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导游带我们参观大名鼎鼎的敦煌莫高窟。我最初的莫高窟的印像来自1981的国产电影《沙漠宝窟》，其中的一支忧伤凄凉的插曲令我记忆深刻。
说到莫高窟，在此需罗嗦几句。原来，丝绸之路东从长安或洛阳为起点，从河西走廊抵达敦煌，再分为南北两线：北线出玉门关沿天山山脉南麓西去，南线出阳关沿昆仑山脉北麓西进，两线相会于喀什噶尔，再到达西域诸国。为此，西来的商队不管走南线还是北线，穿越戈壁或沙漠之后，到达河西的第一个绿洲就是敦煌，在此稍事休整，补充水粮继续东行。在一千多年的时光里，敦煌一直是东西货物的集散之地，也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东来西往的各国各民族商人、官员、宗教人士、旅行家都聚集在此，彼此影响，相互交流，共生共荣。因此，西域诸国一直信奉的佛教文化也在此繁荣起来。公元366年，有位叫乐尊者的和尚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似有千佛幻影，断定此乃风水宝地，于是萌发开凿洞窟修建佛像之心，后经历朝历代不断开凿建设，大小洞窟甚多，遂成佛门圣地，被称之为敦煌莫高窟。幸运的是，此地干燥，人员稀少，洞内壁画和彩塑保存久远，一直以来并未遭到毁灭性破坏。加之洞窟时间跨越大，佛教艺术成就高，反弹琵琶、飞天形象精妙绝伦，信值得一观。
参观之前，导游强调又强调，进洞窟参观，不许照相，不许大声喧哗，不许用手触摸壁画等等。否则，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莫高窟管理部门为我们另配解说员，得用耳机听其解说，以免影响他人。好在该解说员音声圆润，吐词清晰，很有亲和力，听她解说乃是一种享受。每进到一个黑魆魆的洞窟，都是门很狭小，里面别有洞天，她将冷光电筒打开，照到古老的壁画或彩塑上，开始轻言细语的讲解。她告诉我们，彩塑佛像都是用木头做支架，再涂上裹有麦草的泥巴做成胚胎，按需要涂上不同的颜色而成。参观时，细看塑像的破损处，可见裸露的千年前泥巴和麦草的残迹。因区域及可开凿的洞窟有限，后人习惯将前人留下的精美壁画用泥巴抹去，再画上新的。这样，每个洞窟内的壁画并不是只有一层，而是有多层，多的有七八层，少的也有三四层。......遗憾的是，我们总是被后面的人推挤着，而匆匆忙忙结束参观讲解，走出洞窟，继续赶往下一个参观点。到下一个参观洞窟的遭遇也是这样，还没过瘾就结束了。最后参观16、17号洞窟——藏经洞（王道士发现文物的洞窟），更是人满为患，没怎么解说就给挤了出来。整个莫高窟共有492个洞窟藏有壁画或彩塑等艺术品，我们仅被解说员带领着参观了8个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洞窟，走马观花都算不上，余下的无缘以观。
总之，给人的整体感觉，这儿的文物保护意识超强，一丝不苟，科学规范，不得半点马虎。
将敦煌莫高窟的大名普及到国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论出力大小，当首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书。曾几何时，《文化苦旅》的发行量高达上千万册，稍有文化的人都会买来一本，拜读一二。据说，当年歌舞厅、夜总会里的每个应召女郎的时髦精致手提包内，有两种东西是必备的——避孕套和《文化苦旅》。可见该书的影响力之大。
《文化苦旅》中有篇文章——《道士塔》，曾激起许多国人的满腔愤怒：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所藏的五万多件珍稀宝贵的唐宋及以前文物（从三国魏晋到北宋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文书除汉文外，栗特文、佉卢文、回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其内容涉及佛、道等教之宗教文书，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世俗文书），经过一千多年的时光洗礼，每一件文物都是无价之宝，拿在手里都会颤抖，却有四万多件被发现者——王道士当成私人财产，以白菜价论箱打包分别卖给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等人，现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或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的博物馆中，堂堂的中国——这些世界级瑰宝文物的真正主人，只保藏着可怜的八千余件而已。于是，大伙都唾骂那个湖北麻城人——矮小猥琐的王元禄道士，他是导致中国文物遗失海外的罪魁祸首！
在此，我不想评说王道士的功过是非。我只想说，凡事有其因缘和宿命逻辑的必然。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1899年和1900年，清王朝日薄西山，中国人民正处在灾难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哀鸿遍野，可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接连有两个后来震惊世界的大发现——甲骨文和藏经洞文物。
这两个“大发现”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即1899年秋天，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鹤年堂药店买药医治。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药材“龙骨”上面，刻划着一些奇特的符号，纹痕清晰，跟商王朝的青铜器上的铭文类似，于是有意识购来所有“龙骨”加以研究，由此发现了一种年代久远的古老文字（汉字的祖先）——甲骨文，引起了文化界的巨大轰动，从而揭开了一个伟大王朝的神秘面纱，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紧接着的1900年6月22日（是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一直在藏经洞所在的16号洞窟清理流沙的王道士（请注意，他也姓王），无意间发现该洞窟的进洞过道的墙壁上，还有一个很小的隐秘洞窟（即为藏经洞——17号洞窟），里面满满实实充填着五万余件古老文物。这些世界级文物，在洞内已经埋藏了800余年（系何原因被秘藏于此，至今存在争议），被一个并无多少文墨的小人物发现，哪里能懂得其中的伟大意义？论学识修为，西域边陲的王元禄怎么能和身居京城的另一个姓王的国子监祭酒相比？论信息传播和文化氛围，遥远的敦煌城又怎能与北京城相比？可怜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命运多舛：藏身之时，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出世之日，清王朝风雨飘摇，无人识货，被王道士当成价值菲薄的“故纸堆”而等闲视之。当时的整个中国知识界，也没有谁看到其中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根本就无人问津，任由充满农民意识的不乏狡黠和圆滑的王元禄保管私藏。一直到八年后的1908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闻讯来到敦煌，文物被贱卖的悲剧性交易就无法挽回地成交了。
我想问问，从1900年文物被发现，到1908年文物被盗走，这漫长的七八年，时间可不短，中国的文化精英和身居高位的当权者在干什么？当年的充满爱国热血的“余秋雨”们在哪里？“敦煌学”怎么就没有像“甲骨文学”那样受重视起来？细一想也可以理解：当时清王朝国运衰落，政府机构腐朽不堪，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糊口都困难，生存问题没得到解决，谁还有心思在乎文化上的事情？据史料记载，残存的许多“孤本”文物在由敦煌运往北京的途中，拿宝当草，日晒雨淋，被盗被损不计其数，真令人痛心！读到这里，我颇有些悲愤地想：还不如让那个婊子养的斯坦因、伯希和拿走，好歹还留存于世，今天还可以漂洋过海到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里看一眼。
直到强盗们将文物堂而皇之地运出国门，经过细心研究，出版研究成果，引起世界文化界的轰动，国人才痛心疾首，大呼耻辱！耻辱！那是我们的宝贝啊！——到这时已悔之晚矣。凭心而论，这笔帐不能算在王道士一个人身上，这个悲剧是一个国家的国运所致，非普通的人力意志可转移的。此时，我想起某市招商引资曾用的宣传用语：不求所有，但图所在，还图所用，更图所为。
对于敦煌的文物，我们也需有这个心理才能平静。只要这些文物还在这个世界上，被人们所重视，当它们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精神财富，被好好保管珍藏，不毁失破坏，我们就知足了。不然，还能咋地？娘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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