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增强：前景、挑战与抉择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通过教育、体育锻炼、饮食选择等各种方式“改进”自身,直到近几十年来,生物医学、神经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改变自身的方式处于革命的边缘:人类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操控我们的生物体、感知能力、思想和情绪等,进而有望从根本上提高人类能力,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人类增强。

　　从历史视角看人类增强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自我改进的方式,例如:体育锻炼可以保持健康、增加机体效能;教育不仅可以让大脑存储更多的信息,而且可以增加其记忆能力和分析能力,进而能够从容应对复杂情况;合理的饮食结构不仅可以促进身体和心智的健康发展,也可以减少疾病的侵害;自我反思以及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负面情绪从而更理智地行动。事实上,正如特纳(Ronald Cole·Turner)所说,“对我们来说,生活就是自我改进的一个长期计划”。长期以来,这些“传统的”自我改进的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原因大概是它们没有引起一些本质性的变化。正如瑟武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等人所说,纵然人类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但在现代剧变中,诸如人类有死的必然命运、共同的情感和情绪类型、一系列基本的感知能力和智力能力等人类本质(nature)仍然是恒常的,是相对固定的参考点,可以弥合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然而,随着生物医学、神经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物体,伦理学家将这种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而有目的地增强人类能力的干预称为“人类增强”。

　　关于人类增强,特纳认为,人类增强只不过是人类自我改进的新手段;央斯特(Eric T. Juengst)和佩莱格里诺(Edmund D. Pellegrino)认为,人类增强是超越医学上恢复或维持健康之所需的干预;博斯(Christopher Boorse)和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认为,人类增强的标志是增加物种特有正常功能超过一些统计学定义的水平;福利主义认为,“如果对人的生物或心理状态的改变增加了其在相关环境中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那么这个改变就是人类增强”。鉴于此,沃佩(Paul R. Wolpe)和坎顿(James Canton)认为,不存在人类增强稳定且明确的定义。虽然人类增强的定义并不明确,但人类增强的整体思路已经足够清晰:人们希望通过生物工程、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彻底的自我提升。

　　科技发展为人类增强带来更多可能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人类增强可能会有现实的需求。正如瑟武列斯库等人所说,“我们的生物体缓慢地发展了数千年甚至数万年。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的社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生们很想告诉我们,我们的生物体不适合我们目前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生物体和心理机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步”。进而,我们现有的能力很难适应人类历史眨眼间发生的大规模技术和社会变革,因此,人们试图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从认知、机体(Physical)、情绪、寿命和道德方面进行自我增强。

　　目前而言,医学的发展使得药物、膳食补充剂和激素可能会被用于认知增强、机体增强和延年益寿;得益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发展,脑机接口可能被用于认知增强;经颅磁刺激既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也可用于增强记忆;随着人类基因组解码,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互动发展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治疗甚至预防某些疾病,而且也能够从基因上增强机体效能和认知能力;得益于纳米技术的发展,假肢可能会接近甚至超越生物肢体,“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无腿人”奥斯卡(Oscar Pistorius)是假肢潜力的最好体现;外科手术不仅用于治疗,也可能被用于机体增强,高尔夫球手伍兹(Eldrick Tiger Woods)接受激光眼科手术后拥有更好的视力是外科手术用于增强的一个典型例子。

　　应对人类增强困难与风险

　　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增强的美好愿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和风险同在。就目前而言,有些美好愿望在技术上仍然难以实现。例如,尽管“衰老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aging)为阻止衰老提供了依据,但限制热量摄入和操控生长激素等干预也只是延缓衰老,而非彻底阻止衰老。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上的困难可能会逐渐解决,然而科学技术在增强人类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其中一些风险是容易发现的:例如,经颅磁刺激可以改善认知和情绪,但是存在引发癫痫的风险;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提高耐力,但是当血液增稠到可以形成凝块的程度时可能会增加患心脏病、中风、脑栓塞和肺栓塞的风险;生长激素可用于机体增强和延缓衰老,但它增加了患肿瘤的风险。还有一些风险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例如,基因干预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在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人身上才显现出来,甚至接受基因干预的人可能通过细胞或排泄物“污染”环境和他人。事实上,人类增强可能涉及平衡的问题,“人类的身体和心灵的高度复杂和精致之间的平衡是逐渐地和严格地进化的结果,很可能会遭受任何考虑不周的‘改进’ 尝试的风险”。因此,可能有些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人类增强能够应对技术上的困难和风险,但仍面临来自社会的挑战。首先,人类增强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上,体育界反对兴奋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所带来的不公平: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相对于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占据了优势。同样,基于高新科技等人类增强也会导致不平等,“这一特征在近代技术革命之后变得日益明显,因为高新技术已经不可能像传统的锄头、镰刀那样为所有人所占有,掌握高新技术的人在总人口中必然寥寥无几,他们才是高新技术的真正受益人”。其次,人类增强可能会给政治和法律法规带来新的挑战。例如,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老年人”需要重新定义,进而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比如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会对政治产生影响——老年人投票参与率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引入新的选举规则。再如,当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被用于认知增强时,可能会给法律带来新的挑战——人类大脑的活动与人工智能体连接后,人工智能体之行为的法律主体是谁?

　　事实上,人类增强的发展前景最终面临的是人们的价值抉择。正如帕伦斯(Erik Parens)所说,对于人类增强人们持有“感恩”和“创造” 两种态度:“一方强调我们有义务记住生命是一种礼物,我们需要学会让事情如其所是,另一方强调我们有义务改变礼物并展现我们的创造力。”显然,持感恩态度的是人类增强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自然的”是神圣的,哈贝马斯等人正是基于自然的神圣性来反对人类增强,而卢风则认为人类增强背后的现代性就是一种神话和迷信,“不驱除这种迷信,人类就会在种种‘自作孽’式的科技创新中走向毁灭”。持创造态度的是人类增强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自然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例如疾病是自然的,但没有人会反对治疗疾病,而且人们对“自然状态”的评估也会发生变化,即以前被认为是自然的但现在可能并不被认为是自然的。事实上,“感恩”和“创造”的背后,是不同价值观的抉择。

　　简言之,人类增强在未来是否会作为一种自我改进措施而被广泛接受,就像接受教育一样,首先取决于技术自身是否成熟以及社会制度方面是否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最终是取决于人们的价值抉择。正如里尼尔森(Lisbeth Witth?椎fft Nielsen)所说,“无论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医学目的还是增强目的,这都迫使我们考虑,我们希望在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在作为人类并且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希望保护并且追求哪些相关的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可能与必然的概念史研究”(19YJC720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