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船员在海上是怎么生活的，究竟是怎样恶劣艰苦的环境才能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激发得淋漓尽致？
由于威海的传统渔民越来越少，本地人大都不愿从事这一行业，远洋渔船的很多船员都是“慕利”而来的新人，多来自江苏、山东、四川等五六个内陆省份，一般外来劳动力要占80%至90%左右。按照一位老船员的说法“很多人都是旱鸭子，从没见过大海，也不会游泳。”对此，网上随处可见的远洋渔业公司招聘启事也显得善解人意，或者标明“全自动、工作轻松”，或者直接写道“平台作业、不下水”……
与这些故作轻松的文字相辉映，远洋船员培训的步骤常常被省略，一些公司招聘时表示免费办理相关证照，入职俨然已是“零门槛”。按照规定，远洋船员应有的《熟悉和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精通救生艇筏和救助艇培训合格证》、《高级消防培训合格证》等最基本证书，掌握海上救生、船舶消防、急救及艇筏操纵方面的相关技能都成为具文。
“鲁荣渔2682号”的情况无疑是上述所有问题的缩影，按照该船遇难船员家属的回忆：公司又招了一批人，大多是新手。这批新手在船上熟悉了不到半个月，就踏上了两年的远洋征程。[详细]
法院的判决称，2011年5、6月份，被告人刘贵夺及包德等船员，认为鱿钓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心怀不满……预谋劫持该船回国向公司讨说法。
船员在船上工作辛苦，有时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一天一夜都没法睡觉。刘贵夺在庭审时辩称，在船上每天工作18个小时还是少的，有时候还两天一宿，他打的鱼最多，但是赚的钱却很少。
按照在一位受害者生前签署的《船员聘用合同书》，每个人的保底收入是45000元/年，但附件中又注明，收入包括工资和提成，工资按照在船上的职位不同而各异，其中船员工资每月1000元。对此，船长李承权在法庭上解释说：如果钓不到鱼，公司会给保底工资；如果钓到鱼，就按照月工资加提成计算。但实际上钓的鱼并不多，算下来每月只有3000元钱，船员觉得少。
不仅如此，有被告在庭上称，船长的管理方式很粗暴，有两位船员生病工资被停发。而这也从之前船员家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出的信息相印证。据大副付义忠之妻介绍，船出事后，她曾经在船长妻子那里看到过一张纸条，是船长6月16日发来的消息，上面写着岳朋以及另一名金姓船员拒绝干活，因此停发5月份工资。
当然，这还只是一部分，据“鲁荣渔2682”号渔船一位被害船员家属介绍，一些远洋渔船每年都会扣押一部分工资，明年接着干就会把工资补发，不干的话就不给了。而高强度劳动下的人员流动本就很强，又导致了船员们对公司心存怨恨。也正因为如此，现在仍在网上进行招聘的部分远洋渔业公司有不少将“不拖欠工资”作为招聘启事的卖点，可见问题的长期和普遍。[详细]
此次远航的33名船员中，管理人员包括船长李承权、大副付义忠、二副王永波、轮机长温斗、大管王延龙等，其他为普通船员。船员来源较为纷杂，根据失踪者家属的还原及检方起诉书上的信息，可确认主要来自辽宁沈阳、朝阳、丹东、抚顺、大连，吉林长春，内蒙古，山东等地。船员们多数也是亲戚、熟人之间互相邀约，比如温斗与船员温密是叔伯兄弟，二副王永波是船员吴国志妻子的表兄。来自大连的25岁船员王鹏也是受同时学驾驶汽车的“师兄”温斗邀约。
正如上文所述，33名船员中新人居多数，按照船长李承权在庭上的说法，由于时间紧张，虽然向边检报了33名海员，但只有持有海员证的15人通过了安检，其他18人是从邻近的船上“借”的，等出海一段距离后，渔船停下，等待公司的船将没有船员证的18人送过来，替换下“借”的人，同时等待公司补办海员证。十几天的准备时间，又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分属不同的人际关系圈，又没有海员生活的共同心理素质和准备，在高强度、强压迫的环境下，“抱团”而不是服从管理成为一种必然。
反观1985年中国水产总公司派出的第一支远洋捕鱼船队，早在1982年就开始筹建，船和人员分别从浙江舟山、大连、烟台、福建等省地的下属公司中抽调。其中舟山选派4艘远洋船，80名捕捞职工，这80人更是从2000多人的舟渔公司船员中选拔，不仅要求船员已婚，而且还要有强健的身体、过硬的业务技术和政治思想，船队直接采用军事化管理。他们赴西非的2年工作期完成后，月工资仅50多元的船员们人人成为万元户，引发了挤门路去外国捕鱼的热潮。
相比之下，无论收入、管理，还是人员选拔，“鲁荣渔2682”都显得无比“山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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