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业在办广播中开幕,又在办广播中闭幕,一辈子可以说与广播结缘。最难忘的是三十多年前当兵期间,在喜马拉雅山中段,搞对印军广播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中印那场恶战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双方在没有起战火的亚东边防的中(国)锡(金)边界的几个要紧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高腔大调,在山头激荡,在山涧回响。地图标识,这里是中锡边界,但实际驻扎的是印度的军队,锡金国早已名存实亡,国土已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据说,中锡边界上两军哨位的距离,是世界上最近的,只有36米,国界只是一道没膝高的矮石墙。由于相距近,双方的活动尽收眼底。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文革”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2000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5公里多,播音室在距边界几里处,架起线路传输信号,播音室是用石块垒起的碉堡,靠汽油发电机供电。组里有播音员、技师。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担当的任务是播音。但由于组里人手太少,播音员连发电也得干,还得帮助修理机器。我们的播音内容是比较严肃的,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这要在晚上录制好。由于山口上接收的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头疼人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因为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23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由于早上7点钟得准时广播,6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9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误播5分钟,就得报总政治部,所以,大家谁都不马虎。由于忙,又在哨所搭伙,一天不洗脸、一天不吃饭、一月不洗澡是常事。
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都要靠人工从几十公里外的山下边往上背。每年夏季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四五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因为是人力,又是老百姓,运费就贵,每斤9角钱,相当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的每月津贴是12元钱,新战士8元。因此上说,我们在山口上搞广播,其代价是很高的。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极贫乏的。卓拉这里很奇怪,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脱水菜,脱水菜就是干菜,味同嚼蜡,满嘴跑,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改善伙食也只能是豆腐或蛋粉,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可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片子也送不上来,别说当时山下也没有什么片子了。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曾看过十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为了活跃气氛和锻炼身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里还用木板打了一张乒乓球台,经常在云雾散去的周末举行比赛。哨所的战士笑我们是“苦开心”。哨所的官兵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加上我们晚上要给哨所的主要部位供一会儿电,所以,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卓拉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可也有它美的一面。这就是夏天,杜鹃花开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4000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照开花不误。每当这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我到卓拉广播组的第九个月,也就是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们两米多高的线杆被雪淹埋。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在十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因为缺氧,风又大,噎的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50米。我们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战士们就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由于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就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就是那次落的后遗症。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加上政治形势的变化,经上级批准,从此,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接着,另外两组也相继停止了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半年后,我方拆除了哨卡上的大喇叭,印方接着也拆除了。从此,双方给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10年的“对敌广播”,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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