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历史观则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二者高度统一，无法分离。在历史观与方法论方面，包括新闻史在内的历史研究者们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站位偏差、“情感”干扰、舍本逐末、学术猎奇等。秉持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方法论，则需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关键词：
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新闻史研究
作者简介：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 100871）。
世界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思想体系，被看作是人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鉴于世界观涵盖的范围比较广，研究者更多是从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等几个方面对它进行阐发。出于本题目研究的需要，我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历史观方面。
作为世界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一旦形成，将会成为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思想基础。这是就一般人而言。
对于研究者，尤其是历史研究者来说，他的历史观决定了他对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人物、现象的认知与臧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
所谓方法论，不是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决定这些方法如何运用和阐释的原则。简言之，方法论就是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
如前所述，对于研究者来说，方法论与历史观是高度统一、无法分离的。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不存在独立于历史观之外的方法论。
有的年轻学者可能会说，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抽象的概念，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历史资料和资料不连贯：一手资料不充分，各个时期资料占有不均衡，以及原始资料之间缺乏关键环节上的连续性，等等。从客观上说，这的确是新闻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努力克服的困难。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原始资料的不连贯并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因为即使拥有了丰富、连贯的资料，研究者仍然存在着一个对历史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甄别过程，否则就无法对历史发展过程、本质及其规律性进行全面的认识与把握。在我看来，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目前人们有关大数据的研究。
既然方法论与历史观是高度统一的，我们便可以通过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来反推他的历史观：当人们持有自然或社会环境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时，他一般会采用统计归纳性的经验逻辑对历史现象做出推理或解释；当人们持有精神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时，他一般会通过精神、文化因素（包括人性、理性、常理等）的分析做出判断或解释；当人们持有非决定论或多元折中主义史观时，他一般会采用多种因素随机组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或解释；当人们没有形成一定的历史观或对历史研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时，他的研究方法或结论必然是前后（自我）矛盾、左右摇摆，缺乏一惯性的。
从新闻史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者在历史观与方法论层面存在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第一，站位偏差。
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在研究中国历史（包括新闻史），却硬是从西方理论中寻求某种框架与依据，好像不这样做就达不到科学的高度。由此得出的结论多半偏离了中国社会实际，也不可能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事实上，即便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也要以中国的史实为依据。在费正清和丹尼斯·特威切特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所撰写的《总编辑序》中，他们就指出：史学家认识历史、思考历史、对历史做出理性的判断，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批评了那种套用西方名词术语而不顾实际地研究中国历史的错误倾向（主要是针对外国学者而言）。他们认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1]。这不仅仅是站位上的问题，也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
第二，“情感”干扰。
史学研究者——研究和书写历史的人都是有血肉有情感的，要求他们抛开情感因素书写历史，要求合理，却不能百分之百做到。比如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的人，如果在情感上不接受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他肯定不会客观地书写这段历史。此外，晚辈出于对某位长辈的敬重，以他尚未经过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作为主线去勾勒某一学科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并有意回避和淡化同一时代其他学者的不同看法，也是不客观的，最终会沦为“偏见史”。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认为，对于“情感”也是可以加以区分的。历史上就有以社稷为重、忧国忧民的情感，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曾怀着一腔怒火揭露社会的罪恶，写出了流芳千古的杰作。它同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或以个人、小集团利益为重的狭隘的个人情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闻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是要排除那些干扰客观认识历史真实的“情感”。
第三，舍本逐末。
所谓舍本逐末，就是碎片化的研究倾向。碎片化的主要特征是：研究题目琐碎、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的关怀，缺乏全面的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缺乏共识。就历史研究来说，虽然所有的问题都有研究价值，但价值大小并不完全等同，而是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主流问题研究意义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其他较为琐细的问题研究价值就小一些。细小问题、微观问题虽然可以以小见大，但是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宏观发展过程，对历史现象难以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也无法替代宏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其实关于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中国史学界近年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新闻史研究者在内的历史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悉心洞察哪些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和问题。
第四，学术猎奇。
严格地说，猎奇的所谓历史研究或考据根本算不上学术。近年来，一些文化工作者或媒体人（原本对史学研究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学术训练与功力），为了迎合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潮或网民的偏狭心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起了“考证”，得出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却颇具眼球效应。比如哥伦布是因为“迷路了”才偶然发现了美洲；十月革命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一次“成功的政变”，纯属偶然事件；萨拉热窝事件是因为司机“走错了路”，如果不是因为此事，人类完全可以避免一战的浩劫。还有人热衷于挖阴私，揭老底，甚至直接对准时代楷模进行解构。比如雷锋戴着英纳格手表，还穿着皮夹克，自费照了数十张照片，并非艰苦朴素之人；刘胡兰不是死在国民党军队手上，而是被自己的乡亲亲手铡死，等等。这些所谓的考证都在网上被放大，获得了相当多的眼球，对青年一代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这种偏离历史发展主流轨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是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的，就更不要提学术研究了。
秉持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此外还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静态与动态的关系，等等。这里重点谈谈前三对关系。
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克罗齐关于历史的“当代性”的论述也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现实，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现在还在上演，只不过形式发生了变化。现实中很多事情都有历史的影子。说这些并不是意在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而是意在说明历史或新闻史研究者如果仅仅专注于考察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某个历史个案，而缺乏对当今社会发展规律、特征的了解与把握，就不会有问题意识，个案这个点也就无法与“线”和“面”建立关联，研究上就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有句话说得好，具有历史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当下的现实；其实这句话反过来一样成立：了解现实的人才会有更好的历史感和问题意识。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说：各个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我深以为然。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与感受。对于一些来自跨学科背景的学生（尤其是一些跨度比较大的学生），考虑到他们对现实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与把握，我会建议他们去做历史研究，包括个案研究。但是因为学生对现实社会亦缺乏了解，无法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无法将研究抽象到一个高度，最终还是陷在个案里走不出来，结论也过于单薄。我从这件事中获得的启发是：历史研究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及全部过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今天的学科样貌。因此，历史研究绝非单纯的故纸堆里的学问，还要求研究者关注现实、了解现实、把握现实，不但专，还要博，不但精，还要深；既见洞穴，也见群山，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二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其实上面谈到的内容，已经涉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关于历史研究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梁启超做过这样的论述：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它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史迹脱离关系而独立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长远眼光于集团以外。[2]
反观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包括新闻史的研究，研究者明显将眼光落于“集团”之内，以集团为原则，为立意的出发点，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只说局部，不说整体，这样的研究显然不能揭示“集团”之真相，得出的结论也是缺乏人文精神和整体史关照的。以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包括办报活动）为例。搜索一下被称为中国人教科书的百度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引导性信息都集中在对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传教业绩的赞美与颂扬上。包括他们为传播福音而来，做了很多好事，创办学校，创办医院，创办出版机构，为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等等；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也在进一步发掘、考证和解读外国传教士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贡献。但是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看。
姑且不论外国传教士是西方对中国实行殖民侵略的“马前卒”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身份与使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仅将传教士的传教过程看作是强势一方谋求权力和获取利益的建构过程的话，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考虑的只会是如何将其他政治实体组织到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而不会顾及弱势一方经历这一过程之后的社会阵痛和文化撕裂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西学知识在清末民初中国精英群体中的普及，一方面使他们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危机：他们对于西学及西方社会有着文化亲缘和价值认同，在血缘和社会组织上又只能属于中国社会。这种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矛盾，使他们处于严重的精神分裂中。其后几代中国人都是在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与此同时，民众阶层所坚守的“封建礼教”，也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因子保留下来，并且带着被新文化鄙夷的目光持续发酵，从而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更加深刻的撕裂与疼痛。或许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和价值观的混乱，就是这种疼痛的延续，或者说是它的升级版。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突破过于倚重局部、忽视整体的研究桎梏，建立空间上普遍联系、时间上延续相继的全局史观和大的历史视野，有助于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矛盾的内在关系，进而准确理解并合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和规律性。
三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偶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和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趋势，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以往人们讨论最多的历史哲学命题。黑格尔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意识到历史发展有其目的性、必然性和逻辑秩序，恩格斯十分欣赏黑格尔的这一基本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世界上许多事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以战争为例，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战争史上，完全因偶然因素发生的战争少之又少，像前面提到的，十月革命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一次“成功的政变”，不成功就没有后来的苏联，萨拉热窝事件是因为车子走错了路，导致一战的爆发，都是子虚乌有；而因“报纸上的一条通栏大标题，就会把整个国家推向战争”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胡适曾经说过，英雄人物“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也就是说，英雄人物或伟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尽管必然性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但是也不存在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如此说来，胡适的话是过分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反映的是唯心史观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新闻史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一些研究者认为，事物没有必然性的规律，他们通过历史事实和一些细节的考据，发现了历史人物性格中极端性的一面以及事件进程中的一些偶发节点，以此证明一个人、一个具体事件是可以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大尺度的规律，它的现实和验证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只有在历时性考察和过程性思维中，才能舍弃偶然性，把握必然性。[3]
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是得到现代自然科学证实的。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对自己惯有的思维做一个新的检视：如果事物的某些运动变化超出我们已知的规律，我们就应当追问是否有新的作用力在发生着影响，是否有更高层次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认识的必然性规律应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普适性。这是值得我们潜心研究和认真探索的。
总之，作为历史及新闻史研究者，我们在对古今中外几千年历史，即便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某一片断进行研究时，要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描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论，必须具备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缺少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历史就会被曲解和误读。所以，努力学习、自觉把握和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一切史学研究获得良好成果所必需的。
原文参考文献：
[1][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1-142，173-174页。
（原文刊于《新闻春秋》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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