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梅
汉魏六朝时期是我国史学史上的繁荣时期，起居注正式并且大量地出现是此期史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起居注是一种专载帝王言行的史体，属于编年体作品，起源很早，殷商时期的卜辞中即有其萌芽，汲冢书中的《穆天子传》即其雏形，汉代著纪即其前身，后汉明德马后所撰《汉明帝起居注》标志着它的正式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其鼎盛阶段，在史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起居注走向衰落。虽然严格地说起居注并不是真正的史书而是旧档案的一种，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作为史料，它不仅仅详细地记载了历史的瞬间并且为其他史书的写作准备了第一手资料；作为汉魏六朝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特征之一，它的发生发展与衰落对此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史学变迁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尽管汉魏六朝起居注在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但由于它们成书不久即相继亡佚，所以从古至今有关研究论述都非常少。本文试图通过对起居注发展历史以及有关佚文的考证来揭示汉魏六朝起居注的概貌，从而使它在史学史研究中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一、起居注的源流
（一）起居注的远源
中国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即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①］。有了史官，就会有其历史作品。史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之之周”［②］，这里的“图法”应即史官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今夏商之“图法”虽已不可考，但考古学成果将揭示此期历史的另一种作品——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呈现于我们眼前。商周之后的春秋战国至秦，各国均有自己的“国史”。尽管《史记》之前的这些历史记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它们都是对历史的原始记录，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早期的史学。早期的史学虽然幼稚，但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根据现有材料，早期史学的特征是以帝王为重心展开对当时历史的记录，换言之，早期的历史作品主要反映的是帝王的一举一动，是帝王活动史，如班固所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谓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③］，这里的“举”、“言”、“事”与“起居注者，录
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言行动止”应是同一概念，故而早期史学作品中应该孕育着起居注的胚胎。殷商卜辞是现存最早的历史作品，它的绝大多数篇幅是记录商王活动的，这类卜辞大都包含了时间、地点、王的活动内容。如：
“癸巳、卜贞，王□亡献？十二月，在齐＠①，佳王来征人方”。（《殷墟书契前编》卷二十五页第三片）
“癸酉、王卜贞，旬亡献？王□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戍＠②，佳王三祀。”（《殷墟书契续编》卷二十五页第二片）
占卜是殷代的时代特征，如果撇开占卜部分，上述例子能不能看作是对殷王“言行动止之事”的“录纪”呢？刘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编年史，殷代的卜辞是直接的渊源”［④］，那么对于起居注而言，殷商的卜辞不仅仅是它的体载，同时也是它的内容的远源。两周大多数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也是记录王之言行的，即所谓“大约剂书于宗彝”［⑤］。如现存西周最大鼎《孟鼎》的铭文是“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王若曰……”；又如《小克鼎》的铭文“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ｙù＠③正八＠④之年……”。它们都是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王的命令，都含有“录纪人君言行动止”的成份。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国史中也包含着与起居注相关的一些线索。如我国第一部编年体著作《春秋》即是以鲁国十二位国君的言行动止为线索来展开对历史的记叙，故有人认为《春秋》实际上就是鲁国十二位国君的起居注［⑥］。但是，《春秋》不仅是对鲁君言行的平铺直叙的记录，并且对人物事件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这些评价造成了“使乱臣贼子惧”［⑦］的声势，这一点与后来的起居注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一点不同，使中国的史著从此有了“记注”与“撰述”的分体，起居注属于前者。因此《春秋》之中有同于起居注的成份，但它本身并不是起居注。当时不仅鲁国有“春秋”，墨子说他曾见“百国春秋”［⑧］，且各国国史尚有春秋之外的命名。这些国史都要呈报周天子保存，“史记独藏周室”［⑨］。秦统一之后，它们被付之一炬，其全貌已不可考，但从后来一些史著的记载中可窥其一斑。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⑤。’”此段记载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在国君参加重要政治活动时，身边有御史相随；第二，在国君有重要言行时，御史随时记录；第三，御史记录时采用编年纪月的方式。这三点与后代起居注的成书过程已极为相近了。以“王”为中心来展开对历史的记载是王权强化的一种反映。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王权的下移，不仅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连历史记录的侧重点也下移至诸侯甚至卿大夫身上了。《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孟尝君有侍史“立于屏后，主记君与客语”。《新序·杂事一》亦载赵简子的史官周舍“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倘使孟尝君侍史及周舍的作品流传至今，会不会被认为是“孟尝君起居注”、“赵简子起居注”呢？
可见有史之初，史的服务对象即是君王，史的内容即是君王之言行，史官的主要任务即是记录君王的一举一动，帝王设史官的初衷也就是使自己一生的活动流传于世、以观后嗣。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代起居注的影子了，可以说起居注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萌芽、发展了。（二）有关《穆天子传》
西晋初，汲冢书出土。后人将其中的《穆王天子传》及其他有关记载合为《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是现存目录书中最早著录的起居注，也是《隋志》史部起居注类所录中唯一“今存”的作品。此书记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许多篇幅取材于神话传说，笔法夸张，故《四库全书》将其收入小说类。无论《穆天子传》应归何属，它的体例已露后世起居注的端倪，即“编年纪月”［⑩］叙述周王行踪。很多人认为《穆天子传》系伪作，但由于它出自魏襄王墓，所以它至晚也是战国时的作品。战国时期甚至战国以前的作品在“今存”的情况下被众多史家列入起居注类，说明它确实具有起居注的特征，同时也说明至晚在战国时代起居注已初具形式了。（三）起居注的形成
既然远古就有了起居注的萌芽，战国时期又出现了起居注的雏形，而到了汉魏时期起居注又正式大量出现，那么《穆天子传》到《汉明帝起居注》之间必定存在一个起居注逐渐走向正规的过程。秦王朝覆灭倏乎，且统治者不重斯文，以至史作“不记日月”［①①］，所以起居注的这一发展过程应完成于汉代。《汉书·艺文志》中无关于起居注的记载，但列“《汉著纪》百九十卷”于《太古以来年纪》与《汉大年纪》之间；《五行志》亦载“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律历志》中也有关于汉著记的记载。据朱希祖先生考证，“著记”即“著纪”亦即“注记”［①②］。颜师古注《汉著记》曰“若今之起居注”［①③］；王应麟也认为它们即“汉之起居注”［①④］。那么汉代的“著记”与后来的起居注到底有什么异同呢？试举例说明如下（同列《汉书》本纪中相关内容）：例１：“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后二年，燕王臧荼反，诛，立卢绾为燕王，后又反败。”（《汉书·五行志》注引《汉著纪》，下几例同）《高祖本纪》：“高帝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例２：“（惠帝）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几尽，在七星。初刘向以为微阴始起而犯至阳，其占重至其八月，宫车晏驾，有吕氏诈置君嗣之害。”《惠帝纪》：“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例３：“（高后）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营室九度，为宫室中，时高后恶之，曰：'此为我也’，明年应。”《高后本纪》：“七年春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根据这些实例，可知从体裁上看，《汉著纪》属编年体作品；从内容上看，主要记载天变与人事，这里的人事主要指王事；从客观作用上看，为正史的写作准备了材料，如《汉书》本纪中的相应内容都简略于汉著记，明显是由后者刊削取舍而来，“非有《汉著纪》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则孟坚十二帝纪何所考证而作也！”［①⑤］汉著纪的体载与客观作用都同于后代起居注，至于它的内容，朱希祖先生认为是“天人相应之史，决非起居注专详人事可比”［①⑥］。故王氏之说非，而颜师古所谓“若今之起居注”之“若”却不无道理。汉著纪中天变灾事的确占了极大篇幅，但这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造成的。西汉儒者最重天人相应之学，当时无正式专职史官，由太史令兼顾，而“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①⑦］。在“史”的作者兼掌史实记录与天时星历的情况下，其作品内容多为天人相应之事，这也不足为怪。天人相应是时代打在作品上的烙印，抛开这一时代烙印，汉十二世著纪确实与后世起居注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它是起居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是起居注的前身。之后，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刘毅谓“世有注记”［①⑧］，《孺子著纪》、《新室著纪》、《更始帝著记》、《光武皇帝著纪》［①⑨］等可为证。尤其是《光武皇帝著纪》后来在显宗命令下被杜抚、班固等人“杂定”为《建武注记》，更说明起居注的问题已被统治者提上日程。显宗永平十八年，我国首部正式的起居注、马皇后所撰《汉明帝起居注》终于成书，至此起居注正式产生——“起居注者，自明德马皇后始”［②⑩］。此后起居注大量涌现，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高潮。（四）起居注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之后，起居注走上衰落之途。从职官设置的情况看，隋唐时期的起居注仍受相当重视，隋炀帝专置“起居舍人二员”［②①］、唐“又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②②］，但作品极少；宋代虽置起居院，“命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校理以上修起居注”［②③］，但并不常置，如元丰元年诏：“自今更不供起居院……”［②④］，且宋还置日历所与实录院，二者直接威胁到起居院的地位；辽金两代的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但是到了元代，虽然制度是“定置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二员，右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左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②⑤］，等等，而实际上则是“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修实录而已”［②⑥］，起居注几乎无处容身了；明代虽“初设起居注，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②⑦］，但是洪武十四年左右即罢起居注官［②⑧］，之后废设不定，起居注似入穷途末路；清代亦设起居注馆，有日讲起居注［②⑨］，却只闻实录，不闻起居注。除职官设置之外，各正史中的“经籍志”或“艺文志”也对起居注的衰落有所反映，如《隋志》之后的新旧唐志虽仍在史部列起居注类，但该类中除《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外均未超过《隋志》所录之范围；《宋志》则将起居注类散入编年类（《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别史类（《穆天子传》）；《明志》中就再无起居注类而列各代实录于正史或编年类了。总之，汉魏六朝之后，起居注的地位已不再重要，它逐渐被新的史体如实录、时政记、日历所代替，其具体原因，在下章有专门的分析，此不赘述。
二、汉魏六朝起居注
汉魏六朝的史学作品集中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之中，或者说《隋志》史部书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汉魏六朝作品。《隋志》分史部为十三类，其中的起居注类有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部数在史部各类中位居第六、卷数则居第五，除《穆天子传》及《开皇起居》外均为汉魏六朝作品，数量之多及其在史部书中所占篇幅之重空前绝后，故此期起居注的特点、作用，对史学的影响不可不考。（一）起居注大量出现的原因与有关制度的形成
起居注的大量出现并非偶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漫长的潜伏期——从上古直至东汉初。它是在古记注与汉著纪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最终形成并走向繁荣的，它发达的前提在于它有坚实的基础。起居注作为汉魏六朝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达程度也必然受到此期史学发展状况的影响，换言之，从大方面讲，此期史学发达的原因，同时也就是起居注发达的原因。但是起居注既然是皇帝言行的专录，它就比其他史作更能为王权所左右，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是它发达的动力与保障。起居注出现之初——明德马皇后所撰《汉明帝起居注》中即呈现维护皇权的色彩。《后汉书·皇后纪》载：“（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根据前文对汉代著记的分析，《显宗起居注》当是马后据《显宗注记》而撰，这里的削去应指从《显宗注记》中削去，至于削去的原因，是马后“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③⑩］。建元初年，肃宗欲封诸舅，臣下对此呼声亦高，马后却痛陈外戚专权、骄横之情状，表示反对，说“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③①］一席话说明马氏在深明前代外戚乱政恶果的前提下反对重任外戚的主张，同时也说明她“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的目的是想以身率下，那么她从《显宗注记》中削去马防参医药事而撰成《显宗起居注》的目的之一，也应是阐明自己反对外戚握权的政治立场，并站在这一立场上告诫统治者“勿袭西京败亡之祸”。魏晋南北朝的各政权国祚短暂、危机四伏，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都需要鉴往资来的史作，也都希望自己赢得身前身后名；并且此期政治混乱，每个粉墨登场的统治者都自认为且竭力使别人也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最合理的，自己是最正统的继承人，他们都需要能够维护并表明自己正统地位的专史存在，使自己的“盛绩”“播之万古”［③②］。因此，此期的统治者都在自己身边设专官记录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成起居注以传世。起居注这一专记帝王起居的史体成为王权在史学上最显著的体现，甚至一些觊觑皇权的人也妄作自己的起居注，如桓玄在败亡途中即“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刘裕事”［③③］。起居注既然成为王权的象征同时又维护主权，此期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必然大力提倡对它的写作，其主要手段即是确立了有关写作制度。首先是有关官职的设立。两汉时期没有专门的史官：西汉十二世著纪的作者是太史令；王莽时曾“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③④］，虽似起居之任，但有名无实；东汉初期的《建武注记》是显宗下诏由兰台令史班固等人修撰；《汉明帝起居注》由马后自撰，写作人身份不时有变。“终汉之世，率以他官修史”［③⑤］。三国魏明帝始设专掌修史之官：太和元年“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③⑥］。西晋一经建立，统治者即为自身取曹氏而代之的做法寻找理论根据，为此他们加强了史官的建设与管理：置“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③⑦］。“按晋令，著作郎掌集起居注，撰录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③⑧］。南朝四国基本承袭晋制，只是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使之“掌国史，兼集起居注”［③⑨］而已。起居注由“专掌史任”的著作郎或著作佐郎掌集，已是起居注所受重视的反映，但需要说明的是：魏晋南朝的起居注虽有归属，可是起居注制度尚未完备，仍停留在“有其职而无其官”［④⑩］的阶段。这一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在北朝。北朝虽由少数民族始建，但是由于汉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广泛分布，尤其是它与南朝的并存，使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深刻的影响，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史的作用日渐被北魏统治者认识并接受，到了立志改革、积极吸取汉文化精华，“雅好读书……史传百家、无不该涉”［④①］的北魏孝文帝当政时，史职史制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他“诏定起居注制”［④②］、“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宫兼掌”［④③］，起居注制度至此正式建立。北魏之后的北朝开始上演政权更迭、王朝火并的闹剧，统治者也开始利用史作来表示正统，同时由于史学跟随时代进一步发展，有关制度更加严密：“北齐别置起居省。后周六官之建，春官府置外史掌王言及动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取也。又有著作上士三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任，皆掌缀国录。起居、著作之任从此分矣”［④④］。南北朝时期所谓“僭伪诸国”也都立官作史，他们的目的，与“大国”统治者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偏安一隅和“正统”观念的相对薄弱，他们的措施与建置则要疏松的多，甚至起居注这一帝王专用的史作竟被用于为“大将军”服务，出现了“大将军起居注”之类的作品。由于起居注是事关统治者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的最原始的文字凭证，故统治者对此极为重视，控制也更为严密。他们除设置有关官职外，还常常任命自己的亲信大臣来修撰以便于管辖，如宋中大夫西乡侯裴松之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④⑤］、北魏崔鸿“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世宗起居注”［④⑥］、北魏宣武时“命刑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④⑦］、石勒曾命“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④⑧］，等等。直接诏令臣下记录起居，是建立有关制度外促进起居注发达的另一重要措施。总之，史官的正式设置，是统治者对史的作用认识程度加深的标志；起居注官职及制度的设置，更是统治者对历史记录的控制进一步强化的反映。统治者对起居注的需要促使他们建立有关制度、采取有关措施，这些制度与措施的实施又促进了起居注的繁荣。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此期起居注发展到鼎盛阶段。（二）汉魏六朝起居注体例及特点分析
起居注虽在汉魏六朝时卷帙空前浩繁，但却无一部完整的作品传世。为知其所以，笔者从《北堂书抄》、《初学记》、《艺文类聚》、《事类赋注》、《文选》、《职官分纪》、《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等书中辑得佚文二百六十四条。综观佚文，它们对汉魏六朝起居注的体例特征有如下诸方面的反映。汉魏六朝起居注是编年体体裁的历史作品，它突出的特征是以年月系言行，几乎每条佚文都有明显的时间背景，如“咸康五年十二月丙子，正旦会百僚，又赐绿ｌíｎｇ＠⑥酒人二升。”（《御览》卷２９、页１３５引《晋起居注》）、“孝建二年八月二日，斤＠⑦利国王释ｌíｎｇ＠⑦罗降遣长史竹留ｌíｎｇ＠⑦及多奉献方物”（《御览》卷７８７、页３４８８引《宋起居注》）等等，都详尽地交待了年月日甚至时辰，这一点继承了汉代著纪的记事方法。至于佚文中那些年月日不全或极少数不见年月日的条目，应是取辑书目在抄录原文时的省略造成的，如《晋起居注》中同一条文，在《御览》卷２０８、页１０００上引作“太始元年七月诏曰：'光禄大夫郑袤体行纯正……其以袤为司空’”，而《初学记》卷１１、页２５７所引则无“太始七年”字样，等等。汉魏六朝起居注是历史记录性质的作品，除所录诏书及臣下表奏中有对人物事件的褒贬之外，它本身极少有评论性词语，所辑仅见两条：“（裴）ｗěｉ＠⑧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卷上、页１０９引《晋惠帝起居注》）、“刁协字玄亮，晋国迁左仆射。时中兴草创、制度未立，朝廷之臣无练习旧仪者，惟协以久在中朝，多谙故事。朝延宪章，出入威仪、唱赞，皆一禀于协，当时称为强正”（《书抄》卷５９、页２３２引《晋起居》），所占比重不到百分之一。汉魏六朝起居注的主要记录对象是帝王。佚文中见大量王诏及臣下表陈奏答，其中王诏有一百一十条，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从这一点看，此期起居注虽兼录帝王言行，但所录之“言”明显多于“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期起居注并非仅仅记载帝王起居，它似乎对大臣的事迹亦有专门收录，如上段“裴ｗěｉ＠⑧”和“刁协”二条就不像出自帝王之口或臣下表奏而似专门对二人进行介绍。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佚文中仅见三条。佚文的内容涉及典礼制度、官职升迁、后宫藩王、倭夷贡献、祥瑞等等方面，尤其是官职官制的篇幅极重，二者约占佚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详细数字如下表：
（附图yishujia.findart.com.cn
） 其意义，大概是：“必书其……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罚黜免，以惩恶”［④⑨］。值得注意的是佚文中不见“灾异”的影子，这一点既不同于西汉十二世著纪的专以天变应人事，又摆脱了王莽之后风行的谶纬学说的影响。回首前车之鉴，此期统治者们自然明白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及谶纬的威力，尽管他们自己也往往是依靠谶纬巩固统治或发家立国的，如晋元帝依“长寿万年”白玉麒麟神玺建东晋［⑤⑩］、刘裕依“刘寄奴王者不死”［⑤①］等谶建宋、萧衍依“行中水、作天子”［⑤②］等谶建梁等，但他们却“禁星气谶纬之学”［⑤③］，也就是说，他们只允许有利于自身存在、维护自己正统地位的异常现象或谶被宣扬，故而佚文中祥瑞之事俯拾皆是，灾异现象则不可得知了。与正史中相应内容相比，汉魏六朝起居注的记事手法偏于详尽和繁琐。如对司马圭迁尚书右仆射一事，《晋书·武帝本纪》载作“高阳王圭为尚书仆射”共十字，《御览》卷２１１、页１０１０引《晋起居注》则载作“尚书高阳王圭忠允善政，思量弘济，莅官尽心，所居著称。其以圭为右仆射”共二十九字；太始七年贾充都督秦凉一事，《晋书·武帝本纪》载作“以车骑
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诸军事”共十五字，《书抄》卷７２、页２９５引《晋起居注》则载作“贾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诸军事，使中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驹一第、驸马一匹、追锋车二乘、御有一人，馈骑其卧乘车一乘、五十匹骑具、刀者也”共六十字，等等。相比之下，《晋书》的行文较为简洁、流畅，而起居注则要具体、细致的多。在无碍大体的情况下，汉魏六朝起居注尚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如《晋惠帝起居注》中“帝至朝歌，无被。中黄门以两幅布给帝”（《御览》卷７０７、页３１５２引）及“帝还洛阳，至陵下谒、无履。取左右履，着下拜”（《御览》卷３３７、页１５４８引）的条目勾勒出帝王的狼狈形象，从侧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但是这样的佚文为数太少，绝大多数佚文仍是从维护帝王统治的角度出发而为御所用。佚文中有与正史记载相出入的地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某事物意同名异，如《晋书》中惠帝的年号“永康”在佚文中均作“元康”，《宋书》中的“婆皇国”在佚文中均作“蒲黄国”，等等，这种情况应是字的音近形异所致；另一种情况是二者对某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如《晋书·惠帝本纪》载诛杨浚是在永平元年，而《书抄》卷５９、页２２９引《晋惠帝起居注》则为元康元年，《晋书·武帝本纪》载以荀＠⑨为司徒是在太始三年，而《书抄》卷５２、页１８７—１８８引《晋起居注》则为太始六年，等等，遇到这种情况应以正史为准，因为正史的成书时间早于取辑书目，且后者因辗转相抄有失误的可能。长期的“密为记注”［⑤④］使大部分起居注作者的姓名不能流传于世。所辑二十八种起居注中，仅知九种的作者共两名：李轨与刘道荟。其他作者的姓名生平已不可考，但他们的身份不会超出三个范围：一是史官中掌集起居注者；一是帝王专门委任修撰起居注的官员；一是帝王身边的亲近之人，如刘宋孝武帝的起居注即由前废帝刘子业“参录”，且后者曾因“书迹不谨”而受到训斥［⑤⑤］。（三）汉魏六朝起居注的价值及其衰落原因 汉魏六朝起居注是对汉魏六朝统治者言行的最原始的记录，而统治者的言行涉及当时社会的众多方面，因此此期起居注为其他史书尤其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史”写作准备了丰盛的史料，成为后者主要凭据和“材”源，如刘知几所说：（起居注）“言唯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因之以成功”［⑤⑥］，齐朝吴均在表请撰齐史时“乞给起居注”［⑤⑦］，即是当时起居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例证。起居注的这种价值使它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当时就有人对它进行研究，如梁人徐勉即在对它进行系统研究与分类整理的基础上著成大型专著——《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孔休源则因“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被时人称作“孔独诵”［⑤⑧］。直到隋代，秘书监王邵还“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⑤⑨］。汉魏六朝起居注佚文的价值体现在直接增益于现今对汉魏六朝史与史学史的研究。佚文为研究起居注的体例特征包括写作方法、记录内容等提供了实证；佚文的繁琐与细致更以较正史细腻的笔法向我们勾勒当时的历史画面。虽然目前还无证据证明佚文可以纠正正史的失误，但它至少对正史有所补充。事物往往有矛盾的对立面。“随事记录”在使汉魏六朝起居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同时也造就了它的缺点。在王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固然需要有专史录纪自己的一举一动以流后世，但他们不能允许有损于自身形象或尊严的记载传人，因而他们必然会利用权力对史著特别是自己的专史——起居注施行严密的控制，稍忤己意即采取严厉措施。如《晋书》记载“初，（苻）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但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⑥⑩］。统治者的压制使起居注的撰述者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秉笔直书，这样会使作者有极大的遭遇不幸的可能，且其作品也会有被燔毁的命运；另一种是曲意阿迎统治者，这样会使他们“免时难”，但他们的作品则会因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象而“为论者所勿齿”［⑥①］，从而被读者淘汰。如此，则与史同步成书的汉魏六朝起居注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它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能流传久远。汉魏六朝起居注的衰落有其内因和外因。其内因除上述它自己不能克服的矛盾之外，还在于它的“原始性”。起居注为其他史书的成书提供了便利，但其他史书的成书却对起居注构成了威胁。人们无需舍近水而求远源，所以当后代读者有了《晋书》、《宋书》等言简意赅的正史可读时，起居注这一原始形式的作品便逐渐被人们遗忘，从而散佚、衰落。起居注衰落的外因来自皇权。如果说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促进了起居注的繁荣，那么统治者态度的转变也对起居注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背景的转变及史学自身的发展，起居注已不像产生之初那样有利于封建帝王，甚至成为他们行为的妨碍与约束。如明代神宗一日“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⑥②］他的这种心态无疑代表了在他之前之后的众多统治者的心态，因而统治者们开始厌烦这种形态而转宠于其他新史体，起居注逐渐被其他史体所替代了。（四）汉魏六朝起居注对后代史学的影响 汉魏六朝起居注既是官私修史的蓝本，它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书的记事内容、方法及史学的发展方向。它对后代史学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派生了新的史体——实录。 实录最初是与起居注并存的。正如编年体史作出现时即孕育了起居注的萌芽，起居注初现时亦孕育着实录的胚胎，汉魏六朝时期统治者命臣下“追撰”的注记与起居注中，已有实录的成份。正式的实录，出现在齐、梁之际，它的体例和内容都同于起居注，二者的区别，在于起居注一般是当朝人修当朝史亦即“随事记录”，而实录是后朝人撰前朝史，这一点不同，使实录扬弃了起居注的优劣，因而自出现之后即经久不衰，并逐渐取代了起居注。实录之后，又有日历、时政记。探三者之源，皆为汉魏六朝起居注，而三者共同构成了宋元明清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起居注在汉魏六朝之后作为一种史体虽然衰落了，但是它的记事方法和主导思想却在这些新史体中获得新生，继续显示其生命力并对史学发生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 (17) (21) (22) (37) (38) (43) (56) 《史通·史官建置》。
② 《吕氏春秋·先识览》。
③ 《汉书·艺文志》。
④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第二章》。
⑤ 《周礼·秋官》。
⑥ 刘隆有：《汉隋之际的起居注》，《湖南师大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七年第五期。
⑦ 《孟子·滕文公下》。
⑧ 《隋书·李德林传》。
⑩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⑨ (11) 《史记·六国年表》。
(12) 朱希祖：《汉十二世著纪考》上篇，《国学季刊》四九一二一三。
(13) 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
(14) 王应麟：《玉海》。
(15) (16) (18) 朱希祖：《汉十二世著纪考》下篇，《国学季刊》四九一二一三。
(19) 《汉书·律历志》。
(20) 《隋书·经籍志》。
(23) (24) 《宋史·职官志》。
(25) 《元史·百官志》。
(26) 《明史·徐一夔传》。
(27) 《张太岳全集·议处史职疏》。
(28) 吴晗：《论明实录》。
(29) 《清史稿·职官志》。
(30) (31) 《后汉书·皇后纪》。
(32) 《北齐书·文成帝纪》。
(33) 《魏书·桓玄传》。
(34) 《汉书·王莽传》。
(35) (39) (44) 《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
(36) 《晋书·职官志》。
(40) 《通典·职官典》。
(41) (42) 《魏书·孝文帝纪》。
(45) 《文苑英华》裴子野《宋略·总论》。
(46) 《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
(47) 《北齐书·魏收传》。
(48) 《晋书·石勒载记》。
(49) 《太平御览·职官部·起居郎》。
(50) 《晋书·元帝纪》。
(51) 《南史·宋本纪上第一》。
(52) 《南史·齐本纪上第四》。
(53) 《晋书·武帝纪》。
(54) 《周书·柳虬传》。
(55) 《南史·宋本纪中第二》。
(57) (59) 《史通·古今正史》。
(58) 《梁书·孔休源传》。
(60) 《晋书·苻坚载记》。
(61) 陈鼎忠：《史部汇考》，《文史汇刊》一一一。
(62)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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