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亿村官”周伟思案开庭一周有余，周伟思和2012年爆出的“沙井新义安”案中“龙哥”陈垚东的面孔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散。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深圳本地人，都是本地人眼里的能人，都在深圳乡村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垄断了当地的基层权力场。
在周伟思案中，周解释参与旧改拆迁工作时自陈，其在村民中很有威信，很容易拆下来。多位当地街道办官员也有证言，周伟思多次暗示如果不是叶平东(天基公司负责人)来做，项目将寸步难行。他们称，居委会在当地很强势，如果没有居委会支持，拆迁很难进行。政府在拆迁上十分依赖周伟思这样的能人，导致在很多问题上都得妥协，甚至被要挟。
在这一点上，陈垚东与周伟思颇相似。当地村书记说过一段话：政府解决不了的事，他(陈垚东)可以解决，所以心甘情愿地跟了他。连本地人出身的原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少雄落马后(二审被判无期徒刑)都说，沙井当地形势复杂，想顺利治理不能不给陈垚东面子。陈垚东在当地的强势可见一斑。
无论承认与否，周伟思这样的土豪村官，陈垚东这样的乡霸，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地乡村治理中的权力代言人。深圳2006年在名义上实现城市化，但原特区外这些原有乡村的权利架构、秩序与道德还在按照乡村治理的惯性前行——— 非政府的乡绅治理模式。回看中国古代，国家那么大，皇权难以企及，基层县公职人员配置也不多，必须依靠名门望族，所以历史上就一直有“皇权不下县”的惯例，基层管理实质就是乡绅治理。不过，在近代百年曲折的历史动荡中，乡村的乡绅治理文化逐渐式微。改革开放后，村民从原来的土地崇拜转向时兴的工商精神，有钱无疑增加了掌握乡村治理话语权的机会，这也是陈垚东与周伟思这种新土豪“崛起”的背景。而陈垚东这样的乡村强势人物，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逐渐由地痞升级为乡霸，进而洗白上岸后也在追求由乡霸升级为乡绅(实际上是劣绅)以掌控一方势力。
周伟思和“沙井新义安”两个案件折射出，即使在城市化进程开展如此之早的深圳，乡村强势人物垄断当地权力场的问题依然存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更新不断推进，旧时村民淹没在一座座统建搂中，他们的下一代纷纷四散时，就连这种秩序混乱的村落也将荡然无存，此类乡村强势人物再次消失也只是时间问题。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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