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元旦：新都县人民政府成立
黎明前的黑暗
解放军入驻：秋毫无犯
解放新繁：形势艰难
1950年元旦：新都县人民政府成立
新都是“川西起义”的战略要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指示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及进步民主党派人士的共同商讨下，最终定在彭县，其理由是：彭县位于成都侧背，向东南可以威胁成都，向东还可以截断川陕公路，如被攻击，解放军一时未到，可先退守彭县西部山区，以待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此方案定下后，紧邻彭县东南的新都便成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胡宗南的主力已溃退到成都，加之国民党的各路溃军也紧缩在成都周围，万一攻击，新都全境将成为第一道防线的主要战场。为此，邓锡侯于1949年8月对黄隐的九十五军作出了重兵设新都的军事布置：命令由谢无坼（即谢德堪）的一二六师部队，修建好广汉通至新繁、彭县之间的公路和在青白江架设桥梁。并在彭县之西山屯储弹药，设置电台。同时从广元撤回的军部警卫营，布置在成都北郊、新都的崇义桥，配合驻新繁的三七六团控制成彭交通。十月初又命二二五师师长余戒虚将师部移驻灌县，以控制成、灌交通。六七四团则转到郫县。三七七团和六七三团分别由碧口、绵阳向南撤至新繁、新都两地集结。至于在青川、平武的六七五团，利用部队频繁调动的机会，由军部密令相机取道松潘、茂县到灌县待命。至此，邓部九十五军由分散转到彭县附近就相对集中起来了。这为刘、邓、潘的彭县起义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新都的“两桥”是“川西起义”的最后决策地
蒋介石为了实现在成都决战的图谋，便策划借1949年12月7日在成都北较场军校召开会议为名，将川康高级军政要员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劫往台湾，以阻止川康两省部队的起义。刘、邓二人接到蒋的通知后，识破其奸计，立即于当日午后，携带少数随从人员出走，避开敌特耳目，离开市区到新都崇义桥（当时属成都县）九十五军警卫营驻地暂住下来。邓部九十五军一二六师的奉伯常团崔俊生营，已先期奉命在崇义桥警卫，电台也已架置完毕，先期隐蔽在该营的民盟西南负责人潘大奎及时同刘、邓会了面，随即邓锡侯派武装至新都斑竹园（当时属成都县）接来了被地下党安排掩护在伍嘉儒家的陈离，并嘱陈离立即通知成都“留蓉工作部”负责人与原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牛范九等速来共商起义大计。
国民党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和谢无圻副军长亦接到邓的命令赶到崇义桥，邓的副参谋长万里等也相继到达。刘文辉也带来一部电台，在连日劳病交加、身体极度疲乏的情况下，他急电西康方面军政负责人，按照既定计划步骤准备行动；又电令成都武侯祠和成雅道路上的部队严加戒备，作好临战准备。邓锡侯亦命九十五军参谋长潘大迥于午后偕黄子谷去灌县督促指挥于戒虚的二二五师，加强彭、灌之间的军事联系。当天晚上，邓、刘、黄隐等商定了初步的军事部署：命令九十五军副军长谢无圻率驻广汉的一二六师移至彭县；命令驻新都的六七三团向西移至彭县之濛阳镇，担任警卫；同时命令驻灌县的二二五师进入战备状态。正当邓、刘在崇义桥忙于排兵布阵之时，蒋介石得知了他们的出走，感到大事不妙，“川西决战”已根基动摇，成都难保，他同顾祝同、胡宗南、张群等谋划，决定把“国民政府”的招牌由成都挂到台湾去。为了作垂死挣扎，改组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顾祝同继张群之后兼任长官，胡宗南替代邓锡侯为副长官，兼参谋长；同时委王瓒绪、唐式遵分任西南第一、第二路游击队总司令，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这样一来，更加坚定了刘、邓、潘起义的决心。
为了作好起义部队后勤保障，邓、刘在龙桥乡中心校召见了该乡乡长刁嘉宾，当了解到龙桥乡仓库里存有千多石大米后，邓下令转拨为军粮，立即让钟副官同刁乡长办理转拨手续和转运工作。
是日，潘大奎、陈离等随刘、邓也到了龙桥。接到通知的“留蓉工作部”负责人王逸平、邹趣涛和邓锡侯参谋长牛范九等也赶到龙桥。闻讯后先后到达龙桥的还有胡春圃、洪宝书、朱戒吾、严啸虎、吴宗国等四川地下党、川军爱国将领和各民主党派人员。邓、刘即在龙桥小学召开了一个各方面人士的协商会议，主要是共商起义大计。
大家一致认为，刘、邓出走崇义桥和龙桥，拒绝了蒋介石劝返成都的举动，明确地向蒋作出了最后的摊牌，已经堵死了退路，当下只有立即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愿跟随起义，但龙桥不是久留之地，因是平原，无藏匿之处，加之王瓒绪来龙桥时可能也进行了侦探，万一蒋介石派空军按图索骥来个大轰炸，岂不糟糕。再是龙桥仅隔成都四十里，距离凤凰山飞机场更近，道路复杂，蒋介石、胡宗南由重庆和陕西撤退的部队都集中在成都附近一带，既不能集合九十五军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大部在川西平原与蒋介石部队开辟战场，因为解放军尚在资阳、内江一带，不能收夹击之效，而胡宗南大部正在溃退中，也不敢贸然作战。因此，应立即转移到彭县，依靠西山设防，等待与解放大军相呼应，进退比较裕如。
邓、刘同意了大家意见，果断地作出了立即起义的最后决策。进一步作了军事部署，当即派遣严啸虎同万里、邓亚民到彭县后方关口一带侦查阵地，并分别通知在川西各县所掌握的地方武装立即动员起来，相机配合所属部队的行动。还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的名义，拟好告全川民众书。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召开会议，要求各方面人员要通过各种可靠关系，保护机关档案，保护学校、工厂，防止国民党的最后破坏；强调了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和合作，一致对付国民党。
会议一结束，牛范九等立即返回成都，在华兴街九十五军军部向杨晒轩副军长和二十四军驻武侯祠的董旭坤营传达了龙桥会议精神，并商定了有关落实事项。当夜，邓、刘由龙桥转到彭县龙兴寺，9日，即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起义通电。
新繁黄公馆是九十五军起义的指挥部
国民党九十五军是川西起义最主要的有生力量。1949年12月8日凌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在龙桥通过军部作战科科长兼通讯兵营长焦汝敬，指调该军参谋刁纯一、王世阗、刘骥北等人以及通信营的电台（附带报话机），去新繁城内黄公馆待命。当晚黄隐陪同邓锡侯、刘文辉离开龙桥，到达新繁后，邓与刘直接前往彭县龙兴寺。
黄隐同解放军二野联络员周超及黄慕颜、黄君常等则到新繁老家黄公馆，同先期到达人员一道，设立了九十五军起义指挥部，开始了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
首先，用发报机与尚在成都的军部联系，部署应急工作，根据当时形势，频繁通知各师团长，进行调兵遣将。当时的成都警备司令盛文听到刘、邓、潘和九十五军起义的消息后，要下令包围九十五军在成都的军部，黄隐即与牛锡光、万里等进行联系，通过他们与盛文谈判，最终达成了军部撤出成都的临时协定。
接着，刘、邓、潘起义的通电稿文和以黄隐领衔的数十名将领拥护起义的通电稿文都拿到新繁交周超过目，征求意见。成都军部的军官们也陆续赶到新繁指挥部，增强了力量，壮大了指挥机构。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由于受形势所迫，愿走投靠共产党这条路，但之前又做过一些对共产党和人民为敌的事，也没有为起义出力奔走过，苦于找不到门路，闻讯九十五军起义和解放军二野联络员周超就在新繁黄公馆的消息后，便纷纷到新繁向黄隐求助。
周超和黄隐对所有登门者来之不拒、热情接待，认真登入起义名册，并反复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宽大优厚政策，鼓励他们团结更多的人走向起义的光明大道。一时，黄公馆既是九十五军的起义指挥部，又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接待站。紧张的工作开展一个多星期后，胡宗南部溃军欲进新繁城，已经和九十五军部队在新繁附近斑竹园等地发生摩擦，小战斗不断，新繁已成为前沿。为了指挥部和各方起义洽谈人员的安全，12月17日，九十五军指挥部迁移至彭县，与刘、邓、潘聚会在一起，共同做好起义后的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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