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与式协作与共享：策展新闻的对话方式
自产生了传播的自觉意识和沟通的渴望后，对话作为技术性传播思维之外的重要思想而备受关注。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21]，对话是社会生活一种最基本的形式，要容纳多种不同的杂音和行为类型，形成众声喧哗的状况。策展新闻的实践过程就是这种散漫对话方式的体现。它是“职业新闻人、信息来源、公众等角色在新闻的发布、选择、排序、评价各环节及时互动的协作”，是“互联网时代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模式，一个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动态交织的模式”[22]。它排除传统新闻的演讲式风格，通过社交媒体在职业记者与受众之间开展内容丰富的对话。
这种参与式对话实践，自有它的时间轨迹。1999年，“网络日志”或“博客”的出现，使大量公民“变成了自己的主编”[8]；2001年美国“9·11”事件中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对话的公民促进了公民新闻概念的出现，一个“未来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和发布信息”[8]的新时代开始了。“Web2.0为创造双向对话的新闻提供了条件”[23]，传统媒体可以利用公民的力量更出色地生产新闻。如：2005年BBC伦敦地铁炸弹袭击事件报道、2009年伊朗大选抗议示威冲突中女大学生身亡事件的视频报道、2011年“卡扎菲之死”报道、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报道、2014年马航失联事件报道、2015年长江沉船事故报道、2016年美国大选报道等等，传统新闻机构、推特和脸谱网用户、政府管理部门、传统媒体的消费者以及社交网站用户等主体结成“网状结构”，多渠道地制作和修订新闻[24]，表征了“从专业媒体独立采制报道转向由多元主体运用各类媒体一起求证事实，并在求证过程中进行意见交流与对话”[25]的策展新闻实践新常态。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为“那些想要表达的人以及无权的人发出声音”[8]提供帮助，从而“传递和放大民众的对话”[26]，那么策展新闻是要在众声喧哗的噪杂声中核准、筛选、整合和呈现合乎事实真相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关系，因为“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新闻媒体反而可能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结果只好报道它了”[27]。这种“随机的新闻行为”和“大规模的业余化”[27]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组织化新闻生产、由非职业记者展开的多样性的新闻实践形态”[28]。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在这个筛选和呈现的过程中，“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权威阐释主体，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经由公众的集体参与而被重塑”，“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13]。这正是策展新闻诞生的现实背景和技术逻辑，也形成了策展新闻多主体间的对话方式。
1.“指南针”航向与全民参与式协作。互联网不仅是延伸价值观和影响力的平台，“更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它正在重新聚合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包括整个传播社会形态和路径)”，或者说，它“发现、激活了分散在每个人身上的各种有价值的资源，包括认知资源、体验资源、掌握的时间、做事的能力，等等，重新配置加以整合”[29]。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正经历着“自19世纪中叶便士报出现以来最重大的转变”，人们进入“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真实性，是否核准过信息来源都值得怀疑”[30]的不确定性时期。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策展新闻就全民新闻进行内容管理、核准、筛选，再通过各种媒介机构和社交平台以可视化方式加以呈现，成为新闻用户的“指南针”，解决他们“面对过于辽阔的海域束手无策”[7]的困窘。
与传统新闻不一样的是，策展新闻这根“指南针”及其航向是新闻生产者和新闻用户在互联网技术环境下共同创造的产物。20世纪的新闻是由专业新闻工作者们决定的，今天在决定何为新闻的过程中，公众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首先，互联网时代，在新闻生产者与新闻用户之间存在着众多的传播渠道，而大众媒体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且有时影响力较其他渠道逊色。根据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统计，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视频在本人的YouTube频道上被观看十亿多次，大众媒体只能袖手旁观。如今，60%的美国网民从内容聚合者那里得到新闻，1/3的网民阅读博客，3/5的人在YouTube等网站上观看视频[8]。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半年内通过手机上网浏览新闻的网民占比达到90.7%，只用手机浏览新闻资讯的比列高达62.9%，最经常使用手机浏览新闻资讯的网民占比高达85%，社交平台、手机浏览器和新闻客户端成为三大分发渠道[31]。
其次，新闻用户消费信息方式的变化挑战了策展新闻“指南针”的指示力度。现在的新闻用户变成了“新闻游牧者”，他们不会从一个主要新闻来源或者一家机构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新闻，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从多个平台获取新闻，“依赖于多个信源和连续新闻消遣”的信息消费方式，导致新闻消费变为“一种主动出击的体验”——“向前倾”，即为满足自身的兴趣和寻找答案而积极查询信息，甚至参与新闻生产。同时，策展新闻的“指南针”实践路径必须实现转向，“从原先提供一个产品——一家媒体组织的新闻或报道议程——转向以解答受众问题并向他们提供各种资源和工具为主的服务”[8]。因此，策展新闻不是一个人或一家媒介机构的策展，而是新闻生产和消费者的互相协商与对话。
新闻网民的娱乐性和高学历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策展新闻的内容管理难度，使协商与对话更为复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关于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的调查数据显示，从学历结构来看，新闻网民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59.5%，其中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达到32.5%。从用户分群来看，以24岁以下人群为主体的“手机娱乐派”占互联网新闻网民比例为35.2%，位居第一；以25-34岁为主体的“意见表达派”占互联网新闻网民比例为26%，位居第二，该群体是社会中坚力量之一，对社会热点事件最为关注并最愿意表达，上网浏览新闻的频率和时长都是最高的，是互联网新闻的高频重度用户。“手机娱乐派”和“意见表达派”等高知用户群体为主体形成的网络社群，对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如魏泽西事件、雷洋案等的报道产生重要作用。所以说，互联网时代“新闻工作者们像是在一个四周没有围墙的大门口站岗”[8]，随时接纳各个层次的各路来客，策展新闻必须与他们协商对话，精确地聚合和挖掘信息，并实施精确的投放与配置，将优质的信息内容传播到真正有需求的消费者手中，最终解决“信息错配”[7]现象。
2.域外信息的情境设置与意义的共享。策展新闻是一种对话，也是一种作为知识的生产范式。杜威提出，对话是人们理解知识的终极语境，“我们不能将新闻当作交换刻板成见的科学的退化形式加以评判，而是将新闻当作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的公开讨论和行动来加以评判”[2]。策展，就是从噪声之海中提取信息，并赋予其情境。这一行为就像“迄今为止的域外信息，只要赋予特定意义便成为域内信息”那样重新设定语义学边界，再赋予该信息相应的价值[7]。策展新闻会按照客观性、真实性、意义的关联性、受众的贴近性等规则来设定语义学边界，并随着社交媒体人们使用新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新闻的需求的改变而重组替换语义学边界。具体地说，按照对话新闻学的基本理念，把新闻“由单向度的、静态的‘客观存在’转变为更符合新媒体生态的、动态的‘演化过程’”[32]，实现域外信息对网络新闻的情境设置。
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构建了策展新闻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信息超载和劣质过剩的信息环境为策展新闻的诞生提出了紧迫要求。如日本学者佐佐木俊尚所说，“社交媒体中存在无数的策展人。我们生活在策展人的多层结构中”。能进入策展新闻对话的公众往往是“聪明的聚合者”，他们“搜集信息并加以筛选，然后赋予其新的意义，与他人共享”[7]。通过共享新的意义，对话群体可以形成一种共同的思想，协调一致地解读信息并加以阐释，由此获得关于事实的知识性解释，而不仅是碎片信息的孤立存在。如果“每一个人都参与并共享群体所有人的全部意义……就可以把它称作真正的对话”。反之，“如果我们所分享的意义之间毫不相干，那么就很难组成一个完善的社会”[33]。如“今日头条”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和定制化服务，有可能因“信息错配”而产生“信息茧房”现象，不仅降低新闻用户对媒体的黏度，而且最终导致社会在“意义共享”方面缺乏凝聚力。策展新闻的最初动机，就是要通过域外信息的情境化设置，结合新闻事件的上下语境，按照新闻生产的话语逻辑和新闻事件的事实逻辑，将各类新闻信息关联起来，通过与公众的协商和对话，实现意义的建构和分享，并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
三、策展新闻：专业新闻权威性的重建
“‘三重革命’——社交网络、互联网和移动革命——已经创造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信息和媒介生态环境。创造、收集、评估和分发信息的过程，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正日益变得网络化”[34]。这种网络化趋势和媒介技术为策展新闻PGC(Professional-Generated Content)与UGC(User-Generated Content)融合发展的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从事策展新闻生产的每一位社会成员，“包括职业记者和普通公众，都同时具有新闻和公共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深度参与公共生活的条件和机会”[22]，策展新闻的受众角色更具有“新闻产销者”的含义。因此，与传统新闻相比，策展新闻是在从事一场与新闻用户内容丰富的对话，并共享意义。
然而，探究策展新闻诞生的现实逻辑就会发现，策展新闻是对网络新闻“信息的碎片化、信度低、时序不连贯、易读性差”[24]以及网络信息环境的信息超载造成人们信息消费成本高和信息疲劳等现象的积极回应和纠偏。在这种新闻实践中，兴趣用户、专业记者、政府当局或其他官方组织通过分享、导读、评论对开放性事件进行合作解读，从而通过信息生产和意义构建做出贡献[35]。一般来说，出于新闻优质内容、新闻真实性和新闻全面均衡等诸多原则，专业记者和策展过程中出现的意见领袖往往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闻策展人。新闻专业标准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依然是策展新闻生产中要遵守的实践准则，将优质、可靠、关联度高的新闻与劣质、不可信、庞杂无序的信息区别开来，以此重建专业新闻的权威性。
应该说，不管技术和信息环境如何变化，新闻生产的专业要求、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不会变。学者吴飞认为，“对表达事实的捍卫与信息透明度的保障是新闻专业主义立足的两个中心支点”，“新闻记者的专业性让他们更具备一种内在的职业警觉性，继而对真相的表达更为慎重”[36]。策展新闻尽管是多群体的“对话式”参与，是一种全民新闻合成的信息管理，但人们对获得信息的本能需求和“代表公民生产准确的信息”的媒体目标，会促使策展人按照专业新闻生产的话语逻辑核准、筛选和呈现新闻。同时，策展新闻这种多生产主体、多传播渠道和多层次对话的新闻样态，揭开了新闻生产的“黑箱”，新闻生产过程更具开放性和透明性。这样一来，策展新闻的专业性会受到网络新闻使用者即时的、广泛的、公开的监管，由于社交媒体自身的传播优势，这种监管所产生的舆论压力比以往更为强大。可以说，互联网技术为策展新闻的专业生产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策展新闻体现了互联网时代专业新闻权威性的重建。
随着文化、趣味和技术的改变，新闻记者的专业性在新闻内容选择、新闻叙事模式及专业记者应对技术变革的策略上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手机移动端的结合，“人人记者”的新闻生产状况改变了新闻叙事样态，随之出现的清单式新闻、“弥漫新闻”(Ambient Journalism)、对话式新闻、蜂巢式新闻、策展新闻等[37]颠覆了传统新闻的话语结构和表达风格。硅谷的智库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前主任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ey Brown)提出，“新闻媒体作为公众论坛，为民主社会的公众服务的观念并没有因为科技而改变，改变的只是新闻工作者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方式”，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并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并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发现结论”[38]。因此，“在信息爆炸与众声喧哗中寻找到独立新闻价值”[37]，建立起新闻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利用社交媒体有效实施“全民新闻的内容管理”，并按照专业标准规范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与公众参与，是策展新闻专业权威性重建的主要思路。因为在专业记者、社交媒体、新闻用户参与“内容丰富的对话”时，策展新闻就像一个辅导员，它“关注对话的进展过程，并随时对发生的事情进行相应的解释或说明”[34]，指导和促进对话的进行，进而形成紧密的群体关系，产生如激光般的巨大能量，加强社会舆论的聚合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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