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48万字，“攻开”一扇城门

　　“语言文字研究做的都是基础性工作，朴实无华，就像工兵，架桥铺路排雷，先攻开 一扇城门。”11月15日，和记者说起自己的研究工作，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启涛用这样一句话作比。

　　他口中“不那么出彩”的基础性工作，却极具学术价值——近日，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奖公布，王启涛所著《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获二等奖。这本耗时16年、共48万字的著作，对敦煌西域法制文书的语言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填补了法制史研究的空白。□范芮菱 记者 任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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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辟语言研究新战场

　　为何选择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王启涛介绍，关注法制文献与其早年的从业经历有关。

　　“在读博士之前，我做了几年法制记者，采访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我发现法制语言有其特色，于是产生了研究兴趣。”王启涛告诉记者，1999年，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是对法制文献语言的研究。在论文中，他倡导加强对法律语言体裁进行全面研究，开辟语言文字研究的新战场。

　　“属于同一体裁的文献往往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可形成一个语言聚合。对不同体裁，如法律、书信、小说等文书语言进行研究，能弥补传统语言研究以专人语言、专书语言和断代语言为对象的片面与单一。王启涛介绍，此次获奖的《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充分体现了体裁语言研究的思路。为揭示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不同风貌，该书将法制语言分为了法典语言、执法者语言、控辩语言、契约和社条语言四种类型，并归纳出其不同的语言特点。“法典语言和法官的判词，往往典雅、稳重，但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原被告间的辩论却十分口语化、生活化。”王启涛说。

　　研究中，王启涛发现，那时候老百姓的契约意识特别强，无论是借贷，还是租赁、雇佣，都会签订契约。“这是由于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商贸发达，老百姓需要用契约来保障彼此的权益。”王启涛说。此前业内有言“中国古代无民法”，但通过对这些契约的语言文字系统进行研究发现，它们大多以乡规民约为遵从，可以说，乡规民约就是当时民法的一种体现。

　　在《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序言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评价称，该研究给法制史学者提供了珍稀史料，是研究唐宋法制史和汉语史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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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兴趣和专注攻破“城门”

　　《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有着填补法制史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因为“此前法制史领域对敦煌吐鲁番法律文献关注不多，主要是相关文献阅读起来太难。”王启涛介绍，敦煌文献来自藏经洞，吐鲁番文献来自墓葬，大多是写本而非刻本，它们的撰写者、抄写者和阅读者既有精英阶层，又有平民百姓，所以文献里的方言土语、文言雅语、术语套语非常多。再加上文献年代久远，许多文献腐朽、残缺，很难辨识，很难解释。

　　“写本文献可以说是‘千人千面’。若撰写者本身学识水平不高，文献中难免会出现错别字、俗字，辨认难度就相当于让现代人去辨认千年之前小学生写的字。”采访中，王启涛反复强调，想要对敦煌吐鲁番法制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必须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因为认错一个字，可能就会全盘皆输。

　　在王启涛看来，语言文字学家的角色就像是“工兵”，从事的是攻破“城门”的基础性工作，他们对文献字斟句酌、精细辨识的过程非常枯燥，如果没有兴趣、没有毅力，根本无法坚持下来。

　　王启涛说，兴趣之外，研究语言文字还需像“金刚钻”一样钻研、专注。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有着“611”铁定的日常作息规律的王启涛，家中书房名为“清风明月斋”，取自《南史》“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他希望自己能从早到晚“钻”在书房里，“钻”进学术中。

　　王启涛直言即使“611”，自己仍觉得时间不够用。“很长时间里，国内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成果都逊于国外，我希望中国能逐渐占领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的高地，牢牢掌握这一国际显学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