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漂泊者：“70后中间代”写作与批评的问题

　　一、关于“中间代”写作的命名

　　在近期召开的一个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主办方首次提出了“我们这一代”这一文学概念，较之以出生年代来概括“70后”创作群体这一命名行为，无疑是一个进步。

　　以出生年代来命名作家创作群体有着显然的弊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1970年代初期出生的“美女作家”甫一出场，一些较为心急的批评家就争先恐后地将其标举为“70后”写作的代表。试问，当年的“美女作家”们现在都去哪儿了？可见，这种草率的命名只能是权宜之计。那种缺少长远批判眼光的命名，不能说没有抢山头、占地盘的嫌疑。这样的命名只能作为批评的策略，不是学术的态度。反观当代文学史上对作家群体以及创作现象的命名，比如朦胧诗、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写作，甚或稍显简单粗糙的新写实、新状态等等，都比直接用作家出生年代命名好得多。所以，如果说当初对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命名为“70后”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到了该重新反思、科学定名的时候了。

　　相对于“60后”、“80后”这样的代际命名方式，笔者更原意用“新生代写作（作家）”、“晚生代写作（作家）”来对这两个创作群体进行概括。当然，这里的“新生代”和“晚生代”，其内涵是有别于此前的提法的。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晚生代”与“新生代”有时候会指向同一个创作群体。不同于此，本文所提出的“新生代写作”特指1960年代前后出生，1990年代前后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具体包括邱华栋、韩东、朱文、鲁羊、毕飞宇、李洱、徐坤、林白、陈染等。“晚生代写作”是指1980年代前后出生，新世纪初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包括张悦然、李傻傻、笛安、张怡微等，他们是继“新生代写作”之后中国文坛最具活力的群体。

　　笔者认为，依循这两个命名方式，把介于“新生代写作”和“晚生代写作”之间的1970年代前后生人的严肃作家界定为“中间代写作（作家）”是相对科学的。早在2004年4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曾经提出过“中间代”这个概念，此后评论界也多有使用。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重申这个命名，并重新充实其文学内涵，是冀图以此替代以出生年月来对“70后”作家进行的简单命名。虽然这种新的命名仍旧摆脱不了以“代”论人的嫌疑，但显然已经大大扩大了其命名的内涵和外延。

　　“中间代”作家（批评家）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大多也经历过很多坎坷，思想可能有些小众，但他们一直在追寻自己的路。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新生代”的文学精神与写作传统，一方面勇于开拓，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视野与文学观。“中间代”作家（批评家）是跨世纪的一代，是文学自觉的一代，在写作上他们特立独行，以独特的审美理念、审美视角、审美情趣，轻松而敏锐地进行创作上的探索和超越，在对传统的否定中继承和创造，以实验主义的姿态建构汉语言文学的诗学精神和新的表现图式。

　　那么，在这里，笔者为何不严格依循“新生代”和“晚生代”的命名方式，选择了“中间代”而不是直接使用“中生代”来概括70后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呢？“中生代”和“中间代”看似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其内涵却大为不同。如果说“中生代”的命名纯粹是基于代际考虑的话，那么，“中间代”这个命名不但考虑到时间，更概括了这个创作群体的“中间过渡”性特点。笔者认为，“中间代”这个名字符合他们“在路上”和“漂泊者”这两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二、“中间代”作家和“有难度”的写作

　　评论家梁鸿鹰先生在评价笔者的长篇小说《后土》时，提出这部作品是“有难度的写作”。笔者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挑战写作的“难度”。笔者认为，一个有出息的“中间代”作家，是不会总是满足于躺在回忆里一再书写带有自传色彩的“小我”的，更不会停留于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惯性写作当中。他总是要不断地摒弃轻车熟路的那些东西，不断地开拓新的写作疆域。所谓“有难度的写作”，就是要敢于冲破一切写作禁忌，不断突破写作的自我极限，不畏叫板自我以及一切前作家，在他们所未曾走过或尚未走完的路上继续向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发，真正把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来精心营构。

　　“有难度的写作”必然是敢于“冒犯”的文学。有抱负的写作者必定是敢于“冒犯一切”的，无论题材与手法，无论内容与形式，无论语言与结构，对他来讲，一切“成规”都是为冒犯而存在。正如知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颁奖典礼上致辞时所说，每一代的文学开创者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是热血奔腾的，“不要太在意像我这样的评委会不会喜欢，而要诚挚地面对自己的经验，打开一条自己的路，或许这会让一些人有些不舒服。”在此，不妨说得极端一点：让一切人都感觉舒服的文学其实并不是好文学，让所有人都认同的文字其实并不是好文字。因为，文学生来就是要不断“去冒犯”和不断“被冒犯”的！

　　纵观“中间代”的写作，不缺少“有难度”的挑战，却疏于“冒犯一切”的勇气。“中间代”作家走上舞台时文学刚好处于激烈的转型时期，写作资源一再被前辈们所开掘和书写，聚光灯也因此一直都朝向他们。“时代体制”这匹狼选择了新生代那一拨作家们，而“市场规则”这条狗则选择了晚生代这一批写作者。处于夹缝中的“中间代”，被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但笔者以为，“遮蔽”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遮蔽”更有利于沉潜。钱理群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沉潜十年”对于“中间代”写作者意义十分重大，有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沉潜”，“中间代”才有了进行“有难度的写作”和“冒犯一切”的勇气和底气。

　　三、“中间代”写作的精神困境和文学理想

　　“中间代”是文学的“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约而同地背负着两个文学的“伪命题”：“到世界去”以及“精神还乡”。徐则臣在长篇小说　《耶路撒冷》的创作中一再提到“到世界去”，在他的语境中，故乡和世界是“两个世界”，是“二元的存在”。但“到世界去”又如何？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是城市？还是另一个乡村？世界无非就是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你总不能到“郊区”去吧？我们不在乡村，就在城市，或者在去往城市的路上。所以，“到世界去”，笔者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到城市去”。但我们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城市不是我们的城市，外面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世界。

　　那么，“无地彷徨”的“中间代”的创作出路又在哪里？

　　不可否认，“中间代”是矛盾的一代。“中间代”的身体、精神与灵魂一直处于分裂当中。笔者曾经以“心在乡村、身在城市、灵魂在路上”来概括这一代作家的生存状态：我们的身体在城市，因为城市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地；我们的精神在乡村，因为我们的童年在乡村，我们的精神底色是泥土；而我们的灵魂在路上，我们的所有书写都属于“在路上”的这一代。

　　笔者认为，“在路上”是文学的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因为“他们那一代”要么还未正式出发，要么已经走在远处，渐趋于无。

　　“在路上”的“中间代”有着不同于“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优势，“中间代”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承续着1950、1960年代作家的文学精神，承启着1980、1990年代作家的书写高度。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代，更有可能写出大作品，这一代，更有可能出现大作家。

　　但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优势也不意味着必然转换为写作资源与创造能力。或许，“中间代”真正的大作品和大作家可能还在沉潜，尚未真正完全浮出水面。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喧嚣的、动静闹腾得很厉害的往往都是些浮在表面的“小鱼”，而那些“大鱼”总是在深海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