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他29岁时跟着经学大师郑玄学习，未等到毕业，即爆发了黄巾起义。由于战乱频仍，郑玄带着他的学生只好躲入深山避难，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崔琰在外地流浪了四年之后，方回到家乡，闭门潜读，“以琴书自娱”。
袁绍素慕其才，请其出山，任为骑都尉。崔琰见袁绍野心勃勃，穷兵黩武，多次劝他不如安分守己，巩固住冀州这块地盘。袁绍不听，一意孤行，结果败于官渡，大伤元气。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互相残杀，都想任用崔琰。崔琰见二虎相争，迟早两败俱伤，便借口有病坚辞，因此得罪了二袁，被投入监狱。幸亏好友陈琳等竭力相救，才幸免于难。从此解甲归田，闭门不出。
曹操击败袁谭占领冀州后，自领冀州牧，遍访能人贤士。有人向他举荐了崔琰，曹操大喜，亲自登门延请，让崔琰当了别驾从事。一天，曹操沾沾自喜地对崔琰说：“昨天我看冀州户籍，有三十多万人，可谓大州了。”不料崔琰迎头泼了一盆冷水，说：“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大动干戈，冀州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暴骨原野。主公身为朝廷命官，上任伊始，不先问询百姓疾苦，救其涂炭，却沾沾自喜，忙于核对计算起可以获得多少甲兵来，这岂不辜负了冀州人民对你的厚望了吗？”曹操闻言，收住了笑容，对崔琰的忠言表示十分感谢。
以上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
文中提到的崔琰的故乡“清河东武城”，时属冀州管辖，即今天的河北省故城县军屯镇关庙村一带。崔氏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建庙奉祖，渐成村落，取名崔家庙，后来村庄湮灭，村民并入关庙、刘庙、赵庙等村。
崔氏家族可谓门庭显赫，人丁兴旺，历代才俊辈出，许多人物在中华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距崔琰180多年以后，这里又出了两位惊天动地的人物，为小村蒙上一道传奇色彩。
魏晋时期，崔氏家族便为关东（三国时期虎牢关以东地区）望族，居北方士族之首。魏景初三年，崔琰的从弟崔林任“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一的司空。后来，崔林的重孙崔悦在后赵皇帝石季龙处为仕，位司徒右长史；崔悦的儿子崔潜在后燕成武帝慕容垂处供职，官至黄门侍郎，父子并以才学著称。
崔潜的儿子崔宏，字玄伯，“少有隽才”，著闻乡里，号称“冀州神童”。他饱览诗书，博闻强记，尤擅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造诣自成一家，草、隶、行书，“特尽精巧”，为世所重，与他的姻亲卢玄有“崔、卢”之称（遗憾的是，由于“国史之狱”的株连，其墨宝散佚，无有传世）。其时太原有个叫郝轩的名士，素以知人而闻名于世，他对崔宏的才华非常赞许，称崔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可见崔宏名气之大。
崔宏仕途比较坎坷。前秦王苻坚之弟阳平公苻融任冀州牧时，对崔宏“虚心礼敬”，拜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不久又升为著作佐郎，负责编撰国史，草拟文字，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职务。他在任上，表现出极高的才能，把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无任何差错或积压，工作效率很高。苻坚听说了，十分赞赏，打算把他调在身边，征为太子舍人，负责宫廷文字书记工作。但崔宏淡泊名利，不愿意远离家乡，其时恰好他的母亲生病，便以侍奉母亲为借口，婉言谢绝了。
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国力受到重创，原来被征服的前燕贵族慕容垂于384年宣布脱离前秦另行建国，史称后燕，统治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成为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一个王国。崔宏改仕于后燕慕容垂政权，任高阳内史，相当于县长。
原来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过着游牧生活的鲜卑族拓跋部，此时也逐步向西迁移，进入原来北匈奴驻地，之后拓跋部又南下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逐渐强大起来。公元338年，首领什翼犍建立“代”国，后被前秦所灭。前秦灭亡后，公元39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恢复代政权，进取中原，后燕溃败。
崔宏跟随败军逃奔渤海海滨。拓跋珪久慕崔宏大名，遣人征聘。崔宏见后燕大势已去，又见拓跋珪执礼甚恭，便答应归顺，官拜黄门侍郎，参与总掌机要，负责起草创建各种法规制度。从此，他便毕生效力于拓跋氏政权。
有诗赞曰：
关东崔氏冠豪门，江山代谢出才人。
博古通今比王佐，良弓三易辅明君。
拓跋氏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姓氏，主要活动在上谷（今河北怀来）以西至敦煌一带。拓跋珪统一北方后，觉得再用以前代王的封号名不正言不顺，便召集群臣议定国号。崔宏十分景仰魏武王曹操的雄才大略，也特别仰慕崔氏先人仕于魏国的宦绩，引经据典，建议国号称“魏”。拓跋珪听他说得头头是道，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拓跋氏政权立国号为“魏”。拓跋珪称帝，即道武帝，史称“北魏”。拓跋氏建国后，日益强盛，国土扩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域。
当时，拓跋氏的文化、文明程度远低于汉人，执政能力明显不足。所以，道武帝经常向崔宏咨询一些古今帝王成败得失的治国经验。而崔宏本是一介大儒，自然是每问必答。他既不违背皇上的旨意，也不谄谀巴结，十分得体的向道武帝讲述古人治国之策，解析历代废兴的原因，道武帝听了很受启发，对他的信任感与日俱增。他把崔宏视为当朝萧何，言听计从，为长治久安，让崔宏负责划分官爵等级，创建朝廷礼仪制度，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总而裁之”，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大法。从此，崔宏成为道武帝的宠臣，势倾朝廷。他被赐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开国元勋庾岳、奚斤等一帮老臣同班列朝，倍受殊荣。
崔宏深得道武帝宠信，不惟勤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廉政。他廉洁为官，干净做事，不谋私利，道武帝对此非常赏识。
崔宏立身雅正，生活十分简约。在战乱时期，他身处厄境，仍厉志笃学，不以资产为意，不为财帛动心，老婆孩子忍饥挨饿，跟着他过苦日子。以后入朝做官，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仍约俭自居，史书说他“不营产业，家徒四壁”，除了吃的穿的用的，别无长物；他甚至出行时没有专车，经常步行上朝。他的母亲年已七十，但和家人一样，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没有任何额外照顾。有些人认为崔宏做得有些过分，冷嘲热讽，而崔宏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对自身要求更加严格了。道武帝听说了，对崔宏愈加敬重，厚加馈赐。有一次，道武帝率群臣去恒山朝拜，半路上恰巧遇见崔宏亲自扶着他老母亲一步步登上山来。以崔宏的权势和地位，他完全有理由、有条件雇顶轿子或滑竿之类的交通工具把老娘抬上山。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件事让道武帝很受感动，“赐以牛米”。
崔宏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道武帝，道武帝晚年患了多疑症，精神近乎分裂，六亲不认，许多大臣都被他无缘无故杀害了，唯独崔宏依然故我，安然无恙。
道武帝被他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杀死以后，拓跋绍为了继承皇位，向下属行贿收买人心拉“选票”。以司徒长孙嵩为首的一些“势利眼”王公大臣，都接受了拓跋绍的“赏赐”。崔宏看穿了他的阴谋，认为其人弑父篡国，大逆不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为所动，坚决拒收。果然，道武帝的长子拓跋嗣很快剪除了拓跋绍，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明元帝。明元帝对崔浩“拒腐蚀，永不沾”的品行大加褒扬，说关键时刻方显出忠良本色，羞得长孙嵩等人无地自容。明元帝委崔宏以重任，让他巡视各地，专门惩办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
明元帝即位之初，觉得有些郡国的豪绅势力非常强大，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常常与朝庭抗衡，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便决定把他们疏散到外地，削弱他们的势力。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有恋乡心理，故土难离，因此此令一出，抵触情绪很大。加之有些地方官员不细心说服动员，强行迁徙，引起暴乱，一时难以平息。明元帝接到报告，决定派兵武力镇压，抓捕带头闹事者。
崔宏的家乡武城本是弦歌之乡。春秋时，孔子的高足子游做武城宰，筑弦歌台，用礼乐教化人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深得孔子赞扬。崔宏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仁义思想根深蒂固。他即向明元帝建言：“皇上您治理天下，以安人为本，何必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呢？百姓违法，虽然一味姑息迁就赦免不是上策，但不妨试行一下，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如果这次原谅了他们日后还不改悔，那时再杀不迟。”明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他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对暴民晓之以理，明之以法，果然很快平息了事端。崔宏的怀柔政策取得明显效果。明元帝对他的才干很是欣赏，事后下诏令他“与长孙嵩等朝堂决刑狱”，执掌朝廷司法大权。
后来，崔宏又献策平定了入侵的并州胡人，明元帝拜他为天部大人，进爵为公。
多年的辛勤工作，崔宏积劳成疾。泰常三年夏，崔宏病情转危，明元帝忧心如焚，派遣侍臣随时了解病情，一夜往返数次，并听取他的临终遗言。崔宏死后，追赠司空，谥文贞公。丧礼规格比照王侯规制，下令群臣及附国渠帅都来参加，自亲王以外，尽命拜送，哀荣备至。
有诗赞曰：
立国北魏建功勋，定仪严律等级分。
为政清廉报家国，约己宽民见忠贞。
崔宏的三个儿子，个个表现非常出色。长子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善于书法，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官至司徒；次子崔简，字冲亮，亦善书法，历官中书侍郎，征虏将军；三子崔恬，历官给事中，上党太守，荆州刺史。
崔浩是个才貌出众的美男子。他不但长相俊美，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且机敏通达，长于计谋，自比张良，比他父亲更有才华。少年时，他广泛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著作郎。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他常常和父亲崔宏一道乘车随道武帝去各地巡察，人们见了都非常艳羡。
和其父一样，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有时忙起来整日不归家。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后，马上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崔家世奉道教，崔浩更是着迷于此道，因此二人兴趣相投，一拍即合，与其说是君臣，毋宁说是密友。崔浩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明元帝听了非常赞诩，每有大事便命崔浩占卜吉凶，解疑释惑。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经常参与军国大事，明元帝对其深信不疑。
神瑞二年(415年)，魏国首都平成（今山西大同市）连年干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有些大臣建议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从北魏游牧民族初入中原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出发，陈述利害，劝阻了迁都邺的计划。明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度过了难关，既避免了迁都在经济方面的巨大浪费，又维护了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边境安全。他还从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弑杀的教训中，认为拓跋氏不立太子的传统不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建议明元帝立长子拓跋焘为副主，成为法定的接班人。从此北魏立太子成为制度，相对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北魏历经十七帝，存在了171年。
当时，活动在陕西靖边一代的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夏”国和山西大同附近的柔然部族，对北魏王朝虎视眈眈，经常出兵骚扰边境，人民饱受劫掠之苦。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头疼的难题，如何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胁，是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
长孙嵩等一班大臣贪图眼前利益，都说：“夏是土著人，对我们造不成大的祸害。不如先伐柔然，如果能追上他们，就歼而灭之；如果追不上他们，我们即猎于阴山，获取其禽兽皮角以补充军需。”长孙嵩是北魏开国元戎，屡建战功，与崔浩之父同掌朝权，位居“八公”之首，一言九鼎，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时任太常卿的崔浩却高瞻远瞩，不以为然，反驳说：“柔然行动敏捷，集结时象飞鸟一样霎时即来，撤退时像野兽一样瞬间消失，我们如果用大部队追赶，行动迟缓，难以追上；如果用小部队追赶，兵力不足，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而夏疆域不过千里，且政治残暴，刑法酷烈，民怨沸腾，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所以上策应先讨伐夏。”
太武帝觉得崔浩说的有道理，决定依言先攻夏。长孙嵩等还是不同意，特别是长孙嵩根本不把崔浩这个晚辈看在眼里，说：“如果攻夏，敌人固守城池，以逸待劳，我们长途跋涉，贸然进军，是非常危险的！”其他文武大臣也随声附和，动摇太武帝的决心。
这时只有崔浩一人赞成太武帝的决策。他力排众议，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长孙嵩仍固执己见，说崔浩一介书生，妖言惑众，贻误战机。太武帝本来就相信易学，闻言大怒，把长孙嵩羞辱了一番，亲率大军出征。
夏国都统万城俗称“白城子”，征发各地10万余众施工5年而建成。夏主对工程要求非常严格，城墙用三合土夯筑，在筑城的时候，每筑一段城墙就用铁锥扎一扎，扎不进去有奖，扎进去就杀工匠，拆了重筑不说还把人也筑到城墙里去。夏主赫连昌自以为都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根本没把北魏的进攻放在眼里。这一日，正在城内与群臣欢宴，闻魏军来攻，仓皇率兵出战，厮杀一阵，败退入城。
太武帝欲趁势夺城，一举全胜。崔浩却认为，敌人城防坚固，不宜强攻，只宜智取。他建议太武帝诱敌出城，断其归路，再拼死与之决战，方可获胜。太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分兵埋伏于深谷，以少数部众进抵城下诱战。
夏主也十分狡猾，下令闭城坚守，等待援兵，企图内外夹击，击退北魏军马。太武帝见夏军不出战，便假装害怕的样子退兵示弱，另遣5000骑去城西抢掠居民，引诱夏主出城。崔浩又故意放走一个因犯罪而要受到惩处的兵士亡奔于夏，说魏军粮尽，后续部队也没有赶到，战斗力比较薄弱。夏主听信了他的话，遂率步骑3万出击。
太武帝急忙指挥部队假装逃跑，把敌人吸引过来。夏主不知是计，兵分两路追击。这时，忽然风雨交加，飞沙蔽天，魏军逆风而行，大雨扑面，风沙迷眼，不利作战。宦官赵倪说：“今风雨从贼后来，我们正好面向风雨，睁不开眼睛，此乃天不助人。将士们又非常饥渴，请陛下赶快收兵暂避，待以后选择时机再战。”
在这关键时刻，崔浩深知主帅的决心一旦发生动摇，便会功亏一篑，后果不堪设想，厉声喝叱道：“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制胜，胜败就在今日，岂能随便变更策略？敌人不停地追赶，后面已经脱节，我们应把军队埋伏在山谷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刮风下雨是自然现象，可以由人来掌握，怎么能说是老天不帮助我们呢？”
他建议太武帝分骑兵为左右两队，悄悄地绕到夏军后面，这样把逆风变为顺风，乘势发动攻击。夏军追着追着，前面失去了目标，突然背后挨打，措手不及，等掉过屁股来再还击的时候，风雨打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全军溃散，大败而逃。夏主赫连昌不及入城，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去了。魏军入夏都统万城，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计；又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器物不计其数。
至此，夏亡。北魏除去一大宿敌。
有诗赞曰：
虎子自古出将门，父子同朝称贤臣。
内修政治外安邦，从此北疆息征尘。
神麚二年(429年)四月，太武帝召集群臣商议进攻柔然，公卿大臣担心宋军乘机北进，一致反对，只有崔浩积极支持。他说：“南朝宋自从皇帝刘裕死后，国势一直萎靡不振，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而柔然多次侵略我们，气焰嚣张，军民都很恐惧，应当重点打击。”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是北魏出名的辩士，年轻时他曾经劝阻过前秦苻坚不要进攻东晋，苻坚不听，结果淝水之战一败涂地。由此，张渊出了名。
张渊精通阴阳学，他对太武帝说：“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即便侥幸取胜，也不利于君主。”群臣也齐声附和，说：“今天时人事都不和谐，怎能轻举妄动？”
太武帝心中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当庭辩论，演出一场“舌战群儒”大戏。
说起阴阳学这一套，难不住崔浩。他胸有成竹，反驳张渊说：“阳为恩德，阴为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修炼积德；出现月食时，君主要整治、运用刑罚。而战争征伐，是最大的用刑。你们这些人目光短浅，小人见识，不达大体，难与远图。柔然穷兵黩武，生性凶残，犯下大罪。今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用重典，惩腐恶，顺应天理。我夜观天象，近年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天意不可违，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荒漠之外的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他们行动诡谲，没有规律，难以彻底降服，为什么要着急对他们兴师动众？”
崔浩说：“张渊说阴阳，还算是懂得些，若论天下形势，就外行了。你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拿到今天，就不合时宜了。为什么这么说？柔然过去是我们国家北边的一部分，后来叛离，现在诛其元恶，把那些善良的老百姓重新解放过来，让他们继续为我们效力，不是没有用。漠北地势高，气候凉爽，不生蚊蚋，水草丰盛，不是不可耕种。对于柔然，我们一直认为他们行动迅捷，难以追赶，其实也不是这样。他善走，我们有轻骑部队亦能远逐，与之周旋进退，不是制不服他们。柔然放牧的习惯是夏天分散，秋后集中，现在正是夏天，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乘虚掩进，破灭其国，到了秋天，就更不好收拾了。鉴于这些，怎能不急于征伐他们呢？”
张渊还想狡辩，崔浩话锋一转，嘲讽地质问他：“世人都说你和徐辩精通阴阳，能够预知成败。我请问问你，夏国未灭之前有什么灭亡的征兆吗？如果你知道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如果确实不知道，是你确实无能！”说得张渊等人面红耳赤，惭不能对。
有人还是主张先打南朝宋，提醒崔浩：“我们北伐柔然，千里行军，难免不泄漏消息。如果柔然远远地逃跑了，我们扑个空，而南朝宋兵趁虚而入，那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崔浩泰然一笑，说：“你们说的不对。若不抓紧战机狠狠打击柔然，则无法防御南朝宋。自我们消灭夏以来，南人恐惧，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现在他们集中兵力防守淮北，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胆敢进犯，无异于把牛入虎口，自寻灭亡。而柔然骄纵惯了，以为我们离他们很远，鞭长莫及，多年来即麻痹大意。今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军突然而至，必惊骇万分，望风而逃。那时，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行动迟缓，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全歼。我们一劳永逸，获长久之利，这个机遇千万不可错过。我以前只怕皇上下不了决心，现在皇上主意已定，要干一番大事，你们怎么又出来阻止？你们看问题过于简单啊，公卿们！”
一席话，说得满朝文武都不言声了。就连崔浩的老师——自称太上老君、被太武帝敕封为“天师”的著名道士寇谦之——也是疑虑重重，问崔浩：“你有把握消灭柔然吗？”
崔浩信心十足地用“激将法”说：“一定能够消灭。只是担心众将领前瞻后顾，畏葸不前，不能乘胜深入，难获全胜。”
太武帝闻言，对大臣们说：“吾意已决。我相信伯渊的话！”当即下令：“临阵不前，贪生怕死者斩！”
一场激辩结束了，太武帝非常高兴，亲自率军由东道趋黑山，会攻柔然。果然柔然卒不及防，闻魏军袭来，溃不成军，民畜遍野，惊惧奔散。柔然可汗纥升盖无心恋战，惊慌失措，烧毁庐舍，向西逃跑了。其弟匹黎先前来救援，也大败而逃，首领数百人被杀。太武帝率军乘势追杀，在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的地域内分兵搜讨，俘斩甚众。原属柔然的高车诸部趁机倒戈，抄掠柔然，归附北魏。柔然各部前后降魏者30余万众，魏军缴获战马百余万匹及大批车辆、兵器、畜产等物资。
这一役，北魏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太武帝回到都城平城，宋朝果然没有出兵，结果皆如崔浩所料。太武帝加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其谋划之功。
有诗赞曰：
舌战群儒排众议，庙堂胜算藏玄机。
雄师到处柔然灭，敢比诸葛用兵奇！
太延五年(439年)三月，在北魏与北谅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通奸，俩人如胶似漆，冷落了武威公主。事情败露后，武威公主不依不饶，和沮渠牧犍大闹了一场。为铲除情敌，李氏和牧犍的姐姐密谋，在武威公主的饭中下毒。武威公主食后面色蜡黄，呕吐不止，侥幸没死。太武帝闻后，派人将公主接回治愈，并令沮渠牧犍交出李氏，沮渠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非常生气，遣使至北凉，又听说沮渠牧犍逢人便喜滋滋地传播柔然可汗的妄言：“去年魏帝被我打败了，国威不能复振。”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观察虚实。贺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确实居心叵测。
太武帝探明北谅对称藩确实怀有二心，便决定伐谅，并问计于崔浩。
崔浩分析说：“牧犍野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往年北伐，虽不能说每战必胜，但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出征的军马约三十万匹，在途死伤不满八千。即使不作战，平时老死病死的，也不少于万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而敌人夸大我们的损失，制造谣言，说我们伤了元气，不能复振。今正好将计就计，按照他们说的，麻痹他们，让他们想不到我们突然而至，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瓮中捉鳖，一举全歼！”
太武帝又问此次出兵能否制胜？崔浩说：“牧犍兵力劣弱，且兄弟之间骄恣争权，相互残杀，民心离解。加上近年天灾地变都发生在秦凉，这皆为亡国之兆。伐必胜！”
太武帝听了非常高兴，说：“好，卿之所言，正合吾意。”又召集群臣进一步商讨。
不料，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北谅牧犍承袭父职，作为西边的一个藩国已有多年了。虽然其心不甘于称臣，但目前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宜采取安抚笼络的办法。我们连年征战，兵疲马惫，应做小的休整。再者说了，北谅都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大军既到，不得久停。他们听到我军到来，必然壁垒坚守，城池攻不下来，抢东西野地里又一无所有，到时候进退维谷，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攻打北谅得不偿失。
太武帝把崔浩的话和盘托出来，告之群臣，群臣相觑无言，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强辩客观理由，说那里没有水草，云云。
尚书李顺因在征夏伐柔然时表现出色，深得太武帝赏识，曾作为太武帝的特使12次出使北谅，是个地地道道的“北谅通”，在北谅问题上也最有发言权。
当太武帝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说：“自温圉河以西，一直到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融，雪水汇成河流，当地老百姓引以溉灌。北谅人听到我们军队来了，必然会决口放水。渠水放尽了，必然赤地百里，干旱无草，军马不能久留，怎能行军作战？”
以前，李顺每次出使回来，都讲些北谅的不好处，这次太武帝听他说得情况与以前不一样，不免心生疑窦。
原来，李顺在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重金贿赂他。李顺本是个贪财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次，见太武帝攻打北谅的决心很大，他便编造了这一通危言耸听的谎话，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了他受贿的事，曾向太武帝检举过。但其时李顺正受到宠信，太武帝认为崔浩是争风吃醋，并不相信。
太武帝用迟疑的目光望着崔浩，再次征求崔浩的看法。崔浩听李顺之言漏洞百出，断定他是在说谎蛊惑人心，便引经据典戳穿他的谎言：“《汉书·地理志》写得明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凉州是天下最富饶的地方。如果那里没有水草，老百姓怎么畜牧？再说，汉朝总不会在一个缺水少草的荒凉之地修筑城郭，设立郡县吧？还有，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干旱，雪水融化下来，也只能是浸润一下尘土，怎么会成为河流沟渠，溉灌数百万顷田地呢？这话纯粹是糊弄人的，不可信。”
李顺听了，惊出一身冷汗，又故作镇静诡辩说：“耳闻不如眼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难道还会有假吗？你一介书生有什么资格和我争论？”
此时，崔浩再也忍耐不住了，正色说：“你接受了人家的财物，当然要替人家说话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你以为我没看见就可以受你的蒙蔽吗？”
太武帝听到这里，声色俱厉地斥责李顺等人，群臣这才不敢再说什么，唯唯诺诺。
拿下姑臧后，太武帝见此地水草丰盛，由此才知晓李顺是个奸臣，十分痛恨，下令处死李顺。他对崔浩说：“你说过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当初我差点上了李顺的当！”崔浩说：“臣在您面前说话不敢不实，向来如此。”九月，沮渠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率部投降，姑臧城溃，沮渠牧犍见大势已去，率文武5000人出降。
战事的进展与崔浩所预料的完全一样，由是太武帝对崔浩更是信服有加，视为当朝诸葛孔明。为了庆祝胜利，太武帝举行了盛大宴会，席间，他牵着崔浩的手对一些外国使臣说：“你们所说的崔公，就是他啊！才略之荚，当世无比。我做事可与否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成败皆由他来判定。如果当初前秦苻坚等帝王遇到他这样的能臣，国家也不会灭亡啊！”又转身训导群臣说：“之前你们这些人都说我听从伯渊的计谋是荒谬的，现在怎么样？你们一个个在敌人面前胆小如鼠，简直都是废物！事实证明，自以为常胜的人，开始都觉得比别人高明得很，等到最后，才知道远远跟不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今后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都得先向崔浩咨询，然后施行。”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位列三公。
北谅灭亡以后，接着，魏军又攻克张掖、乐都、酒泉等地，至此，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西晋末年以来历时135年的十六国时期结束，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南北朝时代。
有诗赞曰：
崔郎有识亦有胆，戳破谎言辨内奸。
出奇制胜驱龙虎，攻破北谅奏凯旋！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关中一带爆发了以卢水胡人（匈奴的一支）盖吴为首的民众暴动，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太武帝至东雍州(治今山西临汾)，攻打义军首领薛永宗所部。
战前，太武帝问崔浩：“今天可否出击？”
崔浩说：“薛永宗不知道陛下亲自来剿，思想上、军事上都没有防备。今日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便可将敌人粉碎。如果等到明日，恐其见我官军盛大，必定连夜逃遁。”
太武帝采纳了他的话，率军把东雍州团团围住。薛永宗果然没有防备，惊慌失措，奋力杀出城垒，与家人皆投汾水而死，魏军大获全胜。
听说盖吴在长安以北，太武帝认为渭北之地无谷草，打算渡过渭南，循渭水西进。他问计于崔浩：“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我想渡渭南西行，怎么样？”
崔浩说：“盖吴大营离这里六十里，为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应该乘势先击盖吴。现在我军前往，一日便到。荡平盖吴之后，回师再向长安，亦一日而至。短短一日之内，不会有什么损伤。我认为应该从北道进发。如果走南道，则盖吴会进入北山，占据有利地形，很难攻破。”
这次太武帝没有听从崔浩的话，执意沿渭水南岸西进，抵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盖吴得到消息，果然散入北地山中，魏军一无所获。太武帝悔不该不听崔浩之言，错过了一个重创敌人的大好时机，嗟叹不已。
太武帝到长安以后，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理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商豪绅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
太武帝初年，崔浩曾受到同僚的排挤，回到武城家中赋闲。期间，他结识了道士寇谦之，潜心学道。他原本就对玄象阴阳十分精通，听了寇谦之的传道，更加笃信道教，达到痴迷的程度。而他的妻郭氏与之相反，敬好释典，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时时读诵佛经。崔浩认为唯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才是正宗，而佛教是“胡教”，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洋教”，因此对其深恶痛绝。他多次规劝妻子改信道教，妻子不停，他一怒之下，将家中的佛经取而焚之，把纸灰倾于茅厕中。后来，他被太武帝重新召回录用，并渐受恩宠。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也信奉道教，成为忠实的道教徒，自称太平真君，甚至把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北魏实行全民皆兵。太武帝认为那些和尚尼姑不劳而食，不但为国家创造不了财富，还要免除租税、徭役，实为国家一大祸害，所以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崔浩本来就崇道抑佛，此时见太武帝动怒，便趁机火上浇油，不断向太武帝灌输唯有道教才是立国之本的理念，劝太武帝灭佛兴道，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彻底铲除佛教的影响。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灭佛政策相当苛虐残忍：把长安的沙门全部杀掉，全国的所有经像全部焚毁。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崇信佛教的监国太子拓跋晃对这种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十分不满，再三上表，劝阻太武帝灭佛。太武帝根本听不进去，依旧对佛门诛除不赦。见太武帝不纳其言，拓跋晃便把废佛诏书扣压下来，迟迟不予宣布，故意留出时间和机会，让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这样大批佛经、佛像亦得以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焚烬，寺庙被洗劫一空，惨不忍睹。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太武法难”。拓跋晃把满腔悲愤都集中在崔浩身上，对崔浩恨之入骨。
镇压农民起义，诛灭佛法，这是崔浩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如果说平叛义军是维护北魏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残酷的“灭佛”行为就不可宽恕了。“太武法难”名义上看起来是太武帝发动的，实际上崔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仅是对佛教文化的围剿，更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由于崔浩与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鲜卑贵族久有间隙，他极力鼓动太武帝灭佛的真正目的是以毁灭佛教的名誉来打击异己力量，这虽然巩固了他的政治势力，也因此得罪了大批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废佛后，崔浩变得更加专横跋扈，滥用权势，以致许多人到太武帝那里进谗言，太武帝渐渐对崔浩疏远。终于，崔浩失宠，一颗政治明星的光环渐渐黯淡下去。
诗曰：
灭佛残忍失人心，血雨腥风铸冤魂。
千秋毁誉在一旦，多行不义埋祸根。
崔浩作为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元老，功勋卓著，声望超过他的父亲，成为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尤其是太武帝拓跋焘，对崔浩不仅仅是君臣之间的信任，而且像朋友一般亲近。他不拘君臣大礼，甚至有时亲自屈尊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有时皇上突然来了，崔浩措手不及，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拿出家常菜肴招待，太武帝亦毫不责怪，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随便出入于皇帝卧室。这种超乎寻常的君臣关系史上罕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太武帝对崔浩越宠信，一些人对他就越嫉恨。特别是鲜卑贵族不能容忍汉人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何况崔浩依然超越他们，简直就是皇上第二了！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千方百计加以排挤打击。崔浩理所当然成了鲜卑贵族攻击的主要目标。
崔浩对面临的杀头之祸全然不知，不但不知退避，反而公然和鲜卑贵族分庭抗礼，在明哲保身方面确不如他的父亲崔宏。崔宏多年侍奉在皇帝左右，深知“傍君如傍虎”的道理，特别是他先后在前秦、后燕和北魏为仕，接触的都是少数民族君王，知道他们的文化、习性与汉族大不一样，暴怒无常，因此处处慎言慎行，用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保护自身。而崔浩就不行了，他有时说话很尖刻，甚至连太子也不放在眼里。一次，崔浩推荐出冀、定、相、幽、并五州郡守人选，太子拓跋晃对这个人事安排不同意，崔浩却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这样又得罪了太子，拓跋晃对他积怨愈深。
针对鲜卑贵族不讲伦理道德、僭越礼制的混乱现象，崔浩还企图用儒家传统思想来改造他们，按照汉族士族的门阀等级观念规定鲜卑氏族的尊卑高下。这又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抵制情绪很大。他的表弟、高门士族卢玄也觉得这样会伤害一些鲜卑贵族的自尊和利益，劝阻他“宜加三思”，不要贸然行事。但崔浩不听，一意孤行，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为以后招致血光之灾埋下了祸根。当时，一些大臣都预感到崔浩要大祸临头了。
于是，那些鲜卑贵族暗中窥伺，随时找他的岔子，为弹劾他搜集材料，罗列罪状。崔浩之弟崔恬的女婿王慧龙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酒糟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不知道崔浩为什么非常欣赏王慧龙的齇鼻，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在朝中鲜卑诸公面前称赞王慧龙长得如何如何俊美。这本来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闲话，可是却为其政敌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司徒长孙嵩本来对崔氏父子就有成见，听崔浩赞扬王慧龙，认为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即是有嘲讽鄙视鲜卑人的意思，于是向太武帝告了一状。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严加训斥，吓得崔浩脱帽叩头，狠狠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其实，我们至今也不明白，一个酒糟鼻子究竟美在什么地方？崔浩信口开河，真是自取其祸！
这些，都是崔浩失宠的伏笔，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导致崔浩掉脑袋的直接原因还是《国史》事件。
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负责续修国史。崔浩作为主编，在整个编修过程中亲自动笔并不多，只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综合整理工作。续史完成后，名曰《国记》。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本是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徒，他们为了讨好崔浩，建议把《国记》连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碑上，以彰后人。崔浩没有多加考虑，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负责领导工作的太子拓跋晃也表示同意。于是，在都城繁华处营造了一个刻有《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碑林规模很大，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多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叙述了拓跋氏一些鲜为人知的不太光彩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过往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曝扬国恶，抖搂皇帝的家丑，犯下弥天大罪。太武帝怒不可遏，命令立即逮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其罪状。
由于事关重大，太武帝亲自审讯，质问说：“崔浩，我待你不薄，缘何你却辱没我的祖宗八代？”崔浩惶惑不能应对，只是说具体编撰国史的是闵湛、郗标，建立碑林是请示太子同意的。太武帝询问太子拓跋晃究竟是怎么回事？拓跋晃本来就对崔浩嫉恨，当然不会承认。太武帝更加恼怒，判崔浩斩刑。
就这样，直到临死，这个一生机敏、号称诸葛亮的崔浩对自己所犯何罪，也没弄明白。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腰斩弃市。在押送刑场行刑途中，崔浩身带重枷，蓬头散发，铿锵而行。几十名行刑刽子一边厉声呵斥，一边往他身上撒尿，崔浩两眼无光，痛苦地“嗷嗷”直叫，过往行人听得真真切切，军民见者，无不垂泪。崔浩遭受的污辱，为几千年文士功臣所罕见。与崔浩同时受诛的，还有闵湛、郗标以下多人，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连同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满门抄斩。
这次事件，史称“国史之狱”。
有人说，这是崔浩持才傲物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说，这是崔浩灭佛的报应。究为何因，留与后人深思。
有诗叹曰：
文韬武略知兴亡，经天纬地晓阴阳。
百密一疏九族灭，遗恨青山哭忠良！
崔浩获罪，株连九族，崔氏族人被杀的被杀，藏匿的藏匿，侥幸逃跑的逃跑，还有的为避祸改姓埋名。现在，故城县建国镇一王姓中医的族谱，即前半部分姓崔，后半部分姓王，便是这段历史的佐证。
经过这一场变故，崔氏家族大伤元气，其故里崔家庙风光不再，宗祠房屋倾圮，田园荒芜，人口骤减，幸存者并入附近的关庙、刘庙、赵庙等村庄，崔家庙这个显赫一时的村庄渐渐消失，后人甚至淡忘了这个名字。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崔氏父子的事迹鲜为人知，许多故城人甚至不知自己家乡还出现过如此杰出的人物。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故城县还生活着崔宏的后裔，他们津津乐道自己的祖先，引以为荣。今关庙村东南里许的关庙小学即建于“崔家花园”旧址上。崔家花园于平地隆起一土岗，状似龟形，故又俗称“王八岗子”。登临此处，四目旷达，可以俯瞰四野，仰观星月，发思古之幽情，念崔氏之显赫！
俱往矣！运河悠悠，往事如烟。崔宏以其卓越的才学为北魏少数民族政权服务，为促使北魏统治者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崔浩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辅佐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参与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人称其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这种父子同朝为臣，同为开国元勋的双子星座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这当是故城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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