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东晋南朝衰落
东晋南朝北伐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需要大量财力和物力支撑，对东晋南朝社会经济、国家财政构成严重冲击。宋文帝即位后，将北魏占领河南视为对其政权的直接威胁，为此先后两次大举北伐。元嘉七年（430）北伐，宋军先胜后败，军用物资损失惨重，“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再次北伐，动员兵力达20万以上。如此大规模征募兵员，使刘宋财政难以支撑。宋文帝诏令上至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北伐。又强令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者，僧尼家赀满二十万者，都要抽出家赀的四分之一，借给国家。此次北伐，刘宋将江南财富人力全部动员殆尽。由于战线过长、指挥失误、后勤物资供应难以保障，加之北魏实行以逸待劳，待秋凉之际，运用骑兵反击的战略，北伐军最终大败而归。北魏乘势南伐，渡过淮河，屯军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扬言渡江。由于江北彭城、盱眙等重镇仍在刘宋手中，北魏害怕后路被切断，且长途奔袭人困马乏，遂在次年（451）撤军北返。魏军对所过之处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和掳掠，“所过郡县，赤地无余”。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以及由此引发的北魏南征，严重削弱了南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北强南弱的局面正式形成。正如吕思勉指出，“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
梁武帝执政时（502—549）正值北魏衰落、内乱不止，分裂为东西魏的时期。在经历了天监四年（505）北伐惨败后，限于北强南弱的形势，梁武帝频繁招降纳叛，将北伐收复中原的宏愿，寄托在利用北朝降将做主帅，加以资助，北返夺权之上，是导致侯景之乱的重要诱因。侯景之乱使代梁而建的南陈仅据有长江下游，处于被北朝半包围的战略态势。南陈吴明彻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将防线北推至淮河，所以吴明彻收复淮南后，就屯军不进。北周灭齐，统一中原，淮北徐、兖二州成为北周、南陈对峙的前沿。南陈太建十年，双方在彭城激战，陈军后路被北周军切断，吴明彻被俘，陈军主力尽丧，北周乘胜占领淮南、江北之地。吴明彻北伐的失败，提前宣告了南陈灭亡、中国统一的到来。 促进北方民族融合
东晋南朝北伐具有收复中原失地的性质，能够获得北方汉族民众的大力支持。如桓温率军北伐关中，在百姓支持下连败前秦，关中百姓“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刘裕伐后秦，后勤军粮接应不上时，河南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然而，由东晋权臣和南朝皇帝发动的北伐，也有借北伐达到树立自身威望，巩固统治地位的政治目的。这是决定北伐军事进程的关键因素。如刘裕在灭后秦后，急于返回江南，巩固权力。这严重伤害了关中百姓“鹄立南望”的情感。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刘宋惨败后，南朝军队再无大规模进入黄河流域的可能。北方民众也不再期望南方政权收复中原，消灭胡虏，为生存和自身利益，逐渐认同北魏并与之合作。
除此之外，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北方民众普遍认为北魏是华夏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至梁武帝时，北伐的军事目标主要是要夺取淮河流域控制权，由于没有实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筑堰蓄水灌城就成为萧梁在淮河流域攻城的主要手段。萧梁天监十三年，梁武帝为夺取淮河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修筑浮山堰。天监十六年九月，浮山堰溃决，“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这对淮河流域两岸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对萧梁而言，则令其尽失北方民心。萧梁大通二年（528）梁武帝派元颢、陈庆之率军北伐，北伐军一路烧杀屠城，使南朝北伐的正当性荡然无存。由此，至萧梁时北伐已完全变为南朝为扩大自身战略防御纵深、政治利益的兼并战争。因此，北伐实际上是加速北方民族融合，进而南北统一的重要因素。
北伐是东晋南朝对中古历史发展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东晋南朝北伐证明东晋南朝无法、无力承担收复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但这不等于说东晋南朝在中国中古历史发展的大势中没有地位和影响。北伐是东晋南朝对十六国北朝政局、军事、经济乃至民族关系，直接施加影响的主要途径。十六国北朝的政权并立、军事对峙局面，往往是因东晋南朝的北伐所打破。东晋南朝每一次北伐，都会加速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兼并战争，导致北方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统一。东晋南朝每一次北伐，实质上是南北政权谁是华夏文化正统继承者、谁能维护北方胡汉民众利益的较量。这种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实力的较量是推动北魏实行汉化改革，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继续北魏汉化政策，使北方在周隋之际完成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总之，北伐是东晋南朝在中国中古历史发展趋势中所处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最突出体现。离开北伐，就无法真正认识东晋南朝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国中古南北统一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促进北方民族融合
东晋南朝北伐具有收复中原失地的性质，能够获得北方汉族民众的大力支持。如桓温率军北伐关中，在百姓支持下连败前秦，关中百姓“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刘裕伐后秦，后勤军粮接应不上时，河南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然而，由东晋权臣和南朝皇帝发动的北伐，也有借北伐达到树立自身威望，巩固统治地位的政治目的。这是决定北伐军事进程的关键因素。如刘裕在灭后秦后，急于返回江南，巩固权力。这严重伤害了关中百姓“鹄立南望”的情感。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刘宋惨败后，南朝军队再无大规模进入黄河流域的可能。北方民众也不再期望南方政权收复中原，消灭胡虏，为生存和自身利益，逐渐认同北魏并与之合作。
除此之外，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北方民众普遍认为北魏是华夏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至梁武帝时，北伐的军事目标主要是要夺取淮河流域控制权，由于没有实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筑堰蓄水灌城就成为萧梁在淮河流域攻城的主要手段。萧梁天监十三年，梁武帝为夺取淮河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修筑浮山堰。天监十六年九月，浮山堰溃决，“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这对淮河流域两岸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对萧梁而言，则令其尽失北方民心。萧梁大通二年（528）梁武帝派元颢、陈庆之率军北伐，北伐军一路烧杀屠城，使南朝北伐的正当性荡然无存。由此，至萧梁时北伐已完全变为南朝为扩大自身战略防御纵深、政治利益的兼并战争。因此，北伐实际上是加速北方民族融合，进而南北统一的重要因素。
北伐是东晋南朝对中古历史发展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东晋南朝北伐证明东晋南朝无法、无力承担收复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但这不等于说东晋南朝在中国中古历史发展的大势中没有地位和影响。北伐是东晋南朝对十六国北朝政局、军事、经济乃至民族关系，直接施加影响的主要途径。十六国北朝的政权并立、军事对峙局面，往往是因东晋南朝的北伐所打破。东晋南朝每一次北伐，都会加速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兼并战争，导致北方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统一。东晋南朝每一次北伐，实质上是南北政权谁是华夏文化正统继承者、谁能维护北方胡汉民众利益的较量。这种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实力的较量是推动北魏实行汉化改革，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继续北魏汉化政策，使北方在周隋之际完成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总之，北伐是东晋南朝在中国中古历史发展趋势中所处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最突出体现。离开北伐，就无法真正认识东晋南朝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国中古南北统一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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