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类型学和跨语言研究视角出发，在构式化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语条件句的构式化和构式演变过程进行详尽考察，提出汉语条件句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整体呈现“并列构式＞次级并列构式＞主从构式”的演变模式。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这种演变模式形成的动因：一方面在于人们逻辑关系意识的调整和变化，另一方面体现了类型学中小句融合紧密度规律的作用。同时，本文还探讨了汉语条件句产生和发展的四种机制：语境吸收、构式压制、转喻及高频机制等。本文研究发现，汉语条件句的演变模式既反映了跨语言的演变共性，又体现了汉语的个性特征。
关 键 词：条件句；历时演变；构式化；动因；机制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6YBB14；并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5YJ050013。
作者简介：徐式婧，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语言学及汉语语法研究。
条件句（Conditional Complex Sentences）或者条件状语从句（Adverbial Clause of Condition）的概念来自西方语言学，也是类型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国内的研究传统中，一般将状语从句（主从句）作为偏正复句进行研究，将条件句中的不同子类分别称作假设复句和条件复句①。由于对基本概念内涵和外延认识的不同，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与国际学界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关注点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内研究成果与国际语言研究接轨。国内学者从类型学视角针对汉语条件句的研究以王春辉（2009、2010a、2010b）为代表，他主要针对现代汉语的条件句进行共时研究。他提出，国际学界所谓的条件句，其典型形式就是指由“如果”类连词引导的假想条件句。除此之外，国际学界还有让步条件句（concessive conditionals）的说法，基本上就对应于汉语学界所谓的“无论、不管”类连词引导的句子。对于“只要”和“只有”两类连词引导的充分条件句和必要条件句，国际学界则很少涉及或基本不涉及，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其他语言中极少有甚至没有类似汉语“只要、只有”一类的语法化程度高的连词或其他形态手段。相比之下，国内学界从历时视角针对“条件状语从句”的研究则比较少见。但在大多数汉语史的通论著作或者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中，有很多针对“假设复句（或条件复句）”的考察，成果主要集中在：针对某个断代历史时期或者某本专书史籍中假设复句和复句连词的描写，或者针对某些假设连词的演变或语法化和词汇化等个案研究之中。整体来看，前人的研究缺乏针对假设复句历时演变的整体性考察以及内部句法和语义的规律性探索和动因研究，这导致历时研究的系统性不强。
本文从类型学和跨语言研究视角出发，在构式化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语条件句的整体演变模式进行系统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其演变的动因及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本文从类型学视角对这种演变模式的共性和个性特征进行探讨。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国内假设复句研究方面的不足，并为国际学界关于状语从句的类型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的界定
条件状语从句（Adverbial Clause of Condition）和主句构成一个复杂句（Complex Sentence）。在这个复杂句中，一个小句所表达的命题是另一个小句所表达命题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其中，前一小句称为“条件小句”（protasis），后一小句称为“结果小句”（apodosis）（王春辉2009）。一般认为，条件状语从句可以分为三个子类：假想条件状语从句、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和特定条件状语从句。其中，假想条件状语从句是类型学研究中最典型的条件句，也是汉语条件状语从句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子类；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可以看作是介于典型的条件状语从句和典型的让步状语从句之间的一种形式，兼具条件句和让步句的语义特征，不过从小句之间语义关系来看，让步条件状语从句更接近于让步句（王春辉2011）。从使用频率来看，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和特定条件状语从句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假想条件状语从句。举例如下：
假想条件状语从句：
（1）公叔病有
（2）
让步条件状语从句：
（3）今
（4）
特定条件状语从句：
（5）名士不必须奇才，
（6）
本文将在构式化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针对类型学中最典型、汉语条件句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假想条件状语从句的构式化过程和历时演变规律进行系统的考察，若无特殊说明，下文的条件状语从句均指假想条件状语从句。
目前学界对构式（Construction）的定义，比较经典的是Goldberg（1995/2006）的界定：构式是语义或者话语功能的“形式语义对”，包括：语素、词语、习语、短语等等。当一个结构的形式或者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内部组成部分或者其他构式中预测出来时，就将其看作构式。但是，当一个结构的使用频率足够大的时候，即使可以完全预测其语义或者功能，仍可以看作一个构式。构式语法强调，形式和意义是相互依存的配对体。Traugott & Trousdale（2013）将构式语法的基本概念引入历时语言演变的研究中，提出“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理论。他们认为，语言演变可以包含两种类型：其一为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Cxzn），指形式和意义的共同演变，即产生一个新的“形式语义对”或者新的构式；其二为构式演变（Constructional Changes，CCs），指构式内部一个维度的变化，即“形式”或者“语义”某一个方面特征的变化，而非“形式”和“语义”的共同变化。根据构式化理论，我们对“条件状语从句”作如下界定：语义上，“条件状语从句”作为第一小句表示假设或者条件，第二小句作为主句表示以上条件实现后所产生的结果；句法上，条件状语从句常使用“若”“如”“苟”“倘若”“如果”“要是”等语法标记，主句结果句的语法标记可有可无。当主句标记出现时，最为常见的是“则”“就”等顺承标记。条件状语从句构式可以描写为如下的“形式语义对”，条件状语从句的构式化过程即这个“形式语义对”的产生和发展成熟的过程：
形式 语义
[[若/如/如果VP]s，[（则/就）VP]s]
（7）
（8）王
（9）
二、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的四大图式
2.1 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的四大相关图式
构式化理论认为，构式是分层级的系统，构式可以包含不同的子图式，子图式又包含着许多微构式（micro-construction）。与条件状语从句构式化过程密切相关有四大图式，四大图式的差异在于条件标记与顺承标记的使用情况不同，这四大图式可能出现在条件状语从句构式产生之前，也可能出现在条件状语从句构式产生之后。四大图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频率的差异不仅反映了汉语条件句的历时演变过程，也反映了汉语中“条件—结果”逻辑关系表达方式的发展变化过程。具体如下：
图式1（简称“全无标”）：两个小句均无标记（……，……。）
上古早期，“条件—结果”关系的表达主要采用图式1。句法上，图式1的两个小句没有任何显性的语法标记，句子完全靠“意合”，句子所表达的“条件—结果”关系需要从上下文语境中推断出来。这时，两个小句无法区分孰“主”孰“从”，小句间关系十分松散。语义上，这一图式具有多义性（Polysemy），除了表达“条件—结果”关系，还可以表达诸如“让步—转折”关系、因果关系、并列关系、顺承关系、递进关系等多种逻辑关系。例如：
（10）条件结果关系：仪不及物，惟曰不享。（《尚书·洛诰》）
（11）因果关系：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尚书·多士》）
（12）让步转折关系：罚惩非死，人极于病。（《尚书·吕刑》）
（13）顺承关系：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尚书·多方》）
西周时期，汉语中主要采用图式1表达“条件—结果”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图式1仍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但中古以后，图式1的使用频率就大大降低了。本文对西周时期的（《尚书》）③、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和《孟子》）、两汉时期的（《史记》）、中古魏晋的（《世说新语》）以及近代初期（《敦煌变文》）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六部文献进行语料统计，图式1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所示（表中第一行数据为万字用例数，即一万字的语篇中使用该图式的数量；第二行数据为该图式在四大图式的使用中所占的百分比。下同）：
图式2（简称“句间标”）：两个小句间使用顺承标记（……，顺承标记……。）
春秋战国以后，“条件—结果”关系的表达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图式2，即：两个小句之间这一重要的句法位置上出现了顺承标记，这一标记的使用将散落在语篇中的两个小句用显性标记连接起来，与图式1的意合方式相比，小句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过，由于顺承标记（如“则”等）并没有特定的语义内涵，因此图式2可以表达的语义也不止一种，比如可以表达顺承关系、“条件—结果”关系等等，这种情况下，句子所表达的逻辑关系仍需上下文语境的辅助才能得以推断。例如：
（14）条件结果关系：河内凶，
（15）顺承关系：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
“条件—结果”关系的第二小句使用的语法标记一般为顺承标记，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普通的顺承标记，如“则”“乃”“即”“辙”“便”“亦”“就”等，其中以“则”“乃”使用最为频繁；另一类是语气较强的顺承标记，如“必”，使用频率非常高。“必”表达对事物趋势的推断，是一个语气较为强烈的副词。由于“必”字小句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并呈现出系统的使用规律，因此本文将其看作第二小句的逻辑关系标记。例如：
（16）多闻阙疑，慎言其馀，
（17）四维不张，国
（18）圣人复起，
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汉语中采用图式2表达“条件—结果”关系的频率逐渐上升；不过中古以后，图式2的使用频率又大大降低了。本文对上古至近代初期的六部文献中图式2的语料统计情况如下：
图式3（简称“从句标”）：第一小句使用条件标记（条件标记……，……。）
随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条件—结果”关系的表达需要一种更为明确的表达方式，这就促使了能够独立标示句子“条件—结果”关系的条件标记的出现，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由此产生。根据主句是否使用语法标记，条件状语从句构式可以包含两个不同的图式：图式3为只有条件状语从句使用语法标记，图式4为条件状语从句和主句同时使用语法标记。由于图式3和图式4能够明确表达句子的“条件—结果”关系，因此与图式2相比，小句之间的紧密程度更高。
上古时期，条件标记的种类较少，最常见的条件标记是“如”“若”，这两个语法标记自出现以来一直在汉语中稳定使用，甚至沿用到现代汉语。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常见的还有“苟”“诚”“使”“果”等，基本都是单音节词语，到了两汉时期，出现了双音节的“假令”“向令”等等。中古至唐宋时期，条件标记的种类日益丰富，特别是双音节语法标记大量出现，这些语法标记既可以用于图式3，也可以用于图式4。常见的有“如”“若”“令”“使”“设”“傥”“若使”“若令”“若也”“倘若”“倘如”“向使”“傥若”“设令”“假令”“设使”“假使”“倘令”“若是”等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语法标记，在图式3或者图式4中大量使用，但这些标记的后代延续性不强。例如，魏晋时期的“X复”（“若复”“假复”“脱复”）、“X其”（“若其”“如其”“苟其”“假其”“傥其”）、“脱X”（“脱”“脱若”“脱其”“如脱”“若脱”）。唐五代的“忽X”（“忽然”“忽雨”“忽而”“忽是”“忽若”“忽期”）、“必X”（“必若”“必若”“必其”“畢期”）④等等。随着语言的发展，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条件标记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后世不再使用了。相反，上古就已产生的一些语法标记却一直沿用下来，甚至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相关举例如下⑤：
（19）
（20）
（21）
（22）
（23）
（24）
图式3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使用频率较低，到了中古和近代初期，使用频率有很大的提升。六部文献中图式3的语料统计情况如下：
图式4（简称“主从标”）：两个小句均使用语法标记（条件标记……，顺承标记……。）
图式4的条件小句和结果小句使用配套的语法标记，第一小句使用能够独立表达“条件—结果”关系的条件标记，第二小句使用顺承标记。图式4在句法上两个小句之间相互牵制，小句之间的融合程度更加紧密。与前三个图式相比，图式4是“条件—结果”逻辑关系表达中语义最为明确、小句间紧密度最高的图式，这一图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最为突出。
图式4条件标记的使用情况与图式3中的标记类似，此处不再赘述。图式4中结果小句使用的顺承标记比图式2更为丰富，主要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普通的顺承标记，如“则”“乃”“即”“辄”“便”“就”“亦”“也”“皆”“咸”“都”等，其中以“则”“乃”的使用最为频繁；另一类是语气较强的顺承标记，如“必”“当”“定”“自当”等，使用频率以“必”为最高。相关举例如下⑥：
（25）王
（26）
（27）
（28）教育
图式4在上古、中古时期至近代初期，其使用频率处在一个不稳定状态。但在中古至近代初期，图式4与同作为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的图式3的总使用频率超过了50%，在竞争中逐渐战胜了图式1和图式2，取得绝对优势，这使得状语从句构式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导图式。六部文献中图式4的语料统计情况如下页表4：
整体看四大图式，它们体现了小句融合的不同方式。Hopper & Traugott（2003）在讨论跨从句的语法化时，曾提出小句融合（Clause Combining）的三种方式：“并列（Parataxis）”、“主从（Hypotaxis）”和“嵌套（Subordination）”。本文参考这一观点，同时结合汉语状语从句的自身特点，提出：
图式1（全无标）：没有任何语法标记，基本可以表达任何语义关系。这一图式可以称为“并列构式（Parataxis）”，它是条件状语从句构式产生之前汉语中表达“条件—结果”逻辑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图式2（句间标）：小句之间使用顺承标记，句子所表达的语义受限。这一图式，本文将其界定为“次级并列构式（Sub-Parataxis）”，它也是条件状语从句构式产生之前汉语中表达“条件—结果”逻辑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虽然这一图式在Hopper & Traugott（2003）的研究中并未提及，但它却是汉语条件状语从句构式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中间阶段，它对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的历时演变意义重大。
图式3（从句标）和图式4（主从标）：拥有了独立的、能够清楚标明“条件—结果”逻辑关系的条件标记，句子所表达的语义非常明确，属于“状语从句构式”，也可以称为“主从构式（Hypotaxis）”。图式3中条件标记的出现，表明汉语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构式——“条件状语从句构式”。图式4则是在条件状语从句构式产生以后，在某些特定的文化、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一种构式演变（PostCxzn Constructional changes），这种演变导致了一个更新的、更为成熟的条件状语从句构式的形成。
2.2 四大图式的历时演变规律
四大图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频率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汉语条件句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反映了“条件—结果”逻辑关系表达方式在历时发展时间轴上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使用频率超过50%的图式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图式，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主导图式的考察，可以观察到汉语条件句的历时演变过程。从上古、中古至近代初期，四大图式使用频率的百分比折线图如下所示（图中数据为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图式使用的百分比）：
上图可以看出，从西周至唐五代时期，图式1（并列构式）的使用频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图式2（次级并列构式）的使用频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图式3（主从构式）的使用频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图式4的使用情况不稳定。整体来看，上古西周时期，并列构式（图式1）的使用占主导；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次级并列构式（图式2）与并列构式展开竞争，随着并列构式的减少，次级并列构式作为“条件—结果”关系表达的补充方式，使用频率大增；到了魏晋唐五代时期，主从构式（图式3&4）开始占主导地位，与次级并列构式（图式2）展开了竞争，这使得次级并列构式的使用频率开始下降，因此次级并列构式的使用频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条件—结果”关系的表达在历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演变：其一为：从“并列构式”向“次级并列构式”的演变，演变过程发生在西周至两汉时期；其二为：从“次级并列构式”向“主从构式”的演变，演变过程发生在两汉至魏晋唐五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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