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馆
今年3月，国馆君有幸专访了钟叔河老先生。
在与先生交谈的几个小时里，如沐春风。先生的言谈举止、风度见识，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大概就是先生这样子的人吧。
当年，小说《围城》横空出世后，许多人慕名前来要到钱钟书先生家里拜访。
但先生本就不喜欢喧闹，更不喜被追逐捧场。
据说在他的家门口前，还有一条锁链，凡是看见搞宣传、写传记、拍电视的人过来，便坚决不开门。
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谁能想到，生性耿直的钟书先生，偶然看了一辑名为《环游地球新录》的书后，亲自对杂志社的人说：
“钟某某如到北京来，我想见一见他。”
钟书先生想见的人，就是《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者——钟叔河。
甚至平生唯一一次主动提出，要为他所写的书作序。
钟叔河这个名字，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会觉得陌生。
但若是中国出版界，缺少了他的身影，不敢想象，我们将会错失多少文学上的风景。
近些年，钟叔河先生本已很少接受外界采访，一来是，市面上出版过好几本关于先生的访谈录，如《与之言集》、《众说钟叔河》等。
钟老一生实诚、且坦荡，他说：“只要按我写的书里的说法来写，我都认的。”
二来，是时间和精力确实有限，虽已到垂暮之年，钟老依旧终日埋首书海，不改忙碌。
唯有一点，钟老总不忘关注当代的年轻人，尤其愿意给机会与年轻的一代聊天、交流。
给予青年的一群人独有的眷顾。
图 | 钟叔河先生
于是，当收到我们请求采访的来信，钟老很爽快地便答应了。
到钟叔河先生家里拜访，正值湖南长沙潮闷的三月天。
在出版社工作的蒋浩老师，带着我们一行人，来到长沙城北的某座公寓楼前。
蒋浩老师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她有在负责对接钟叔河先生编辑著作的出版和沟通事项。
而让她记挂最多的，便是钟先生的身体状况。
这段时间，老先生一直在忙碌关于《锺叔河作品集》的校对编订。
哪怕已有91岁高龄，挑灯修改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
而就在半年前，老先生意外中风，留下了极严重的后遗症，左手左脚全偏瘫，却仍坚持笔耕不辍。
公寓的二十楼，是钟叔河先生的住所。
二十也读作廿，先生巧思，将其改为同音字“念”。
一枚青绿色的竹形牌上刻着“念楼钟寓”几个字，挂在门外方便到来的人辨认。
保姆轻声给我们开门。
钟叔河先生家里，窗明几净，刚走进去时让人有瞬间错觉，仿佛这不是住所，而是一处书斋。
屋子左手边只有简单的一张饭桌，右手边那将近三十多平米的客厅，早就被改造成了特大号书房。
东西两面墙壁，对称竖立着成排的书柜，柜子里几乎都是清一色成套的“大部头”，还有先生自己编著的好几套丛书，也能在这里找到。
架子的上方，叠放着好些个木制工艺品，后来才了解到，早年落难时，钟老曾凭借着一手纯熟的木工活支撑起生计，摆放着的茶叶罐、木铇子都是他的得意作品。
特别的是，在书厅的正中央，竟放着一张台球桌，盖着深绿色的桌布。
自钟老先生大病一场后，他已不方便到书厅待客。
而是改到最里面的房间见面。
我们进去的时候，钟叔河先生原就坐在一张灰黑色的单人沙发上。
蒋浩老师熟稔地与他打招呼，一通介绍后，钟老见我们挂心他的健康，便主动提到：
“我恢复得还算不错，现在每天都有两位医生，轮流上门帮我做康复训练两个小时，他们十分负责。”
停顿了一下后，他接着说：
“但还是叮嘱我，体重要往下再减一点会更好。”
蒋浩老师在一旁接上，“您这次看起来气色好了许多。”
钟老笑了笑，回答道：“每个来探访我的人都喜欢这么说，我也都喜欢这样听。”
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轻松起来。
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要比想象中的开朗、健谈，以及自谦。他转过身，诚恳地对着我们初次见面的年轻晚辈说：
“我是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哪怕不是病人，也是个91岁的老人，早就没有什么报道价值啰。”
但对于很多熟知钟叔河先生的人来说，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先行者。
他花上大半辈子的时间，用文字记录时代，印证历史，反哺一代又一代人。
为此，他赢得过赞誉，也曾备受争议。
吃过亏、摔了跟头，可到最后他依旧站起来，弹弹身上掉落的尘埃、选择继续前行。
不争实现什么宏愿，钟叔河先生由始至终的想法都很简单：
自己愿意做的、觉得需要做的事情，就尽全力地把它完成，如此足矣。
估摸任谁也猜不到，如今看起来温文儒雅、谈吐成章的钟叔河先生。
小的时候，却是个十足反叛又热血的少年。
1931年，钟叔河出生在湖南平江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也是最早进入梁启超办的“时务学堂”的新式学生。
可在他的印象中，父亲习惯不问窗外事，与自己也有点代沟。
只因他出生那年，父亲已经58岁了。
老来得子，自然也避免不了对小儿子的偏袒宠爱。
父亲护着，上面又有哥哥姐姐惯着，钟叔河打小便养成爱调皮捣蛋的性子。
图 | 钟叔河一家
上幼稚园，老师让他排队站好，他就偏往队伍外头走。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听话’这两个字。”他说。
但好在家里还有一位严母。
每次钟叔河闯祸，惹得人告状上门，母亲总会抓住他训上半天。
身为一位旧社会的传统妇女，母亲虽然字都认不全，却对子女读书识字要求严格。
经常为了躲避母亲的责骂，年幼的钟叔河索性一头躲进父亲的书房。
从有图画的小人书、志怪小说开始，到新鲜的白话散文，钟叔河逐渐被文字的世界所俘获，渐渐成了书痴。
“初中时，我就读完了市面能找到的几乎所有中国旧体小说，高中时，又读完几乎所有当时已经译印的西洋小说。”
此时的钟叔河还不会知道：
一副“不听话”的脾性，以及对文学的热衷，犹如草蛇灰线般在他的人生埋下注脚。
念楼的下午，阳光微澜。
钟老一边跟我们讲诉起过往，一边让人拿来了一本照片书。
扉页的第一张照片，便是17岁的他头上缠满绷带，躺在病床上。
当年抗战好不容易宣告胜利，可国内的形势仍是一片水深火热。
正在长沙读高二的钟叔河，接受了新思潮的感染，积极参与地下党的护校工作。
城里城外，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而在某次游行中，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钟叔河被正面击中右眉棱骨，顿时血流不止被紧急抬往医院。
父亲得知后连忙赶来看他，坐在病床边，只用长沙话讲了一句：“打成噶样子了？”
就没再忍住哭出了声。
那是这么久以来，在钟叔河记忆中，见到父亲唯一的一次流泪。
在念楼的小房间里，钟老抬起手，抚着至今仍清晰凸显的伤疤，跟我们说：
“很险，但也是幸运，往上打一点我就死了，往下打一点我就瞎了，你们说是不是？”
这般风趣坦然，仿佛再有生死危难，也不会妨碍他坚持心中的理想。
父母总希望他能专心地读书，不要“惹事”，可对于钟叔河来说，读的书越多，越为书中的世界着迷；
他的心便越“野”，想“惹”的事也就越多。
除了熟读中西方的文学著作，钟叔河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他的理想是：高中毕业后要考去北大学历史考古，将来当一名考古学家或是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古代人的衣食住行、地域风情。
“研究这些，才知道我们是如何生活过来的，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而这又决定我们要走向哪里去。”
年纪虽轻，钟叔河爱钻研、爱认真琢磨的执着，远超旁人。
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以文字为业。
图 | 钟叔河年青时
命运也习惯不按常理出牌。
1949年夏天，不满18岁的钟叔河，跟着朋友去报考新华社和报社开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出色的写作能力让他引起了考官的注意，立即被通知到《新湖南报》报社上班工作。
当时，被选中安排了工作，就等于参加了革命，不允许拒绝。
于是，“高中肄业”成了钟叔河的最高学历，进入到报社当记者，更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拐点。
梦想遭拦腰截断，刚到报社的钟叔河，心久久无法安定下来，时刻想着离开。
直至，他遇见了两个人。
一位是报社的李社长。有一回钟叔河与老同志下乡去采访，采访结束后，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钟叔河看完觉着不好，于是他重写了一篇，贴上邮票丢到邮筒寄回报社。
审阅稿件时，李社长果断采用了钟叔河写的稿子，还交代说：
“以后选稿子要看文章而不是看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
这番肯定，无疑给了初出茅庐的钟叔河，极大的鼓励与信心，让他安下心来留在了报社。
而另一位则是同在报社工作，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朱纯。
图 | 朱纯年青时
俩人志同道合、无话不谈，闲时去旧书店淘书、忙时到各地采访，度过了一段极愉快的时光。
只是不曾想过，变故会来得如此突然。
动荡年代，睚眦必究。作为一名新闻人，因不愿意沉默支持了多途径办报的言论，钟叔河迅速被划分为“右派分子”。
一句“你错就错在有思想。”，敲定了罪名。
钟叔河夫妻俩被双双开除职务，为维持生计，他只得拉板车，妻子只得糊纸盒，几个年幼的孩子们，也只能交给亲戚家暂时帮忙看顾。
甚至为了不让最小的女儿跟着挨饿吃苦，钟叔河和朱纯，忍痛地将她远远送去内蒙的孤儿院，却万万没有料到，等到再次相聚，已是一九七九年。
妻子朱纯在日记中写着，送走小女儿的那天，叔河跟在人力车后跑了很久很久，满脸都是泪。
往日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被迫离散，万般苦楚哽在心头。
多年后，有人问起钟叔河先生，是否觉得自己“错了”？
他很肯定地回答，讲民主自由，这样讲有什么错？但在五十年前讲这些话，不是右派又是什么？
“所以我并没有被冤枉的感觉，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
一九七零年，哪怕已是风暴的最后，一封告密信又将他送进了监狱。
1970年，钟叔河在车间里做工时突然被带走，判刑十年，发配到茶陵洣江农场劳动改造。
然而，被困在咫尺之地的几年，恰恰是他读书最多的时候，《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有一些同情他的年轻干部和工人，经常带一些内部发行的译书给他，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新阶级》……
浩瀚的书海里，他汲取着绝处逢生的力量，并且与妻子、以及好友朱正相互鼓励扶持，熬过人生中至暗的一段日子。
九年后，钟叔河被提前释放，那一年，他48岁了。
在朱正的引荐下，他来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当一名出版编辑。
图 | 1979年（改正后），从左至右——钟叔河，朱正，张志浩
而他立马着手编著的第一套书，便是《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认为，中国近现代的问题，是如何从封闭走向世界的问题，这个过程，至今还远未完结。
“学识和思想被压抑了太久，需要一个爆发。”曾经读过的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给了他启发。
钟叔河觉得，要是能出一套早期的“中国人看西方”丛书，或许可以引起现代有心人的思考。
但这自然遭受了不少的质疑。
有人认为，重印这些不知名的旧书，意义不大，实在想要出版，也没必要一下子印那么多，可以先出个两三册试试看反应。
钟叔河据理力争：
“这些书拆开来一本一本地看，有些并不怎么出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出国笔记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当中，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
经过一番曲折，钟叔河终于将先后浏览过三百多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记述，挑选了其中的一百种出版，为了方便后来的读者理解，他还特地根据不同作者不同的书，介绍其身份和背景，写了几十万字的叙论即导读，并将其编为《从东方走向西方》和《走向世界》二书。
钱钟书先生得知后，还欣然为其作序：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
果然，《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在文化界、出版界引起轰动，成为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书。
钟叔河因此被作家萧乾戏称为“出版湘军”的“长沙四骑士之首”。
当然，“骑士”定不会停下他的步伐，反而愈加“大胆”。
丛书告一段落后，钟叔河又蓄力计划出版曾国藩、以及周作人的文集。
这次，他遭到的不是质疑，而是直接挨批了。
因曾国藩、周作人都是“敏感人物”，挑他们的书出版，钟叔河被攻击说“不务正业”、“出汉奸的书”。
但他没有就此退却，而是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不能对任何人作出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而对于周作人的作品，钟叔河更不避讳坦言自己的喜爱。
他说，自己从不到十岁起就看周作人的文章了，是从哥哥的国文读本中看到的。
周作人写的东西，“不造作，看得懂，话是平淡的，但有更深的意思，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就给了好奇心重的少年一个空间”。
让钟叔河印象深刻的，有一篇题为《一幅画》的文章，原是《鲁迅的故家》中的一节，署名是周遐寿（周作人的笔名）。
里面讲述道，他有一个小弟弟三岁时死了，母亲叫他找人画一幅像，但又没有照片，不知道什么样子，画师全凭想象画的。
这幅画在母亲的房间里挂了“前后足足有四五十年”，直到母亲八十七岁去世后，周作人如此写道：
“这幅画是我经手去托画裱好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文字平实感情却至真，紧扣人的心弦。
钟叔河一直认为，周作人文章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反映出来的态度，从来只有“诚实”二字。
他坚持，“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如何评价是另一问题，其著作的文章却是“五四”新文学思潮中有代表性的存在，肯定它也好，否定它也好，都是无法绕开、视而不见的。
“要批评他，更得要看他全部的作品嘛。”
后来事实证明，钟叔河的想法是对的，周作人的作品集结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再地加印。
“我就是要突破这种禁锢，出版人有职责，不能让文化留下空白，读书应无禁区。”
直至现在，他忙碌着要将周作人的作品，按编年体分好，修改一些过去印本的错误，再度出版。
无论是编写《走向世界丛书》到出曾国藩、周作人的书，无论历经了多少风浪跌宕；
钟叔河还是当初那个有思想，赤诚又敢为的“少年”。
编书出书也好，读书写书也罢，其中得到过的荣辱毁誉，钟叔河先生从不看重。
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是与妻子朱纯结婚，携手同行了五十二年。
钟老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能得她作妻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
飘摇的岁月里，是妻子朱纯的陪伴，让他能熬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钟老告诉我们，他最爱妻子的一点，是她身上的豁达与大气，不管遇到什么事，她都很少与旁人计较，总能不失常态地揭过。
“我们俩的思想一直都是一致的。我被划为右派打倒，朱纯从未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从来不说我因为在外面乱说话如何而连累家庭。入狱九年，是朱纯一个女人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直至我出狱。
如果换做朱纯入狱十年，我在外面，我都不一定能够做到像她这样。”
所以，每当有人问起钟叔河先生，将近十年的铁窗苦不苦？他总说，苦的不是自己，而是牢狱外的朱纯和孩子。
图 | 钟叔河夫妻与他们的孩子
放在屋子书架上的几件木工活，其中有一个茶叶筒，上面刻着一节青竹，旁边还带有一行字“斑竹一枝千滴泪”。
这便是钟先生在狱中所作，送给妻子的礼物，在劳改队里，他借用毛泽东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情，“要这样才刻得成，带得出。”是用此来传递自己的思念。
“坐牢之前的我并不是一个好丈夫，出狱之后就是一个好丈夫了。”
钟老和妻子，在精神上虽是高度契合，在生活习惯上却大不相同，因而总有不少趣事。
钟老不喜植物，夫人朱纯却喜欢种草栽花；他只管醉心读书，夫人倒爱接触学习各种新鲜事物。
有一回，俩人在家里看着电视，突然屋子全黑停电了，十几分钟过去，仍不见恢复，而别人的屋子里都是亮堂堂的。
朱纯按耐不住，连忙搬着小梯去看总开关。
钟老赶紧拦住了妻子说：“莫搞莫搞，触电了就不得了。”
妻子却说：“不要紧的，家电维修班的老师教过我。”钟老只好一手提着应急灯，协助着妻子大晚上的换新保险丝。
妻子好动，爱出门到各处旅游，钟老喜静不爱动，还常爱说什么“生命在于静养”之类的话。
书厅的桌球台，便是闲暇时他和妻子最常玩的休闲活动。
妻子朱纯有一句口头禅：“钟叔河，你还不锻炼，到时候你死了，屋里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了。”
结果，却是她先走了。
留给先生的最后一句话仍是：“你不要睡得太晚。”
妻子朱纯的离世，于钟老而言是极沉重的打击，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经常大半夜失眠，只能从播音中听书，听小说。
书厅台球的桌布，也未再掀起过，甚至妻子常用的电脑房，他也几乎再不进去，只因害怕会睹物思人。
如他在《悼亡妻》中伤感地写道：
“妻走了，五十多年来我和她同甘共苦的事情，点点滴滴全在心头，每一念及，如触新伤，总痛。”
见识如此一份相濡以沫的感情，很难不令人艳羡，尤其在爱情和婚恋观已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
当我们问起钟老先生，如何看待现下年轻一辈，情感价值的变迁状况时；
本以为只会得到一个囫囵的答案，怎料先生竟是很诚恳地跟我们在剖析。
他从不“神化”自己与妻子朱纯的感情。
物质层面上，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近现代一夫一妻的制度，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讲究财产共有、组成家庭，这是私有制的起源。
我和妻子朱纯，结婚以来从无有过关于“金钱”方面的矛盾，钟老坦白道。
而精神层面上，他停顿了一下说：“现代的年轻人，在等一个抽象的爱情。”
看着钟老炯炯的目光，直击问题症结所在的回答，心中的震撼，竟叫人一时无言。
“那您对年轻的一辈会有什么的看法吗？”接近采访的尾声，我们问了钟叔河先生这样一个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这位老人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亲历过各种巅峰、接触过各家风采；
而当他看待年轻的一代，不仅没有外界已习惯的、来自老一辈人的训诫或是批评，有的只是包容和洞达。
钟老温声地说：
“不要对他们太苛刻，时代肯定会一直变好的，人也如此，不要悲观。肯定是后一辈人超过前一辈人，当然也不必要求每一个后辈都要超过每一个前辈。
我的建议是，尽量多读一点书，尽量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至于说还有什么心愿？钟老说，若是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他还想亲自写一本自传，之前曾有人说，可以用口述代笔的形式，但他不喜欢。
亦想着，要是能把与好友知己往来通信的信件，做成一本书信集也不错。
“如果能写完当然很好，但没写完也没关系，人到了该走的时候，就要走的。”
钟叔河先生，爱一人、择一事，终一生。
时光和岁月，仿佛从未困住他太多。
到岳麓书社当总编辑时，钟老说过一句话，要保证人们“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
他在“知命“之年，才成为一名出版人。
数十年来，他着手编撰《走向世界丛书》，敬重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思想；出版《曾国藩全集》、《周作人作品集》，坚持保留文学里的不同声音；以及写下散文集《念楼学短》、《笼中鸟集》等，忧心文化断层的现象……
至今钟老仍在往前。
在钟老的书架的显眼位置，有着这么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想，这应该就是钟叔河先生，在91岁高龄，一息尚存笔莫停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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