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钱中文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在中国当代的外国文学批评界，钱中文也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钱中文所涉猎的外国文学批评领域很广，从俄苏文学到文论，从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探讨到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研究，从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到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进入了他的理论思考和批评视野。
钱中文在下面三个领域中有着独特的成就和贡献：其一，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同时从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及时吸纳西方和俄苏的先进成果，对文学本体作了独立思考，并对文学的性质作了实事 求是的界定；其二，作为一位直面当下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不盲目地跟随时尚，而是从当代实践出发，以一种冷静的理性态度对人文精神失落和文学坠入低谷及时做出回应；其三，作为一位在巴赫金研究领域内发出中国学者独特声音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的巴赫金研究得到了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承认。本文主要将钱中文当作一位外国文学批评家来讨论，主要涉及他的上述贡献的前两个方面。
一、巴赫金在中国的重要推手和首席批评家
毫无疑问，巴赫金作为俄罗斯—苏联的一位最有影响的文化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考和著述中，为20世纪人类的精神思想宝库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结构主义者托多洛夫和克里斯蒂娃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将巴赫金的著述介绍到法语世界，随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麦克尔 · 霍奎斯特等人将其译介到英语世界。然而，巴赫金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最后却在中国的语境下达到了高潮，钱中文先后推出了六卷本和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中文版，在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和批评中，钱中文所起到的领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钱中文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涉猎巴赫金研究和批评，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高起点：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接受灵感并将巴赫金研究置于一个国际对话的场景中。他在提交给1983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的论文是《“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作为对美国学者霍奎斯特的巴赫金研究论文的回应，他认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主要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分析而形成的，“复调”小说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巴赫金的范围更广的“对话”理论。
钱中文的这篇英文论文多年后发表于国际顶级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杂志第28卷第4期 (1997)上，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研究巴赫金理论的论文，作为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更应该让国际同行听到我们的声音，以便就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展开平等的对话。在这方面，钱中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弘扬和批评性阐发无疑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钱中文开始了《巴赫金全集》的编译工作。他在序言中指出，巴赫金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发现”，每一次发现都使得他的理论被人们认识得更加全面和深刻。巴赫金虽然被冠以多种“家”的头衔，但在本质上说来，他应该是一位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和启迪的哲学家。在历时20多年的巴赫金研究中，钱中文在细读文本、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全面总结了巴赫金在整个20世纪世界人文科学领域内的贡献。
在国际巴赫金研究领域，钱中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所作的新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糅合在一起，发展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往对话式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建构。这正是他在超越了现代/后现代和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的独特声音。
二、新理性精神的理论建构和批评
钱中文在出版于80年代末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并认为，文学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这对传统意义上的反映论是一种反拨。这说明，他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具有相当的敏感性。
正如钱中文所注意到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理论和价值观蜂拥进入了中国，这对于中国人走出自我封闭的圈子了解外部世界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一部分中国文化根底浅薄且一味追逐西方新潮的中国学者的极端做法则是他无法苟同的。他再次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获得启示，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批评策略，使之直面当下的社会文化现实，提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理性精神建构，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加以阐述。
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原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一文中，他认为，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他所说的这种新理性精神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新理性精神坚信人要生存与发展，人理解自己的存在，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是为了维系其自身的生命；其次，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现象；再次，人文精神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在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共同性的基础上，又各具自己的传统的理想色彩。
在当时的那种人人侈谈 “后现代主义”的年代，钱中文依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批评的主体性，绝不人云亦云。他一方面恪守传统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从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中不断地抽取其合理部分，包括非理性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加以改造和扬弃，从而建立自己独具特色的“新理性精神”，这确实要具有一种理论探索的胆识和批评的前瞻意识。
关于新理性精神与现代性的关系、新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关系，钱中文作了详细阐发。显而易见，他建构新的理性精神，并非是要全然排除传统的东西，而是要兼收并蓄，以便推陈出新。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
巴赫金的学术和批评生涯充满了对话精神，这一点深深渗透在钱中文的批评生涯中，同时也体现在他对自己提出的新理性精神的理 论建构的不断完善中。在2001年撰写后来又修改发表于2002年的《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钱中文又进一步阐明了新理 性精神的“对话交往性”。关于新理性精神与感性、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关系，钱中文也作了辩证的分析和论证，在钱中文看来，新理性 精神并非是排他的，而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体。
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趋于终结时，钱中文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和理论家，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但是他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意义和前沿性，从文学理论建构的角度切入，指出建构一种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是可行的，将现代性紧扣当前的文学理论问题。这应该是钱中文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现状出发对全球现代性理论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一度在西方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研究长驱直入中国，并在中国酿起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钱中文虽然对文化研究“侵入”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领地持有保留意见，但他依然认 为文化研究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多样性，打破了过去那种一种理论思潮独霸天下的“独白”情势，为一种多元 “对话”的情势铺平了道路。
纵观钱中文的批评生涯，我们不难发现一条主线，即他不喜欢在一种理论思潮被人炒作得如火如荼时紧跟而上，但在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他则当仁不让地介入其中，并发出自己深思熟虑同时又不走极端的持中的看法。这应该是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的外国文学批评界，我们恰恰需要钱中文这样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不乏批评洞见的批评大家。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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