁的棚屋，牙签般的大树，玩具般的汽车，浑浊的泥浆席卷了一切。希拉里立刻在网上搜索具体细节，接下来的几天，她跟马尼拉的几个老熟人取得了联系，制定了一个回去帮忙的计划。两个星期后，我开车送她去机场，说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在这里只是浪费时间，现在终于要去她需要去的地方了。“有时，好事是由最惨烈的灾难带来的，”我说，“也许这么说太可怕了，但确实如此。”
“这是美好的一年。”她说。
我点点头，继续开车。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这么说过。”
“对我来说这也是美好的一年。”我说。
其实这并不全是实话，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但与希拉里相关的部分是美好的。迈尔斯和霍丽又退回到了他们所属的过去，现在希拉里要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没有邀请我前往，我对此也不感兴趣。
霍丽是否知道她女儿曾对我哥哥以身相许，而在几天之后我哥哥就犯下了第二桩更为严重的罪行?我始终不知道。但是，就像她秋天会在花园里翻土一样，她可能也会疑惑最近的家庭变故是否与我们三个在蒙特利尔的最后那个夜晚有关。她是否想知道，迈尔斯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戏剧性的话，我们三个会在哪里?偶尔神思恍惚之间，我会想象我们在希腊某个烈日炎炎的岛屿上，像过去一样吃吃喝喝，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获得更美好的未来。可是，如今霍丽消失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幻影，像遥远的菲律宾的那些村庄一样被卷走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铭记她年轻时候的模样。
那天下午，送希拉里到机场后，我绕道去了那片已经二十多年没去的墓地。那是一个寒冷的晴天的傍晚，我一直在考虑三个月前伊莎贝尔用冰块贴着我脸时提出的那个问题。我在这里的时候，有什么事是我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我找到那块墓碑时，天已经擦黑，我站在迈尔斯的墓旁告诉他，我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的成功与失败，我娶的女人，我和她生的女儿，我希望他安息，希望也许此刻正看着我们的他知道我从未背叛过他。
（摘自《回家》/[加拿大]丹尼斯·博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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