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视继承发展“以诗文证史”传统的原因和主要贡献
“以诗文证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陈寅恪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该传统，深入阐述了“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之贯穿于史学研究中，成就卓著。这大大拓展了中国现代史料观和史料运用范围，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和使用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运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提供了新范式。
陈寅恪之所以重视继承和发展“以诗文证史”的传统并取得突出成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学的教育和熏陶，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在文史方面很有造诣，为深入认识传统诗词和小说的史料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陈寅恪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诗文教育。不仅如此，他从小还特别喜欢读小说，对弹词等曲艺作品有独到认识。他晚年谈到《论再生缘》创作缘由时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30](P1)这段回忆既说明了他一生对传统小说、弹词、元白诗词、桐城古文和俗讲变文等文学作品史料价值认识的深化过程，也道出了他“以诗文证史”贡献卓著的原因。文中强调“少喜读小说”和老年衰年病目后“唯听读小说消日”，更是指明了他以小说证史卓有成就的根源所在。其次，推崇宋代史学是陈寅恪能继承和发展该传统的直接原因。他极为推崇宋代史学，称“宋贤史学，古今罕匹”[31](P48)，故特别重视宋代史学方法的传承。王永兴说：“陈寅恪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宋代史学是陈寅恪史学的主要渊源。宋贤史学的代表为司马光和欧阳修，在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两方面，陈寅恪直接继承了这两位大师，并有较大的发展。”[32](P90-91)他最推崇司马光的史学，原因之一是其创立的“长编考异之法”。他评价现代学者的成就往往也以其对此方法的运用为标准。如1948年他称赞杨树达的治经方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33](P262)。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过程中搜集了许多小说和诗赋等，并阐述了考辨和使用这些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无疑为陈寅恪“以诗文证史”提供了直接借鉴。如他的小说作为史料有“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的思想，在王永兴看来，“通性真实乃陈寅恪求真实之史学思想之更高境界，亦为宋贤史学思想之发展与提高”[32](P100)。第三，对诗词特别是唐诗和明清诗词有精深研究是他能很好做到以诗证史释史的根本保证。陈寅恪谈到《柳如是别传》撰写的缘起时说，自己少时在外家读明末清初文坛宗主钱谦益(号牧斋)的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时客居昆明，又重读钱集，“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生平才识学问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21](P3)略去文中自谦之词，可知他自幼便喜读钱氏诗文，终生不渝，且以之“验所学之深浅”，由此可见其明清诗词造诣之深。不仅如此，陈寅恪是将钱氏视为博通文史的大家，称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之“有约略近似之处”，拙文第一部分指出钱谦益有“诗史”之论，并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撰成《杜工部诗笺注》。从中不难看出，其“以诗文证史”与钱谦益等明清学人“以诗文证史”间的传承关系十分密切。
陈寅恪治史领域和关注问题在前期和后期各有侧重，其“以诗文证史”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有学者说，陈寅恪以诗文证史，“前期之重点在唐代历史研究，主要是引诗文中材料补充、考证史实，以探求古代之名物、制度、地理、风俗等……方法上以考据为主。后期对明末社会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为借诗文中之材料对士大夫的现实与精神生活进行探索，并通过对诗文中古典的今典的分析阐释，以一种‘了解之同情’，深入于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世界，遂将研究之领域，扩展到人类心灵这一最为隐密的角落；方法上则从本事的考据和词句的解释，进一步发展到通解性的诠释”，这样，“就使得他的‘文史互证’方法在境界上远远超越以往的考据史学，而具有一种深厚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34](P169-170)。此言确为深刻。不过，说其前期以诗文证史主要是补充和考证史实则不尽然，如陈寅恪对元稹诗的研究便有深意。其考证元稹写“艳诗”和“悼亡诗”旨在说明唐代道德风习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的变迁。他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其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由于新旧道德标准不一，新旧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26](P82)。如对此言做进一步诠释，亦可说是他欲借此抒发对晚清以来社会风气尤其是士风不古的讽谕。
重视“以诗文证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现代诸多史家的共识，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们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新文史观和史料观对诗歌和小说的史料价值做了深入阐述，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成因、正确看待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历史研究中运用文学作品的原则与方法等。不仅如此，一些史家还大量引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成就斐然。相较而言，陈寅恪在“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贡献。他对“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均作了深入的理论阐发，并在史学研究上大力践行，写出两部“以诗文证史”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无人能企及。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史料范围，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正确使用方法，为中国现当代史学运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树立了新范式。其他现代史家多是在“以诗文证史”的某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践运用，而且缺乏用这种理论方法撰写的学术专著。陈寅恪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颇具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在“以诗文证史”方面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就。两相比较，翦伯赞的突出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学观为指导，从三方面系统阐述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史料价值，即回答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史料价值及其理论根源，认为文学作品是不同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直接反映时代的社会现实，要正确看待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文学作品间接反映社会现实及其主观性对其史料价值的影响。他所论述的范围则广泛涉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陈寅恪主要是论及了唐诗和小说、明清诗词的史料价值，虽不及翦伯赞全面，但是要深入；提出了系统的以诗文证史和释史的方法论，并以之为指导撰写出两部史学经典之作。在“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上，翦伯赞主要是撰写了叙事类特别是通史类的史著《中国史纲》和历史散文等，陈寅恪则是撰写了考证类的史著，并留下大量有史意的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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