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主观化并非语义演变的机制，而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结果或类型；主观化亦非语义演变的单向性过程，最多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倾向或趋势；很多语义演变过程与主观化无涉，既非主观化亦非客观化。
关键词：语义演变；主观化；交互主观化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功能-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资助。
近些年来，主观性和主观化是认知-功能语言学界和历史语言学界备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语法化和语义演变研究中，主观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热点话题和研究课题。本文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讨论主观化与语义演变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一 什么是语义演变
什么是语义演变？简单的回答是“语言形式的意义所发生的任何演变，通常也包括语法语素的语法功能所发生的演变”（Trask 2000:303）。不过，语义演变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历时过程，学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目前主流的看法是，语义演变是指义位的增加或消失，而非某个义位本身的改变。这种看法可称为“多义模式”观。代表性观点见于Wilkins(1996:269）：“语义演变指的不是意义本身的改变，而是一个语言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其语义系统增加了新的意义或丧失了原有的意义。重要的是，言语社会中所有语义演变在其开始或最后阶段都涉及多义性。基于这种观点，一个完整的语义演变实际包含了两种语义演变：第一种是通过意义的增加而导致多义模式的产生；第二种是通过原有意义的丧失而消除上述多义模式。共时的多义模式在语义演变研究中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多义模式为两个义项在语义上互相关联以及一个义项引发另一个义项出现这样的假设提供了重要证据”。
Wilkins(1996:269）用图1来刻画语义演变的“多义模式”观：
图1 语义演变的“多义模式”观（Wilkins1996:269)
与Wilkins的主张极为相近的是Kearns(2002），后者认为语义演变本质上体现为如（1）所示的两个过程：
(1）语义演变的两个过程（Kearns 2002:1):
(a)Fa>Fa,b[具有意义a的语言形式F获得了另外的意义b]
(b)Fa,b>Fb[具有意义a和b的语言形式F丢失了意义a]
Kearns(2002:1）指出，既然过程（b）作用的是一个多义形式（Fa,b），因此，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多义形式是过程（a）的产物，那么，过程（b）的发生一定依赖于过程（a），而反之则不然。由此可见，语言成分意义获得的过程是其意义丧失的必要条件。
此外，主张语义演变“多义模式”观的，还有德国的Peter Koch(2016:24-25），他认为对语义演变比较合理的界定是，一个词的现有意义M1获得一个新的意义M2，从而使该词变成具有M1和M2两项意义的多义词，并用下图2来描述语义演变的连续性过程：
图2 语义演变中词汇多义性产生和消失的循环模式（Koch 2016:25)
综上所述，我们赞同Wilkins等学者的看法，即语义演变指的是义位的增加（添加新义）或消失（丢失旧义），而非某个义位本身的改变。
二 （交互）主观性与（交互）主观化
“主观性（subjectivity）”指的是语言的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信仰、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Lyons 1982;Finegan 1995;Traugott 1999；沈家煊2001）。如果这种主观性在语言中用明确的形式来编码，或者一个语言形式经过演变而获得主观性的表达功能，则谓之“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学者们对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有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取向，前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一个时期的说话人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或形式来表现主观性，代表性人物是Ronald W.Langacker；后者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考察一个主观性的结构或形式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代表性人物是Elizabeth Closs Traugott（沈家煊2001；吴福祥2004）。
Traugott是最早将（交互）主观化的研究纳入历史语言学框架的学者，也是从语用-语义演变及语法化角度研究（交互）主观化建树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下面我们扼要介绍Traugott有关（交互）主观性和（交互）主观化的主要观点。
Traugott对“主观性”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基于Lyons(1982:102）的定义：“‘主观性’这一术语指的是，自然语言以其结构和正常的运作方式为说话人表达自己以及自己的态度和信仰提供的一种方式。”Traugott(2003,2006,2010）认为，语言中表达这种主观性的手段主要有提升结构（raising constructions）、言语行为动词和心理动词的施为用法（illocutionary uses）以及认识情态助动词、焦点小词、话语标记等语法成分。
不仅如此，Traugott参照Lyons对主观性的定义方式，对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做出了下述定义：
(2）“‘交互主观性’这一术语，指的是自然语言以其结构和正常的运作方式为说话人表达他（或她）对听话人态度和信仰的关注（尤其对听话人‘面子’和‘自我形象’的关注）所提供的一种方式”（Traugott 2003:128,2006,2010）。据Traugott，语言中表达这种交互主观性的手段主要有委婉语（euphemisms）以及礼貌用语（politeness expressions）。
另一方面，跟Lyons(1982）和Langacker(1990:17）等不同，Traugott对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fication）的定义完全是从语用-语义演变的角度做出的，下面是Traugott有关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的几个广为引用的重要定义：
(3a）主观化是指“意义变得越来越植根于说话人对命题或所说话语的主观信念/态度”这样的一种语义-语用过程（Traugott 1995:31）。
(3b）主观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符意学（semasiological）过程：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来编码或明确表达说话人/作者的视角和态度，这些视角和态度受到言谈事件的交际世界的制约，而不受所述情状或事件的所谓“真实世界”特征的制约（Traugott 1999:1）。
(3c）主观化作为一种演变过程，它导致一种语言成分（expressions）的产生，这种语言成分用来表达说话人对所说话语的信仰和立场（Traugott 2012:9）。
(4a）交互主观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符意学（semasiological）过程：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来编码或明确表达说话人/作者在认识和社会意义上对听话人/读者“自我”的关注（Traugott 1999,2003:129-130）。
(4b）交互主观化作为一种演变过程，它导致一种语法标记（markers）的产生，这种语法标记用来编码说话人（或作者）对听话人的认知立场和社会身份的关注（Traugott 2003:124,2012:9）。
在Traugott的主观化理论中，有几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交互）主观性指的是语言成分的编码意义。一个词语的（交互）主观性意义，指的是固化于该词词义系统之中的编码意义（coded meaning），而不是这个词在特定语境中获得的语境意义；换言之，主观性或交互主观性是语言成分的一种语义意义（semantic meaning），而非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Traugott 2010;Traugott and Dasher 2002）。比如英语的must作为认识情态助动词，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信仰和态度”，这种主观性意义是认识情态助动词must的一个业已固化的编码意义，与任何语境无关。同样，汉语的人称代词“您”表达对第二人称受话人的敬称，这种交互主观性意义也是“您”独立于任何语境的编码意义。
第二，（交互）主观化是一种语义化过程。既然（交互）主观性意义是指语言成分的编码意义（语义意义），那么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过程自然都蕴含了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即特定语境中的语用意义被重新分析为某一语言成分的编码意义。换言之，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本质上是一种语义化（semanticization）而非语用化（pragmaticalization）过程，即原先与特定语境相关的语用意义发生了语义化，变成特定词语的编码意义（Traugott 2006,2010;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第三，主观性和主观化都具有连续统性质。（交互）主观性和（交互）主观化都是梯度概念。在共时层面，词语的（交互）主观性构成下面（5）所示的连续统。
(5）（交互）主观性的共时连续统（Traugott 2010:35;Traugott and Dasher 2002:225):
non-/less subjective—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
因为主观性总是由非/少主观性（non-/less subjective）演变而来，而交互主观性又是主观性的进一步发展，上述连续统可解读为下面（6）所示的历时演变链（Traugott 2010:36):
(6)non-/less subjectivized>subjectivized>intersubjectivized
据（5）和（6），交互主观化总是蕴涵主观化，不可能存在没有某种主观化程度的交互主观化，一个形式若没有某种程度的主观化就不可能有交互主观化。历时地看，交互主观化通常比主观化出现得晚并且来源于主观化（Traugott 2003:129-130,2006,2010）。
第四，（交互）主观化是语义演变的机制。Traugott在多种文献中反复强调，（交互）主观化是语义演变的机制。例如：
(7a）主观化是导致意义变得更深地聚焦于说话人的机制，交互主观化则是导致意义变得更加聚焦于受话人的机制（Traugott 1999:3,2003:129）。
(7b）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是一种元语言（meta-linguistic）机制，它们导致主观化或交互主观化这种新的编码意义的产生（Traugott 2007:300）。
(7c）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指的是这样的机制：a）意义被用来编码或调节说话人的态度和信仰（主观化）；b）一旦发生主观化，某一语言形式就可能用来编码聚焦于听话人的意义（交互主观化）（Traugott 2007:299,2010:35）。
(7d）主观化作为一种机制，它导致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来编码或明确表达说话人/作者的视角和态度，这些视角和态度受到言谈事件的交际世界的制约，而不受所述情状或事件的所谓“真实世界”特征的制约（Traugott 2003:126）。
(7e）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是主观化（包括交互主观化）（Traugott and Dasher 2002:279）。
第五，（交互）主观化是一种单向性演变过程。如前所述，Traugott主张，主观化是一种“非/少主观化（non-/less subjectivized）>主观化（subjectivized）>交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vized）”的单向性语义演变过程。不仅如此，Traugott认为，语言成分主观化的这种单向性过程与其句法和语义的单向性演变高度平行，并据此提出了一种涵盖句法、语用和语义等不同维度且互相关联的语义演变的单向性路径。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语义演变相互关联的单向性路径（Traugott and Dasher 2002:40)
图3刻画的单向性路径涉及语义、语用和句法等不同方面。语义上，真值条件意义变为非真值条件意义，内容义（content）变为内容义/程序义（content/procedural）并最终演变为程序义；句法上，以命题内成分为辖域变成以整个命题为辖域，并最终变为以话语为辖域；语用-语义上，非主观性意义变为主观性意义，并最终演变为交互主观性意义。
三 语义演变的主观化、客观化及其他
Traugott的上述观点中，有两点我们并不赞同。
首先，Traugott(Traugott 2010;Traugott and Dasher 2002）主张（交互）主观化是一种语义演变的机制，认为语义演变的机制主要有：a）类推（隐喻与之相关）；b）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c）主观化（元语篇意义的产生以及褒化、贬化与之相关），而主观化则是语义演变最基本的机制。我们认为（交互）主观化是语义演变的一种结果或类型，而不是语义演变的机制。语义演变的机制只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和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两种1。
其次，Traugott宣称（交互）主观化是单向性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这个断言过于绝对，尽管（交互）主观化确是语义演变的一种常见结果或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是单向的。实际上，近年来已有若干学者对Traugott的（交互）主观化单向性假说提出质疑或挑战（参见Adamson 1995,2000;Rhee 2005;Kranich 2010;Ghesquiere 2010;Shinzato 2007;Cornillie 2008）。
我们认为，主观化只是语义演变可能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语义演变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即导致“客观化”或“去主观化”现象的发生；还有一些语义演变的过程与主观化无涉，既非主观化，亦非客观化。下面分别讨论。
（一）语义演变的主观化
如果一个语义演变，其结果导致语言成分的意义变得用来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情感或视角，或者对听话人“自我”形象的关注，那么这样的语义演变过程就是（交互）主观化的佳例。或者用Traugott(1982,1989）早年的术语来说，如果一个语义演变导致意义由“命题（propositional）”功能变为“表情（expressive）”功能，那么这个语义演变就是典型的主观化过程。这样的例子广泛见于各种语言，主要有词汇成分主观化和语法成分主观化两种基本的类型。词汇成分的主观化，最常见的是褒化（amelioration）、贬化（pejoration）等词语内涵义（connotation）的演变，例如英语的boor“农民”>“粗野的人”；德语的billig“适当的”>“廉价的”>“肮脏的”；汉语的“爪牙”，先秦指“勇士，武士”，汉代以后贬化为“党羽，帮凶”。
语法成分的主观化，最常见的是话语标记、语用小词、情态标记以及敬称形式的演化历程。譬如当代英语的连词while，源自古英语的名词性语串þaþwileþe，意思是“在那时（at the time that）”，中古英语时期þaþwileþe变为while，意义由“在那时（at the time that）”变为“在…时候（during）”，降至现代英语，while由“在…时候（during）”变为“尽管（although）”。“在那时”描述的是真实世界中的一种情状（时间情状），意义上属于命题功能；“在…时候”不仅表达真实世界中两个事件的时间关系，而且也表明话语中两个小句在时间上的衔接关系，因此，在意义上具有语篇功能，已有一定的主观性；最后，while的“尽管”意义主要表达说话人对话语关系的态度，实现的是其表情功能，主观化程度显然高于“在……时候”（Traugott1982,1987[1990]）。
（二）语义演变的客观化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Traugott主张的主观化单向性原则提出质疑，譬如Rhee(2005）在考察韩国语动词kathta“相同”、siphta“想要”和pota“看见”的语法化过程时发现，kathta、siphta和pota在由实义动词演变为情态标记（markers of modality）的过程中，其语义的演变并不是单向的，既有“较少主观性>更多主观性”这种主观化演变，也有相反的演变，即“更多主观性>较少主观性”。Rhee(2005:241）将后一种演变称之为“客观化（objectification）”，并定义为：客观化是指语言成分的主观性意义变成客观性意义或较少主观性的意义。Rhee的研究表明，韩国语情态标记kathta、siphta和pota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主观化和客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Adamson(2000）在讨论英语形容词criminal的语义演变时，也明确提出语义演变的“去主观化（de-subjectivisation）”现象，认为这种演变对Traugott(1995）主张的主观化单向性假设构成了挑战。
事实上，在语义演变甚至语法化演变中，这种“客观化”（或叫“去主观化”）现象并非仅见。兹举几例，以见一斑。
1．强调反身代词>完全反身代词
有些语言里，强调反身代词（emphatic reflexive）和完全反身代词（full reflexive）具有相同的编码形式，譬如汉语的“自己”、英语的himself。强调反身代词具有强调和焦点表达的功能（如“老张自己炒股”），但不能做主宾语论元；完全反身代词能做主宾语论元（如“老张炒股会害了自己”），但不具有强调和焦点表达的功能。Haspelmath(2003）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语言形式具有强调反身代词和完全反身代词两种功能，那么其完全反身代词功能源自强调反身代词功能，而不可能有相反的演变。下面（8）是Haspelmath(2003:235）构拟的与反身代词功能相关的历时概念空间。
(8）带有方向性的反身和中动功能的概念空间：
因为强调反身代词体现的是主观性意义，而完全反身代词不具备这样的主观性意义，所以“强调反身代词>完全反身代词”是主观化反例，换言之，这是一个客观化演变的实例。
2．完成体标记>完整体/过去式标记
Joan Bybee(Bybee et al 1994;Bybee and Dhal 1989;Bybee 2006）发现，在人类语言里，完成体（PERFECT）标记有两种可能的演变路径，或者是“完成体标记（PERFECT）>过去式标记（PAST）”，如欧洲的绝大部分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以及非洲的某些克瓦语（Kwa languages）；或者是“完成体标记>完整体标记（PERFECTIVE）”2，如非洲的部分克鲁语（Kru languages）。下面（9）是Joan Bybee发现的与完成体标记语义演变相关的单向性路径：
(9）完整体/过去式演化路径（Perfective/Past path)(Bybee 2006:184):
完成体标记表示的是，一个动作行为发生于过去，但与当前的情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完成体标记除了表示过去的时间指称外，还表达“现时相关性（current relevance）”。另一方面，过去式标记或完整体标记只表示过去的时间指称，并不表达现时相关性（参看Comrie1976:12;Bybee et al 1994:86）。可见，“完成体标记>完整体/过去式标记”这一语义演变主要体现为“现时相关性”这一意义成分的消失，而现时相关性是说话人对话语关系的一种主观看法。由此可见，人类语言里普遍发生的“完成体标记>完整体/过去式标记”这一语义演变，显示的是与主观化相反的方向。正因如此，Kranich(2010:103）在讨论法语和德语“完成体标记>过去式/完整体标记”演变时，将这种语义演变过程称之为“客观化”，他对“客观化”的定义是“意义变得越来越少地植根于说话人对特定情状的信仰或态度，而更多地植根于特定情状的某些可客观验证的属性”。
3．汉语一身代词“奴”的语义演变
魏晋六朝时期“奴（阿奴、奴家）”是带有爱称色彩的第二人称代词（尊呼卑、长呼幼），但到了唐五代则变成没有任何语用色彩的中性第一人称代词（吕叔湘1987，吴福祥1996）。
4．北京话儿化标记的语义演变
据方梅（2007），北京话的小称形式“儿”经历了“指小>表爱>名词后缀”这样的语义演变3。指小（如“球儿”“车儿”）和表爱（如“脸儿”“嘴儿”）体现的是主观性意义，但名词后缀（如“盖儿”“乐儿”）则只有派生和屈折功能，已不再具有任何主观性意义。显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客观化实例。
（三）与主观化无涉的语义演变
除了主观化和客观化，语义演变还有一种更常见的类型：演变的结果跟主观化或客观化无涉，也就是说，演变而来的新义相较于源义，并不涉及主观性的增加或减少。这类与主观化无涉的语义演变，广泛见于词汇范畴的语义演变，但也见于功能范畴的语义演变。
1．知觉动词的语义演变
据Viberg(1984:147），知觉动词（verbs of perception）的语义演变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路径，譬如在世界语言里，“见”义视觉动词（如英语的see）往往演变为“听”义听觉动词（如英语的hear）或“摸”义触觉动词（如英语的touch），但反之不然。情形如图4所示：
图4 知觉动词语义演变的路径（Viberg 1984:147)
在图4中，表达视觉意义的动词可以通过演变而获得其他感觉情态（sense modality）的意义。譬如“视觉（sight）>听觉（hearing）>嗅觉（smell）>味觉（taste）”“视觉>触觉（touch）>味觉>嗅觉”“视觉>味觉>嗅觉”，等等。在这些演变路径中，只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演变是双向的，其他演变过程都是单向的。但是，这种知觉动词范畴内部的转喻性语义演变，无论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都不涉及主观化程度的变化，换言之，这类语义演变跟主观化没有任何关系。
2．空间语法语素的演化路径
Svorou(1986,1993）认为，人类语言中由普通名词到空间语法语素（spatial gram）的演变具有可预测的方向制约，她基于跨语系和跨地区语言的广泛观察，概括出图5所示的空间语法语素的演化路径：
图5 空间语法语素的演化路径（Svorou 1993:90)
图5显示的语义演变过程，尽管涉及虚化程度的变化，但并不关涉主观化的有无或强弱。换言之，上述空间语法语素的语义演变似乎也跟主观化无涉。
3．格标记的语义演变模式
Lehmann(1995[1982]）基于格范畴语义演变的跨语言研究，提出图6所示的格标记的语法化渠道（channels):
图6 格标记的语法化渠道（Lehmann 1995[1982]:99)
图6所列格标记的各种语义演变模式，比如“益格（benefactive）/方向（directional）>与格（dative）>宾格（accusative）”“伴随（comitative）>工具（instrumental）>作格（ergative）>主格（nominative）”“离格（ablative）>属格（genitive）>作格>主格”等，自然涉及语法化程度的差异，但并不关乎主观化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格范畴内部语义功能的演变跟主观化或客观化均不相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观化既非语义演变的普遍机制，亦非语义演变的单向过程，而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结果。语义演变的结果可以是主观化，也可以是客观化（去主观化），当然也可能与主观化/客观化无涉。
四 结语
本文讨论主观化与语义演变的关系及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
(1）语义演变指的是义位的增加（添加新义）或消失（丢失旧义），而非某个义位本身的改变。
(2）主观化并非语义演变的普遍机制，而只是语义演变可能的结果之一。主观化并非语义演变单向性过程，它最多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倾向或趋势，换言之，并非所有的语义演变都是主观化，有些语义演变很可能是客观化（或曰去主观化），还有些语义演变跟主观化或客观化无涉。
参考文献
方梅：《北京话儿化的形态句法功能》，《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2期。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7年。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
Adamson,Sylvia.1995.From empathetic deixis to empathetic narrative:Stylisation and(de)subjectivisation as processes of language change.In: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eds.),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195-22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damson,Sylvia.2000.‘A lovely little example’:Word order options and category shift in the premodifying string.In:Olga Fischer,Anette Rosenbach,and Dieter Stein(eds.),Pathways of Change:Grammaticalization in English,39-66.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Bybee,Joan.2006.Language change and universals.In:Ricardo Mairal and Juana Gil(eds.),Linguistic Universals,179-19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bee,Joan andÖsten Dahl.1989.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Studies in Language 13,1:51-103.
Bybee,Joan,Revere Perkins,and William Pagliuca.1994.The Evolution of Grammar:Tense,Aspect,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mrie,Bernard.1976.Asp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rnillie,Bert.2008.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inter)subjectivity of evidential(semi-)auxiliaries in Spanish.In:Elena Seoane and Maria Jose Lopez-Couso(ed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Grammaticalization.55-76.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Finegan,Edward.1995.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an introduction.In: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eds.),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1-1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hesquiere,Lobke.2010.On the subjectification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paths followed by the adjectives of completeness.In:Kristin Davidse,Lieven Vandelanotte,and Hubert Cuyckens(eds.),Subjectification,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277-314.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Haspelmath,Martin.2003.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In:Michael Tomasello(ed.),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Vol.2,211-243.New York:Erlbaum.
Kearns,Kate.2002.Implicature and language change.In:Jef Verschueren,Jan-OlaÖstman,Jan Blommaert and Chris Bulcaen(eds.),Handbook of Pragmatics:2000 Installment.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Koch,Peter.2016.Meaning change and semantic shifts.In:Pa_vi Juvonen and Maria Koptjevskaja-Tamm(eds.),The Lexical Typology of Semantic Shifts,21-66.Berlin/Boston:Mouton de Gruyter.
Kranich,Svenja.2010.Grammaticalization,subjectific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In:Ekaterini Stathi,Elke Gehweiler,and Ekkehard Konig(eds.),Grammaticalization:Current Views and Issues,101-12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Langacker,Ronald W.1990.Subjectification.Cognitive Linguistics 1:5-38.
Lehmann,Christian.1995[1982].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Munich:LINCOM EUROPA.
Lyons,John.1982.Deixis and subjectivity:loquor,ergo sum?In:Robert J.Jarvella and Wolfgang Klein(eds.),Speech,Place,and Action: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101-124.New York:Wiley.
Rhee,Seongha.2005.At the crossroad of objectific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a case of kathta,siphta,and pota in Korean.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5:241-258.
Shinzato,Rumiko.2007.(Inter)subjectification,Japanese syntax and syntactic scope increase.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 8,2:171-206.
Svorou,Soteria.1986.On the evolutionary paths of locative expressions.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515-527.
Svorou,Soteria.1993.The Grammar of Space.Amsterdam:Benjamins.
Trask,R.Larry.2000.Th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Edinburg: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Elizabeth Closs.1982.From propositional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some semantic-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In:Winfred P.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eds.),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245-271.Amsterdam:Benjamins.
Traugott,Elizabeth Closs.1989.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Language 65:31-55.
Traugott,Elizabeth Closs.1990[1987].From less to more situated in language:The unidirectionality of semantic change.In:Sylvia M.Adamson,Vivien Law,Nigel Vincent,and Susan M.Wright(eds.),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497-517.Amsterdam:Benjamins.
Traugott,Elizabeth Closs.1995.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In: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eds.),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31-5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Elizabeth Closs.1999.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Historical Pragmatics,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Vancouver,Canada,July 1999.
Traugott,Elizabeth Closs.2003.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In:Raymond Hickey(ed.),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124-13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Elizabeth Closs.2006.Where subjectification,intersubjectification,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et.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演讲稿，2006年8月。
Traugott,Elizabeth Closs.2007.(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unidirectionality.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 8,2:295-309.
Traugott,Elizabeth Closs.2010.(Inter)subjectivity and(inter)subjectification:a reassessment.In:Kristin Davidse,Lieven Vandelanotte and Hubert Cuyckens(eds.),Subjectification,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29-71.Berlin:De Gruyter Mouton.
Traugott,Elizabeth Closs.2012.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clause periphery.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5,1:7-28.
Traugott,Elizabeth Closs and Richard Dasher.2002.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berg,Äke.1984.The verbs of perception:a typological study.In:Brian Butterworth,Bernard Cornrie,andÖsten Dahl(eds.),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123-162.Berlin:Mouton de Gruyter.
Wilkins,David.1996.Natural tendencies in semantic change and the search for cognates.In:Mark Durie and Malcolm Ross(eds.),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Regularity and Irregularity in Language Change,264-30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1)这只是就内部演变而言的；从接触语言学角度看，语义演变的机制还应包括“复制”（replication）。
2(1)Bybee et al 1994(1994:85-86）认为汉语的完整体标记（了_1）就导源于后一种演变路径：完成体标记（了_2）>完整体标记（了_1）。
3(2)ANTERIOR概念上等于PERFECT,Joan Bybee的文献通常都用ANTERIOR来指称完成体。
4(1)方梅（2007）将“指小”和“表爱”这两种功能分别表述为“客观小量”和“主观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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