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当中，古直胡同离我家很近，出门左拐，走几步就是它的北口。
那个时候，总爱把“直”念成“汁儿”，既是儿化，也有戏谑味在其中。胡同太短太小了，仅有七十余米长；只有四个院门，哪像条胡同啊。就这七十米的长度，从东北口到南口，还弯成像一张弓，没有一点端正劲儿。
古直的叫法也怪，怎么琢磨，也弄不清其含义。这实际是一条旧巷子，院墙破旧且房子低矮，跟古根本上沾边，“直”就更不用说了。
还是在多少年后，为了想弄个究竟，才从查阅中得知“古直”的来历。原来，古直胡同起初叫“裤子胡同”，据说，是取它的形状如同裤子。后来可能觉得叫着不雅，才取了个近似谐音，改称“古直胡同”。不是老住户的话，谁会了解这些来历呢！
胡同北口其实不朝北，而是朝东，与西斜街的中腰相连。西斜街五十三号院，一个正门一个旁门，还缩在两街交汇处。它的南口倒是朝南，连着东西向的什坊小街；另外稍错开点，向南错开对着阴凉胡同。
从东北口向南是下坡，骑车下行时，溜着很省力；反过来进南口往北走，就要加把劲登着上坡。
胡同短小，住户也明显少很多，四个院子，左右一边各是两个。如果不是杂院的话，真可称为“四家巷”了。
四个院子，外表看起来最好的院子，是南口东边那个院。外墙比较齐整，两扇灰色街门门扇不大，经常是严闭的。从西斜街往西往南去，必从这门前走过。不了解院中的住户，只听别人说，院子里住着个哑巴。不知怎么，小时候特惧怕哑巴，以为哑巴都很凶恶；每从门前走过，就猜测里边有什么邪祟。
路东边另一处院子，紧挨它的北边，却收进好大的一块。门前地面不平整，就显得破烂许多。院墙也不规整，从门洞向里边望进去，院内停着三轮平板车。登平板出苦力，是下层贫民的象征。
院里有一户人家，有个男孩叫“小明”。家里大人时常吵架，女人很厉害，有时会披散着头发；有好事者就编排，背后叫她“披斗（头）疯”。平时走在胡同里，偶尔迎面遇到那女人，看去也并不凶恶。猜想吵架的原因，大约是生活贫困闹的。
这家人后来变化挺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单大街上，曾见过这女人，推着一辆三轮平板车，向路人出售面包汽水。那还是改革开放初始，她算是首批经商的人。
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做小买卖，也挺不易。可能因此挣了点钱，作为资本，后来小明去了日本；听说在那开中餐馆，生意做得不错，我的家人还见过他。这是走出国门，去挣外国人的钱了，也是为国争光。
说起这家人的变化，还真得念改革开放的好。至于他家是否还吵架，我那时身在外地，不常回来，也就不得而知了。
街西边两个院，路北头一个院子里，住的也是普通人家。印象中，有个残疾中年男子，较清瘦，好像只有左腿完好，右腿齐根没了，裤腿也被卷了上去。进来出去拄着拐杖，倒还利落。
他出门是骑自行车，就一只脚登车，登一下，勾一下，也能骑得娴熟自如。
院里有一位老年妇女，到了春夏时节，就在台阶上架起纺车，嗡嗡地摇起来。在大城市里，那东西非常罕见，因此印象会挺深，至今还记得。
院里有个叫书敏的小伙，比我年纪要大，虽然没说过话，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还在外地时，有一年回来探亲时，闲聊天听别人说起，这人“不在”了。问一问原因，原来是下雨天电线短路，他趟水路过，一下触电倒下就没起来。这让人感觉到多少有点意外，感叹人生无常。
最后一个院子在靠近南口处。这个院的墙砖石灰裸露，院门十分简陋，但院里的花花草草不少。这院里住着大扁一家人。大扁是家中长子，下边还有二扁等几个孩子。
大扁比我大好几岁，文革中曾经去了山西，不知是哪年回来的。一家几个孩子里，大扁能说会道，属于场面上的人。
文革中，花枝巷小邱子张狂时，大扁与他也有点来往。后来街面上的一些事，他也乐于参予，适时的给人做个调解，效果也还不错。
先是编译局与街上房东协商，希望房屋置换，用它的楼宿舍房换居民平房，然后改作他用。这中间大扁作为局方的代表，与各院房主谈条件，也确实帮助谈成了一件两件。这都是听别人传说的，原来邻院的吴家，就这样把房换了出去。
几年之后，听说大扁已经进了编译局的编制，成了那的什么科长。这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吧。
古直胡同的住户，大多是底层贫民，在这些人中间，大扁凭借口才，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
我家九十年代初从西斜街搬走，之后很少再去，也就渐渐没了古直胡同的消息。如今那一片胡同早没了，胡同的旧址，就是今天的丰慧园一带。
回顾过去岁月，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里，哪条街巷没点名人遗迹？像古直胡同这样纯粹的贫民居所，还真不是很多。偶然之间，想起胡同与人物的变化，情之所至，不能自已，便把记得的往事写下来。也许这样做，对了解它的过去的人，能够唤起些温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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