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是中国东北边疆史研究真正走向繁荣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方向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本文主旨在于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择其要端加以评述，通过回顾与展望，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上述主旨，对相关研究成果并未面面俱到，也难免挂一漏万，乖谬之处，敬请方家谅解为盼！
一、通史编撰与理论探索
尽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两部东北通史著作的编撰，东北边疆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其后即陷入长期的低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再次出现通史类著作的编撰。1998年，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六卷本出齐，共计420多万字，在目前已出版的东北通史类著作中内容最为丰富，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其后又有宁梦辰著《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其中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列入“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是第一部以边疆通史命题的东北通史。这些通史类著作虽然“多偏重历史过程及事件的叙述，较少史地考证”[1]，但却涉及到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历史分期、东北本土族群历史地位等基础性、理论性问题，因而对于同时代的研究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由之亦可通览同时代东北边疆史研究的整体面貌。
（一）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
如何确定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关系到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上述通史类著作基本上是以各时期皇朝统治范围或者历史上各族人民曾活动过的地区为标准，由此形成的东北边疆历史疆域范围大致是：“以今日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中心，最大范围包括有西起河北省东北部、内蒙东部及贝加尔湖地区，东至库页岛及日本海西海岸之间的广大区域；但在各个具体历史时期中，视当时疆域管辖、机构设置、民族居地及文化分布等情况，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也相应有所变化。”[2]
（二）东北边疆史的历史分期
从历史分期看，各部通史都有自己的不同出发点。例如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延续以中央王朝为主线的传统，同时考虑到东北地区社会形态发展的特点，进行如下分期：夏代以前为原始社会；商代中前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燕后期至秦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自汉迄清为封建社会，其下又分三个小段，汉至南北朝为初期，隋唐迄辽金为中期，元明清为后期。而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则试图打破以中央王朝的更替为东北古史分期依据的传统模式，从东北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出发，进行新的分期，即蒙昧与文明的开端时期；东北民族政权分立迭起的时期；隋唐王朝羁縻统治时期；辽金北方王朝统治时期；元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
（三）东北本土族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古代东北地区族群众多，[3]有著作指出：“各民族的变革、生灭兴衰，构成了东北历史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虽说文化落后于汉族，却屡屡成为中国或半个中国的主宰”。 [4]有的著作进一步指出：东北古族群进入中原，“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气，为中华民族族体之熔铸注入了新的血液，为缔造祖国的文明谱写了独特的篇章”。[5]
总的来看，目前东北边疆通史的撰写，还是延续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形成的边疆史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一些理论框架及由之生发的话语体系有待修正。孙进己就东北史的研究范围、特点、分区、种族和语言、民族和民族共同体、政权建置、经济类型、社会性质、考古文化、关系、分期等12个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大多提出了新的思考。[6]李鸿宾就东北诸族南向拓展原因这一个方面做理论概括，认为，从结构上讲是中原文明对东北政治体的强烈吸收力和影响力，东北内陆自身实力超出区域限度的发展与中原王朝结构性伸缩的拉力是内外动因。[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跳 二、专题研究
（一）历代中原王朝东北边疆治理研究
程妮娜著《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这一领域历时性、贯通式的专题研究。前者侧重东北地区中央政府和区域性政权的各种行政机构的建立，总结统治政策、机构职能及其建置特点。后者较比前者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历史治边思想、边疆民族地区建置、人口迁移与边疆治理、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文教举措等六个方面。
除了贯通式著作以外，更多学者着眼于某一朝代，或者某一朝代的某一特征。
（1）燕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是中原王朝开始在东北地区设立郡县，开创中原王朝东北边疆直接统治的先河，值得关注的是以下研究。
关于郡县建置及相关史事研究。自燕昭王以来，即在东北地区设置辽西、辽东两郡。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足，一些都尉、县的城址还没有定论。本时期相关研究的重要突破是考古资料的发现与应用。例如，随着沈抚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学界对于分布于这一带的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治候城的方位也进行了新的讨论。王绵厚著《沈抚交界处“青桩子”古城的新发现及考古学意义——兼论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与“侯城县”的关系》一文，指出燕秦汉魏时期辽东郡“中部都尉”、“侯城县”、“玄菟郡”等重要城市建置，其故址应分别在今东陵区上伯官屯东“青桩地”、沈河区“宫后里”和上伯官屯古城。[8]该文既注重考古新发现，又从文献上对候城、候城县、中部都尉治、内迁而来的玄菟郡加以区分，对于燕秦汉东北郡县城址的探索具有标杆意义。值得提及的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永陵南城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对于深入研究第二玄菟郡，甚至是整个西汉东北边疆统治体系都具有重要价值。可惜目前为止的相关研究还局限于考古学。这一领域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在史地考证的基础上，对制度建构、历史发展演变等更深层面的探索。例如范恩实对西汉时期东北边疆统治的制度建构，即由郡县制、分部都尉制和册封制共同构成的统治体系的讨论。[9]苗威《乐浪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对乐浪郡设立的背景、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统治机构、民族构成，以及经济、文化、周边关系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乐浪郡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评价，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方面的专著还有赵红梅出版的《汉四郡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年版）、《夫余与玄菟郡关系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9年版）。
关于燕秦汉长城研究。有关燕秦汉东北长城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一次高潮，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基本结论。[10]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新的野外调查，特别是200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长城保护工程”，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长城资源调查，先后出版了《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东南部战国秦汉长城卷）》、[11]《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12]《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13]从研究结论看，有三种观点，一是延续传统研究思路，结合最新考古调查，进一步厘清燕秦汉长城辽东段的走向，缺乏考古学上明确的“长城”证据——墙体是这类研究最大的弱点[14]；二是扩大视野，使燕秦汉长城的范围大为拓展，但是相关研究所依靠的个人野外调查证据尚未得到考古学界的确认[15]；三是改变思路，从“长城”、“障塞”等概念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据，判定辽东地区发现的燕秦汉时代的障塞烽燧遗址并非燕秦汉长城的东北段，而是相关势力进入东北地区后，构建的军事镇戍体系[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中原地区陷入分裂割据，东北土著族群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与中原王朝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互动成为时代主题。讨论最多的是以册封为基础，以朝贡为手段所形成的藩属体制。较早介入这一领域的是李大龙，[17]其后黄松筠、[18]付百臣[19]接续并扩大了研究范围。近年来，程妮娜又从东北（或者东北亚）的视角进行了专题研究。[20]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朝贡册封所构建的中原王朝与东北边疆土著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文化、贸易还是外交，其中政治关系如何界定，传统研究中内臣、外臣，内蕃、外蕃，或者说作为边疆统治的朝贡制度和作为外交关系的朝贡制度如何区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与国际学术界加强对话与交流，共同探索东亚古代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恰当表述。
（3）隋唐五代时期
对这一时段，学界主要关注唐代东北边疆统治的军政体制，即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宋卿发表了多篇有关营州都督府的论文，对营州研究学术史，唐营州统治范围的变化，军事设置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21]关于安东都护府，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有专章述及“安东都护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22]其后程尼娜、[23]赵智斌、[24]辛时代[25]也都有相关论文发表。关于平卢节度使，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早期的职官制度及任使人选[26]，以及与平卢节度使（后期为淄青平卢节度使）相关联的押蕃使问题[27]。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未来的主攻方向，应放在对唐代制度的深入理解，以及墓志等新材料的应用上。
（4）辽金元时期
辽、金、元为北族王朝，重视军事统治，因此这一时期的东北边疆治理，要义在于军政机构建设及对属国、属部的管理，例如吴树国对辽代东北部统军司和金代蒲与路的研究。[28]但是从成果数量来看并不多，也客观反映了相关学科目前的低潮局面。就研究本身而言，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对考古资料重视不足。实际上，考古工作在东北地区已经发现大量辽金时期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城址。例如刘晓溪等《延边州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分布情况概述》[29]记录了延边州境内的57座辽金时期城址。但是这些城址与文献记载的地方统治制度有何关系，目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5）明代
明代在东北地区主要推行军事驻防与羁縻统治相结合的都司卫所制度。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概括影响辽东边疆建设的四大因素并分别展开专题研究，即明朝经营辽东的战略，辽东军食的供给问题，辽东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明朝与朝鲜半岛封建政权的关系。与以往学界的研究有所不同，该书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例如奴儿干都司几乎不存在地方管理职能；又如东北女真卫所的两重性，既是卫所长官，也是部落酋长，剥开卫所制的外衣，仍然是传统的女真部落组织，和明朝内陆的编户齐民组织差别巨大。
（6）清代
清代东北边疆治理由初期的八旗驻防，到后期的开禁、移民，再到清末建省。新时期研究的重点在移民与清末新政。
关于清代东北移民。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剖析了清代东北移民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并把东北移民与整个东北边疆地区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此外，定宜庄、刘小萌、刁书仁等均从八旗驻防的旗人与汉人移民的民人之间的冲突、融合入手，探讨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30]
关于清末东北新政。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从疆域统合着眼，探讨清末旗制萎缩以后，清政府从行省制以及相应的财政、教育等改革入手，意图实现疆域的均质化，达到重新统合疆域的目的。其他相关研究则分别从地方统治机构设置、官制以及文化、教育、军事、司法制度等方面讨论东北新政的推行与历史作用。[31]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